苏轼从政中的民本思想

苏轼自小聪慧，对儒家经典熟读于心，故他的一言一行都有儒家思想的烙印，民本思想贯穿他从政的始终。在宋朝面临外敌入侵时，他愿意上阵杀敌，但他更关注人民的生存，用治水、施药等方式关心民生疾苦；苏轼常上书皇帝强调人民对社稷的重要性，在王安石新政出台后，他便多次上书神宗皇帝，阐明百姓之利不可忽视；苏轼在地方为官期间，多次针对地方实际困难提出解决办法，如徐州治水、疏浚西湖，改善衙前役弊端，这些方案的提出都极大的改善了百姓的生活质量。而且苏轼喜爱研究历史，对历史上不同朝代的兴衰更替以及原因都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就更加让苏轼认识到人民在其中的重要性。故而他提出的很多理论思想及改革方案都始终围绕着人民。

一、苏轼对民本思想的阐释

（一）强调人民的重要性

苏轼早年所写的《策别训兵旅二》中云：“民者，天下之本。”[7]这种民本思想并非仅仅是继承古圣先贤的一种口号，在苏轼而言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的。苏轼生活的时代西夏、辽与北宋的关系一直不稳定，如何对付西夏契丹一直是朝廷上下关注的大事，苏轼本人也曾想过到前线征战，保卫边疆，消灭异族，“西北望、射天狼”正是苏轼这一理想的表达。但是当把百姓与西夏、契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时，苏轼更加重视的是民众。在《策断一》中写到：“盖臣以为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西戎、北狄，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内之民实执其存亡之权”[8]苏轼虽然承认西戎北狄与民众都是可畏惧的，但是对百姓的畏惧才是更加关乎国家存亡的根本因素，因此对民众的关注用心即使在对外矛盾非常激化的时期也必须放在第一位。苏轼以民为本不但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更有着具体细密深刻的内涵，不是书生意气的泛泛而谈。他在《东坡易传》卷八中提到：“位之存亡，寄乎民。民之死生寄乎财，故夺民财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贼其位者也甚矣！斯言之可畏也，以是亡国者多矣！”[9]

（二）劝谏皇上以民为本

苏轼深知以民为本的思想要得到贯彻执行，皇帝的作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多次劝谏皇上要爱民、爱惜民力、体察民心。

苏轼在上呈《徐州贺改元表》中进言：“切以为政急于爱民，改元所以表信。非有年无以致家给人足，非盛德无以贻时和岁丰”强调朝廷改元不应该流于面子工程，而要始终把爱民放在第一位。在神宗皇帝想要减价购买四千台浙灯时，苏轼写下《谏买浙灯状》，阐明皇帝不能只为了个人享乐而使百姓的利益因其半价购买浙灯受到损害，强调执政者不能趁百姓之危而变相地掠夺抢劫民财。苏轼在此几乎是站在了皇帝的对立面，为民代言了。

苏轼一向重视民生问题，反对一味激进变法，扩充国库。因此苏轼在《上皇帝书》中云：“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人主失人心则亡。”他将群众比喻为“膏”“水”，将执政者比喻为“灯”“鱼”，形象说明了人民对于执政者的重要性，如果得民心，国家就会兴旺，如果失去民心，国家也将不复存在。为了进一步阐明王安石新法的弊端及人民的重要性，苏轼在《再上皇帝书》中强调：“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军，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则足以生变。”

二、苏轼从政中的民本思想的表现

（一）抗洪抗疫

苏轼的民本思想体现在他执政期间十分爱护百姓，关心民生疾苦，重视人民的生命安全。他在出任徐州知府时，徐州接连暴雨，他有序组织防洪，发号施令，组织民工5000余人，协助禁军统领筑起于戏马台，止于城前的东南向长堤。在指挥修堤抗洪的同时，苏轼也注重对洪水的疏导，疏导洪水流入黄河，十月上旬，黄河东流入海，至此危机解除。苏轼在防洪过后，为了百姓安居乐业，上奏朝廷请求免除徐州赋税，减轻百姓负担。

苏轼出任杭州知府时，因杭州大旱导致饥荒，瘟疫肆虐，民不聊生。苏轼立即上书朝廷，请求减免三分之一上供的粮米，又请求朝廷赐给度牒，以度牒易米赈济受灾民众。针对来肆意传播的疫情，苏轼将“圣散子方”的药方加入街头熬煮的粥食之中，派遣官吏带领医生“分坊治病”，救活民众无数。

无论治水还是抗疫情，苏轼始终将百姓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爱民、利民。设立在当时十分超前“病坊”为百姓治疗，体谅生活困难的百姓，重视人民个体的利益。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苏轼不仅挽救了杭州城内群众的性命，他抗疫的先进做法也被多地效仿，朝廷在多地建立病坊，医治百姓，惠及多地。

（二）治理西湖

苏轼民本思想体现在他对百姓的生活时刻保持极大的关注，一直用百姓心来审视百姓生活有哪些不便，相关设施是否完善。苏轼外放杭州任职时，西湖由于长期未疏浚，淤塞过半，湖水干涸。钱塘六井已经荒废，影响百姓日常用水。苏轼就此问题向太皇太后高氏上书《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其中写道“若一旦（西湖）堙塞，使蛟龙鱼鳘同为涸辙之鲋，臣子坐观，亦何心哉！”用蛟龙鱼鳖隐喻杭州百姓，强调百姓用水问题迫在眉睫，凸显西湖对杭州百姓的重要性，引起朝廷对西湖治理的重视。

随后苏轼组织修缮六井，疏浚西湖。通过一系统治理，西湖容量增加，更避免了杭州日后暴雨时出现内涝。多余的水可补充到六井，方便人民采水、用水。随后苏轼将西湖承包给周边百姓种植菱角，从而保证了西湖葑草及时清理，增加治理效果长期性、稳定性。此后，他又不断组织修缮、清理六井，把容易被腐蚀的竹制引水管道重新修改为更加坚固的瓦制，从而扩大了供水范围并延长了供水时间，最终杭州城供水系统日趋完善。

用水关系着人民的生存，苏轼及时疏浚西湖，积蓄水源，解决百姓切身饮水问题，同时也增加周边百姓收入，带动百姓通过莲藕种植创收。苏轼提前引入了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的理念，秉承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统筹考虑，既保持了西湖的通畅，又产出了莲藕，目光长远，具有大局观，爱民中蕴含大智慧。

（三）促改衙规

苏轼的民本思想体现在他始终能身入基层、心入基层，了解掌握百姓生活的实际情况，解决百姓的实际问题。根据百姓生活的好坏审视规章制度的合理性，及时根据现实情况进行改革，而不是一味追求利益不顾民利。苏轼出任凤翔签判时，通过实地走访调查了解到凤翔府衙前之役存在弊端。衙前役主要负责保管、运送官府所需物资。但如果在河水汛期从事这件工作，遭遇意外则会导致生命垂危、物资受损，不但得不到报酬，且需要赔偿损失，受到处罚。

苏轼发现此弊制后，调查发现若在渭河、黄河涨水期之前运送物资，可以避免财务损失及人员伤亡。因此他撰写《凤翔到任谢执政启》呈给宰相韩琦。苏轼直言衙前之役“破荡民业，忽如春冰”，直指弊政，因为切合实际，以人为本的建议，上司修改衙规，此后衙前役在运送中的发生的事故也逐渐减少，衙前役伤亡率下降，收入也慢慢提高。

参考文献

[1]张晨，张松辉.道德经[M].北京：中华书局，2021.204.

[2]方勇.墨子 [M].北京：中华书局，2016.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