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庄子之“适”哲学观的践行

摘 要：“适”是庄子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庄子曾将“适”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适人之适”、“自适其适”和“忘适之适”。庄子之“适”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庄子对“体道”时自我心态的生动描绘之中，“适”的核心是体验和享受生命的快乐。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的复杂政治环境之中，几度出世入世，他承袭了魏晋清谈之风及道庄思想的影响，在其诗文中体现出其自觉的哲学思考，而且自觉地将哲学思想践行于生命实践，体现出超脱的人生态度。

关键词：陶渊明；庄子；适；哲学观

“适”是庄子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纵观《庄子》一书，可以发现，庄子之“适”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庄子对“体道”时自我心态的生动描绘之中，“适”的核心是体验和享受生命的快乐。庄子曾将“适”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适人之适”、“自适其适”和“忘适之适”。汪振城在《论庄子之“适”哲学观及其审美观》一文中认为“体道者由适人之适到自适其适、由自适其适到忘适之适的心理超越，是庄子批判现实、超越现实、追求人格理想的反映，也是庄子的生命愉悦观和审美观的独特表现。”陶渊明生活的晋宋时代十分复杂，儒道思想盛行并相互影响，家世影响和社会环境使陶渊明在一定时段、一定范围表现出对道家思想尤其是庄子哲学观的吸纳和实践，他的生活态度、思想主张与诗文内涵均受到了当时道家思想的影响，但他也对道家思想抱有审视态度，体现出自己的思考和坚守。

一、适人之适：遵循内心及本性

陶渊明的一生分为读书、入仕、归隐三个阶段，而归隐是其一生的重要转折点。自青少年时代起，他便怀有“大济苍生”的政治抱负，并为其政治抱负的实现而奔走于仕途。但现实的黑暗、污浊，门阀制度的压抑，使其“有志不获骋”。因此，他在几次出仕欲有所为而不能的情况下，愤然归隐。庄子的“适人之适”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就自我而言，“适人之适”主要指个体自我因受自身生理欲望的役使而产生一种带有强烈生理倾向的快适；另一方面，就他人而言，它是指快他人之意，不从自我的真性情出发，而一味地舍己救人，“奔命于仁义”（《骈拇》），以至于“终生役役”而“不知其所归”（《齐物论》）。而陶渊明显然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在他的《归去来兮辞》中，表达了其强烈的反抗役使的思想：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

《归去来兮辞》作于陶渊明辞官之初，叙述了他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趣和内心感受，表现了他对官场的认识以及对人生的思索，表达了他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情操。在当时动乱的社会中，陶渊明执着地追求自己任性自由的生活，远离了与他意愿背离却能获得更多物质报酬的官场，过上了饮酒赏景、弹琴读书、与亲戚谈心、与农人交流的田园生活。他与不合志趣的人断绝交游，宁愿自己驾着孤舟去探寻幽深的沟壑，“怀良辰以孤往”。坚持自己意愿、遵循自己内心的陶渊明做到了不被世俗观念所束缚，在田园生活里亲自耕种，诚如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里所写的：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

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陶渊明归隐后，特别是归隐后期，由于生活境遇的变化，他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农民及下层人民有了较广泛的接触。这一方面使他冲破了剥削阶级鄙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偏见，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劳动的价值，并在与农民共同劳动中建立了真挚的情谊，也对农耕劳作产生了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阶级的想法，本诗体现了陶渊明对农业生产劳动的独特感受和思考，诗中并不描写秋收的具体情况，而是强调劳动的重要性以及自己在劳动过程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从而使其隐耕之念更加坚定不移。而这正是陶渊明所认为的生命自我的独特价值，因而他能真正地享受劳动、生命所带来的快乐，而不是被与自己天性背离的官场所束缚，不必“适人之适”。

二、自适其适：自我真实生命的发现

庄子对“适人之适”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认为“适人之适”这种基于世俗人生的愉悦观违背了人的“性命之情”，束缚着现实人生的自由，为了表示对“适人之适”的批判，他提出了“自适其适”的生命愉悦论。庄子所谓的“自适其适”也就是要求人们彻底摆脱世俗功利欲望的束缚和煎熬，根除“成心”俗见，致虚守静超俗涤烦，从而体露真常，臻于本我，自我主体为自己真实生命的发现而感到会心的愉悦。

陶渊明坚持朴素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观，他认为万物有生有灭，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也是“应尽便须尽”，如他的《形、影、神》组诗中就反应了他这种人生观。梁启超在其所著的《陶渊明》中，说三首诗“正写他自己的人生观。”“他靠这种人生观，一生能够‘酣饮赋诗以乐其志’，‘忘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直到临死时候，还是悠然自得，不慌不忙的留下几篇自祭自挽的妙文。”陶渊明正是认识到人生的有限，因而更加珍惜自己真实生命的当下。他的诗文里常常出现其自适于生命当下的形象，例如他在《饮酒·其五》写到：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此诗主要描摹诗人弃官归隐田园后的悠然自得心态，体现出陶渊明决心摒弃浑浊的世俗功名后回归自然，陶醉在自然界中，乃至步入“得意忘言”境界的人生态度和生命体验。此诗以“心远”纲领全篇，并分三层揭示“心远”的内涵。首四句写身居“人境”而精神超脱世俗的虚静忘世态。中四句写静观周围景物而沉浸自然韵致的物化忘我心态。最后两句又深进一层，写“心”在物我浑化中体验到了难以言传的生命真谛此诗意境从虚静忘世，到物化忘我，再到得意忘言，层层推进，是陶渊明归隐后适意自然人生哲学和返璞归真诗歌风格最深邃、最充分的体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首诗就是陶渊明“以物观物”所创造的“无我之境”的代表作。他彻底摆脱了世俗功利欲望的束缚和煎熬，根除“成心”俗见，致虚守静超俗涤烦，从而体露真常，臻于本我，为自己真实生命的发现而感到会心的愉悦。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两句说的是这里边有人生的真义，想辨别出来，却忘了怎样用语言表达。诗人言自己的从大自然的美景中领悟到了人生的意趣，表露了纯洁自然的恬淡心情。诗里的“此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地（秋夕东篱边），也可理解为整个田园生活。“至情言语即无声”，陶渊明这句诗里强调一个“真”字，指出辞官归隐乃是人生的真谛。而所谓“忘言”，实际上是说恬美安闲的田园生活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的乐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也无需叙说。这充分体现了诗人安贫乐道、坚持操守的高尚品德。

另外，在《自祭文》中，陶渊明也写到：

“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

箪瓢屡罄，絺绤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

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籽，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

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

“乐天委分”正是陶渊明人生态度的最好概括。在人生弥留之间，陶渊明对自己生命的终结有着坦然的接受，写下了这篇《自祭文》，追索自己飘逝而去的一生，当他抚视那“逢运之贫”的清素出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的窘困生涯时，也曾为之黯然，但令他宽慰的是，清素养育了他的淳真之心，窘困也未移易他对人生的热爱。虽然不免要宵晨“谷汲”，荷锄“负薪”，朝夕出入的也只是“翳翳柴门”。然而他有欢乐，有歌声，有“载耘载耔”的怡然和“欣以素牍，和以七弦”的自得。文中所展示的陶渊明的平生，十分琐碎平淡，没有官场中人车骑雍容的气象、笙歌院落的富丽堂皇。而这恰恰是他引为自豪的人生。从“含欢”、“行歌”的轻笔点染中描写了一位遗世独立、超逸不群的高蹈之士的身影。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在“冬曝其日，夏濯其泉”的简朴生活中，在“乐天委分”的淡然一笑中，领略到了“我心常闲”的劳作之乐趣，体会到了自由不羁的人生之价值。这样度过的一生看似平淡，但较之于巧取豪夺，较之于“为五斗米折腰”而丧失独立之人格，却显得更为充实和富足。这一节的行文，也正如陶渊明平日的田园诗，疏淡、平远，字里行间充满了深情，体现陶渊明乐天安命、自适其适的人生态度。

三、忘适之适：超脱现实束缚的精神自由

庄子因“体道”而“自适其适”，由“自适其适”而最终臻于“忘适之适”的最高愉悦境界。《庄子》的《达生》篇云：“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屦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意思是说：工倕随手画来就胜过用圆规与矩尺画出的，手指跟随事物一道变化而不需用心留意，所以他心灵深处专一凝聚而不曾受过拘束。忘掉了脚，便是鞋子的舒适；忘掉了腰，便是带子的舒适；忘掉是非，便是内心的安适；不改变内心的持守，不顺从外物的影响，便是遇事的安适。本性常适而从未有过不适，也就是忘掉了安适的安适。总的来说，庄子所谓的“忘适之适”是自然而然、无需刻意经营的“适”，不是寄托于外物而得来的愉悦感。

如果说《归去来兮辞》和《归园田居·其一》是写陶渊明脱离污浊现实和官场羁绊的喜悦心情，那么《桃花源诗并记》中所提出的桃源理想，则是其躬耕田园、接近劳动人民之后思想发展的结晶。走仕途去“济苍生”既不可得，陶渊明便把自己的情志寄托在田园。他希望在远离恶浊社会的田园中力耕自养，以保持自己高洁的品格。但是，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使其生活日益贫困，以至晚年常不免于饥寒之苦，即所谓“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杂诗》十二首之八）而其邻近村落在动乱中也化为丘墟，人民“死没无复余”（《归园田居》之四）；在其往来于自己田舍之间的路途中，也“时时见废墟”（《和刘柴桑》）。现实的黑暗、丑恶，自己身所经历的痛苦和艰辛，以及农村的凋敝、荒芜，便引起诗人深沉的思考，使其感到现实社会不合理，因而向往着一个与现实社会绝然不同的理想境界，在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自由平等，人人自食其力，过着幸福安定的劳动生活，这便是他在《桃花源诗并记》中勾勒出来的桃源社会理想。在当时，这无疑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但是，桃源理想是与造成战乱和贫困的现实社会相对立的，是对现实社会的否定和批判。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摆脱压迫和剥削、靠自己辛勤劳动创造幸福安定生活的愿望。陶渊明所创造的桃花源式乌托邦不仅使自己超脱了社会现实的束缚而得到了精神上的自由，寄托了陶渊明追求恬静闲适和远祸避害的思想，而且也为那个动乱时代乃至后世的士人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使其超脱现实困境而从中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另外，陶渊明诗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光明峻洁的人格和坚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质，也为后代有进步理想的文人树立了榜样，他们在与黑暗现实作斗争时，常常从陶诗中汲取精神力量。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对陶渊明十分仰慕，他不事权贵的傲岸品格和积极反抗黑暗现实的精神，是深受陶渊明影响的。再如唐代另一位著名诗人高适，他做封丘县尉，苦于拜迎官长，难以忍受鞭挞黎庶的痛苦，便“转忆陶潜归去来”（《封丘作》），要学习陶渊明决然与污浊现实决裂。南宋词人辛弃疾在报国壮志不得实现时，感到与陶渊明疾恶除暴、矢志不渝的精神相通（见《水龙吟·老来曾识渊明》；处于社会变革前夕的清末诗人龚自珍，在奋进中盛赞陶渊明松菊般的高尚品格（见《杂诗·舟中读陶诗三首》）。历代文人以陶渊明为精神上的导师，学习他不改变内心持守、不顺从外物影响的人生态度，追求忘掉外物而得到的“适”的境界。

如果用现实功利的标准去评判陶渊明，他的一生无疑是失败的，但他的突出成就就在于其不拘于现实的束缚，在动乱的时代保持自我的本性，自觉地追求生命自我的独特价值。在他的诗文中，他以朴实无华的语言让读者跟随他进入日常生活劳作的场景，用恬淡朴素的语言展现其在动乱时代平凡自适的生活，而这平凡的生活反映的却是实实在在的适意与自由，这份适意何尝不是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我们所期冀的，没有依附，自得其乐地生活着。陶渊明的诗文，包含的内容不仅是劳作、生活、人生本身的智慧，也隐含了其对自在自适生活的向往，更提醒着读者，应当读懂生活的真谛，在广袤的苍穹之下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在而自适地

生活。

参考文献

[1] 李锦全.陶潜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汪振城.论庄子之“适”及其审美观[J].邯郸大学学报.1999（02）：43-47

[3]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 [晋]陶渊明.陶渊明集[M].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2018

作者简介：李宝玲（2001-），女，汉族，广西桂平人，广西师范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