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形象到国家形象：“中国-中亚峰会”的传播实践研究

摘要：城市形象不仅可以彰显某一城市的特色，还可以透过城市的不可复制性看到国家形象的多维性。笔者以中国-中亚峰会在古都西安的成功举办为例，发现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可通过“重述神话”、“重叙故事”、“重塑格局”三方面，打破中国国家形象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文化符号差异及媒体格局失衡的困境，以此让世界认识真实的、多维立体的中国。

关键词：城市形象；国家形象；中国-中亚峰会

1、从“城市形象”看“国家形象”

1.1城市形象

“城市形象”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凯文·林奇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城市形象是人们对城市的主观看法、观念及由此形成的可视具象或镜像。[[[1]何国平：《城市形象传播：框架与策略》，《现代传播》2010年第8期.]]城市形象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同时也是外来者对于城市的第一印象。某一城市的土著居民对于该城市的认识、看法，和客居者对此城市的见解定不相同。城市形象的塑造和建构与该城市所独有的传统习俗文化、自然风光、地理环境以及居民的生活习惯、个人素养有着紧密的联系。城市形象与国家形象是一个共塑的过程，以城市为单元的形象构建，深刻塑造了国家形象的骨与肉，而国家形象也体现了城市形象的灵与魂。[[[2]谭震.城市形象与国家形象建构的关系及功能研究——基于近三年对外传播优秀城市案例的分析[J].国际传播，2021，No.29（03）：78-85.]]

我国2018年-2020年期间“对外传播十大优秀案例”中共评选出了30个优秀案例，其中，获奖城市案例有20多个，这些获奖城市除北上广，还有重庆、长沙、成都等热门旅游网红城市，查看这些获奖城市的案例发现，它们所表达的主题内容中不仅凸显了各自城市独有的地域文化、城市形象，还都涉及到了国家形象的建构和重塑。此次中国-中亚峰会选址拥有三千多年建城史、累计一千多年建都史的西安，世界各地人民通过此次峰会的成功举办，不仅观看到了汉唐盛世的“真容”，还透过西安这座城市了解到中国国家形象的多维性。

1.2国家形象

中国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后，正在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正中央，尤其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引导下，中国国家形象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更重大的责任、更伟大的使命。目前，中国关于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相关研究已经从国外视角评定中国国家形象，转变为国内视角主动重塑中国国家形象。此外，国内学界及业界关于如何进一步从根源上打破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困局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

由于不同学科关注和研究的视角不相同，所以对国家形象这一名词给出的定义也不一致。当前，对国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大学科领域：商学（含管理学），核心理论包括来源国效应、国家品牌等；社会心理学，核心关注点包括群体间关系、集体认同等；政治学（含国际关系学），核心话题包括公共外交、软实力等；新闻传播学，主要着眼于大众传播中的国家形象。[[[3]钟新，蒋贤成，王雅墨.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共情传播：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策略及效果分析[J].新闻与写作，2022，No.455（05）：25-34.]]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域更多是宏观视角，传播学界普遍认为，国家形象是公众对一个国家的综合评判和总体印象。[[[4]范红，胡钰.论国家形象建设的概念、要素与维度[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No.92（04）：55-60.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04.007.]]这也符合普通大众对于国家形象这一概念的认知。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的无形资产，也是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对于世界其他各国认识本国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2、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困境

虽然我国通过文化强国、“一带一路”、孔子学院、体育竞技、贸易合作等政策、倡议和措施等，形塑对内和对外的国家形象，但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BBC等发布的调查显示，尽管中国在国外受访民众心目中的好感度在逐年升高，但仍有不少国外民众对中国形象持负面态度。[[[5]乔舒亚·库珀·雷默.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8页.]]究其根本，中国国家形象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无外乎各国间文化符号差异明显以及国内外媒体格局失衡的原因。

2.1文化符号差异

符号是具有指代功能的基元，人际传播的过程即为符号交流和互动的过程。[[[6]蒙象飞：《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符号传播》，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6年，第133页.]]符号不仅会存在于语言、文化当中，还有艺术、宗教等等。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说过“与其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不如说人是符号的动物。”[[[7][德]恩斯特·卡希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人们借助符号和外界进行交流，通过符号连通外部圈层，在和外部圈层及外部世界进行互动、沟通的过程中自觉和不自觉地生成编码和解码。国家形象也会借助符号系统进行传递，受众会通过符号来建构和描述本国或他国的国家形象。在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的过程中，不同的国家、社会体系会被赋予不同的符号系统，而相似社会体系的国家在传递国家形象的过程中也会被赋予不同的符号。因为传者的编码和受者的解码这两者间的系统、模式存在不一致性，所以外来文化在传递的过程中，接收方会无意识的产生“维模功能”，这也决定了文本发出者无法决定接收端的解码方式。

此外，一国的国家形象在传递到它国的过程中，文化符号需要克服文化异质性从而使处在不同文化圈层的受众能够做到有效解码。在达到有效解码的过程中还可能会出现“过度符号化”，符号化过强的国家形象或城市形象对于树立全面、立体、多维的国家形象或城市形象都有不利影响，比如，外国受众在提及中国国家形象时，会把“中国”和“功夫”、“武术”对等；在评价中国西藏城市形象时，会将“西藏”和“神秘”、“佛教”联系起来。符号的意指倾向过于明显和强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形象及城市形象的多维呈现，难免产生叙事模式的同质化。

2.2媒体格局失衡

习近平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集体学习时曾强调要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纵观世界，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最可行和最有效的途径即通过新媒体传播，主流媒体以及地方自媒体逐渐渗入到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媒介重塑了社会结构，在国际风云变幻的环境下，谁掌握了媒介谁就掌握了话语权。然而，西强中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是我国目前建构和传播国家形象的痛点，根据Most Popular Social Networks Worldwide as of July 2021显示，全球社交媒体排名前十的媒体中前五名都来自America。维亚康姆、迪斯尼集团、美国广播公司等跨国性传媒集团掌握国际媒体市场，美联社、路透社、BBC等国际性媒体占据着全球大多数的传播资源，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信源。[[[8]高宝萍，冯慧.新媒体语境下中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困境与对策探究[J].理论导刊，2021，No.439（06）：120-124.]]

新媒体的发展离不开媒介技术的革新，5G的诞生重塑了新媒体行业内部的结构，以及人工智能在新媒体场域内的频繁使用，实现了“万物互联”“万物皆媒”。西方的主流媒体频繁的将聚光灯打在和中国有关的负面新闻上，利用西方媒体本身具有的“权威性”以及借助算法的偏见，将不实、带有偏见的污名化新闻在世界的西部空间内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真实声音无法击破西方主流媒体这堵墙，从而导致有关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信息以滚雪球式在西方舆论环境中传播。

3、打破困境的可实践途径

3.1重述神话：从古都西安洞察中国

20世纪初“神话”一词被引入到中国，“重述神话”一词是逐渐抽象为文学概念和传播途径。[[[9]蒲俊杰，朱珂欣.新媒体语境下“重述神话”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J].新媒体与社会，2022（02）：88-106.]]宋代郑樵曾认为长安、洛阳和建业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三座都城。西安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古都之一，除了熟知的十三朝古都外，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曾提出西安为17个政权的建都之地。西周、秦、西汉、新莽、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朝、唐朝建都、东汉献帝建都、西晋惠帝建都、汉更始帝刘玄的短暂建都、以及赤眉、黄巢、李自成农民起义的短期建都，西安曾为17个政权的都城所在。[[[10]毛曦.地位与特性：大古都视阈中的古都西安[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No.264（03）：6-11.]]

《西安历史地图集》中提到西安市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与埃及首都开罗、希腊首都雅典、意大利首都罗马并称为世界四大古都；同时，在中国七大古都中则是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一个。[10]曾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不过是一朝一代的轮流更换，这是国家历史史诗短暂、虚无的文化历史背景里的误读。“汉唐盛世”之所以被大众认可，关键在于汉朝和唐朝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还是当时的审美、艺术等方面，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也是不容西方国家诋毁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上对中国熟悉的城市当属首都“北京”还有“上海”“广州”“深圳”等这些老一线城市。而此次中国-中亚峰会选址西安，其原因除了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外，更在于西安古都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众多古都的特殊地位以及西安在新媒体时代像全国游客递出的极具独特性的电子名片。从最早频繁出圈的西安人的歌、不倒翁小姐姐以及摔碗酒到最近爆火的盛唐密盒，西安凭着自身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不断开发“网红打卡式”、“变装互动式”的新玩法，同时借抖音、快手等短视频APP更新西安这座城市的电子名片。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文化地位，中国-中亚峰会在此举办具有标志性意义，也凸显西安“向西开放”的姿态。

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使长安和西方有了交流的途径，他将中国文明和中亚文明连接在一起；21世纪的今天，中国同中亚五国相聚西安，17朝古都的“神话”被续写，世界人民通过此次峰会感叹“汉唐盛世”，也再次被中国悠久历史文化折服。世界可以通过西安这座城市的文化、建筑、人文和经济了解中国国家形象的多维性，而城市形象的不可复制性为国家形象的发展和传播带来机遇，不仅能够助力国家在国际舞台中央矗立，还能够增强本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和发展的自信心。

3.2重叙故事：中方美学和共情传播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讲好中国故事，提高文化软实力”视为当务之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推动传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视为坚定文化自信的有效路径，二者＼将“国家形象”提升至战略性高度。[9]

近几年，国内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对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都提交了不一样的叙事风格、叙事内容，但是鉴于国内外不同的文化体系、思维模式，对于“外来文化、外来故事”的理解和回应千差万别。但是，全世界对于“艺术”“美学”的理解似乎较为接近，“艺术无国界”是中国塑造“全面”“立体”“可爱可信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可行之径。中方美学是塑造国家形象的独特资源，为中国故事在国际上进行传播时取得情感共鸣最终取得情感上的支持。在舆论形成的前后，其中情感上的占比超过理性，而情感能够产生共鸣的主要原因在于“故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河南卫视奇妙游系列节目近几年频频出圈，文化艺术类节目的出现和传播让世界各国以新的视角了解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在艺术作品面前全世界人民没有阶级之分、没有语言障碍，海外观众仅通过舞蹈作品就可以了解中国文化之美，重新认识中国的“美”。

1873年，德国哲学家罗伯特·费肖尔认为，所谓共情（Einfuhlung）是指人们将自我的心情、感受与情感主动地投射到客观存在的事物当中。[[[11]孙丽丽.费肖尔的移情理论[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30）：493+495. ]]2023年5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大唐芙蓉园举行欢迎仪式，邀请参加中国-中亚峰会的五国领导人和夫人。这场欢迎仪式极具中国特色，以“大唐盛礼”为主题，64名舞者以中国古代最高礼仪舞蹈——八佾舞，向中亚宾友表达敬意；100名表演者舞动“中国玫瑰”——芙蓉花，向来宾送去祝福。八佾舞是中国古代天子所用的一种乐舞，是中华传统礼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中亚峰会此次的迎宾仪式，让前来会晤的中亚领导者通过现场观看切身感受中国礼仪之邦的大唐风范，让世界各国通过各媒体所报道的视频了解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习近平主席曾深刻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在叙述中国故事时，要不断的用中国已有的成果、优秀故事来丰富国家形象；在世界议题中，建构出富有中国国家形象特色的叙事体系。

3.3重塑格局：携手共建新媒体联盟

国际上“西强中弱”的传播格局，使得一些有心者利用“沉默的螺旋”操纵有关抹黑中国国家形象、污名中国某地区某城市形象的相关谣言。国际社会上的舆论并未经过理性客观分析或证实，而是在各种意见环境的压力下，弱势群体惧怕被孤立从而选择与多数意见保持一致。在西方的舆论环境中，很多用户群体因没有判断力而成为媒体操纵的对象，这也是为什么国际上许多国家的民众从未到访中国，却能够对中国的国家形象给出“点评”的主要原因。在无法第一时间击破西方对于中国国家形象谣言的背景下，中国可以在新媒体领域选择和有相似文化背景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合作友好的国家一切重塑国家形象。在《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年》中，有八成的发展中国家民众认为本国与中国的关系是重要的，此外还越来越认可中国在政治外交方面的表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评价度也要高于发达国家的领导者。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越是富裕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越消极。[[[12]邢丽菊，赵婧.新媒体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J].现代国际关系，2021，No.385（11）：51-59+61.

作者简介：周晨（1999-09-10），女，汉族，河南省南阳市人，在读研究生，西藏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化传播]]

我国一贯主张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走自己的路会有无比广阔的舞台、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在面对新媒体时代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困境中，中国可选择主动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建立新媒体联盟阵线，从而实现传媒的互联互通，打破西方媒体一手遮天的局面。2016年7月，“一带一路”国际新媒体联盟论坛在北京召开，人民日报社、人民网和南非时代传媒集团、哈萨克斯坦国际通讯社、埃及《消息报》等16家中外媒体发表了共同宣言。[12]

此次中国-中亚峰会是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1年来，六国元首首次以实体形式举办峰会，世界各国对此次峰会都给予了空前的关注。中国和中亚五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在国际事务还是地区问题上，六国的立场都是相同或者相近的。在峰会前后，六国的主流媒体达成统一阵线聚焦此次峰会，对会晤、合作、文件签署进行相关议题报道，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电视台连续多日报道中国-中亚峰会即将开幕以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访华的消息；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广播电视公司“阿拉套-24”频道开设“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专题报道；乌兹别克斯坦报纸网、塔吉克斯坦“霍瓦尔”国家通讯社、土库曼斯坦“土库曼门户”网等国家的主流媒体都对中国-中亚峰会相关议题进行多次报道。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新媒体达成联盟，通过多方媒体视角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报道，在国际间产生“二次传播”，最终实现打破西方主流媒体声势浩大的局面。

参考文献：

[1]何国平：《城市形象传播：框架与策略》，《现代传播》2010年第8期.

[2]谭震.城市形象与国家形象建构的关系及功能研究——基于近三年对外传播优秀城市案例的分析[J].国际传播，2021，No.29（03）：78-85.

[3]钟新，蒋贤成，王雅墨.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共情传播：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策略及效果分析[J].新闻与写作，2022，No.455（05）：25-34.

[4]范红，胡钰.论国家形象建设的概念、要素与维度[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No.92（04）：55-60.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04.007.

[5]乔舒亚·库珀·雷默.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8页.

[6]蒙象飞：《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符号传播》，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6年，第133页.

[7][德]恩斯特·卡希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8]高宝萍，冯慧.新媒体语境下中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困境与对策探究[J].理论导刊，2021，No.439（06）：120-124.

[9]蒲俊杰，朱珂欣.新媒体语境下“重述神话”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J].新媒体与社会，2022（02）：88-106.

[10]毛曦.地位与特性：大古都视阈中的古都西安[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No.264（03）：6-11.

[11]孙丽丽.费肖尔的移情理论[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30）：493+495.

[12]邢丽菊，赵婧.新媒体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J].现代国际关系，2021，No.385（11）：51-59+61.

作者简介：周晨（1999-09-10），女，汉族，河南省南阳市人，在读研究生，西藏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