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薇创作对女性命运的关照与反思

【摘  要】白薇原名黄彰，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性作家之一。在她的创作生涯中，白薇始终高扬女性意识，坚持女性写作的立场。本文将从多方面分析白薇女性意识的成因，白薇对女性在家庭中、恋爱关系中、社会中生存处境的关照，以及白薇对女性命运与革命之间关系的反思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白薇;革命;女性意识

白薇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优秀的女性作家，她在小说、散文、诗歌、剧本创作方面均有涉猎，其中她的戏剧创作成就最大，影响最深。她的作品多从女性的视角出发，表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种种罪恶，并对女性命运予以深切关照。她的自身经历就是妇女挣脱旧礼教、反抗封建权威的表率。白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创作，始终坚持女性的身份与立场，关注女性在家庭中、恋爱中和社会中的处境。白薇的文字细致入微，关注女性在动乱年代的状态和处境，并对女性与家庭、爱情、革命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思考。正如孟悦、戴锦华对白薇的评价：“在新文学第二代女作家中，白薇是少有的几个用女性的心灵而不是用中性的大脑写作的作家之一。”白薇的创作反映了三十年代女性生存的真相，这正是白薇创作的独特所在。

一、白薇女性意识的成因

（一）家庭及学校教育

白薇从小就接受了祖母赵翠兰的言传身教。赵翠兰曾是太平天国女将洪宣娇的部署，受太平天国女权思想的影响，是一位拥有性别意识的女性。祖母常常给白薇讲穆桂英、花木兰、王昭君等古代女性英雄的事迹，以培养白薇坚强、勇敢的性格，以至于年幼的白薇向祖母许下“当个男子汉似的女子汉”的承诺。在祖母的熏陶感染之下，白薇在童年时期便有了男女平等的观念和不畏黑暗势力、敢于抗争的勇气。白薇的父亲黄晦早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的成员，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新派人士。归国之后与留日的同学一同创办了提倡男女平等的学校，白薇幼年也在父亲的学校里读书。因为父亲的原因，白薇还可以接触到大量的革命书籍，聪慧的白薇已有机会就翻看父亲的书籍，从书本中白薇了解到了秋瑾等革命者的英勇事迹，这些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白薇女性意识的形成。

除了家庭影响，学校教育也是白薇女性意识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她曾就读于衡州第三女子师范，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后有在日本东京御茶水之高等女子师范读书，如此的求学经历拓宽了白薇的视野，无疑滋养了白薇的女性意识。值得注意的是，白薇在留日期间还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影响白薇女性意识形成的重要理论。

（二）“五四”精神与恋爱悲剧

“五四”是一个狂飙突进的个性解放时期，东西文化碰撞，各种理论主张百家争鸣，中国女性解放也迎来了高潮，妇女问题得到了极大的关注，杂志报刊上纷纷对女性的婚姻、工作、教育、参政等问题进行讨论，尤其是自由恋爱，成为女性反抗封建权威，挣脱传统束缚的主要方式。白薇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自然也受到社会热潮的影响，形成了独立自主的价值观和敢爱敢恨、勇于斗争的个性。

除了社会环境之外，白薇本人的悲惨经历也使她对女性命运的思考更加深刻。父亲黄晦虽然是留学日本的新派人士，但是思想上还是深受封建主义的荼毒。黄晦仍然主张儿女的婚姻要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顾白薇的反对强行将白薇嫁给了一个寡妇的儿子。在夫家白薇受到了婆婆的虐待，甚至被咬断脚筋。白薇向父亲求助，黄晦却把白薇送回了娘家。失望透顶的白薇在舅舅的帮助下出逃，这样的人生经历也使白薇对封建父权厌恶至极，这也导致在她后来的许多创作中女主人公对父亲的感情总是爱恨交织。白薇逃向日本后认识了杨骚并坠入爱河，白薇把杨骚当作一生的伴侣，杨骚却多次抛弃白薇，甚至在外宿妓致使白薇染病。这段情感经历让白薇的余生都在病痛之中度过。被多次伤害之后白薇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杨骚的玩物罢了，终于决定放弃杨骚。她的婚姻观与恋爱观也有了新的思考。

家庭和学校的熏陶、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个人的独特经历塑造了白薇的性格，也使她的女性意识逐渐成熟，这在白薇之后的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二、关照女性生存处境

（一）“父亲的逆女”

父亲在白薇的作品中多是以反面的角色出现，她在小说中对父亲大家长式的态度，和不负责地包办女性的婚姻进行了抨击。白薇的作品带有极强的自传性色彩，白薇在小说中对封建父权的剖析与批判源自她个人的经历。上文提到过白薇的父亲强行把白薇嫁给了一个寡妇的儿子，受尽侮辱。在历尽千辛万苦逃到日本后，白薇写信给父亲控诉他的专制，“那样逼迫她、悲惨地嫁出去，演着人生鲜有的悲剧。你的良心忍吗？”白薇在信中写道自己在夫家的生活时“比卖到妓院还遭殃”，称父亲的举动是“惨无人道的事”、“等于把女儿赐死”。白薇的信言辞激烈，控诉封建父权对她身心的严重摧残，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意识，“女儿”是独立的个体，并不是任父亲随意支配的附属品。

小说《炸弹与征鸟》中余玥的经历就与白薇的个人经历非常相似。余玥被父亲强迫嫁给了性情残暴的青年，与白薇一样，遭到了婆婆惨无人道的虐待。余玥百般表明了自己不想嫁人的意愿，甚至父亲也知道“那男子既不爱读书，又不务正业，性情又残暴”，面对舅舅“你定要把女儿送去牺牲吗”的质问，父亲还是强行让玥嫁人，而原因却是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不想听别人说自己“纵女上天”“嫌亲戚坏留着她不嫁”的“冤枉话”。为了不让余玥寻短见，在花轿上连裤带都不给她;父亲雇了一群老妈子看守，怕余玥逃走在夜里就锁上她的房门。余玥的内心独白也是白薇的内心独白，作者借余玥之口发出了血泪控诉，自己是“比娼还不如的贱娼”，丈夫和婆婆把自己当囚犯一样看待。无疑，余玥对父亲是怨恨的。可是当余玥从余彬的口中知道父亲因为自己的婚姻眼睛都哭红了的时候，心里想的却是“爹爹是从来不哭的，他竟为我的事哭，他伤心了！……也罢。”这样的态度转变表现了人物对父亲的复杂情感。女性反抗父权的道路比想象中更加艰难，一面是自己被封建包办婚姻迫害的肉体与精神，另一面是女儿对父亲割舍不断的亲情，白薇在作品中很好地表现出了女性在这两方拉扯之下的痛苦与无奈。与同时期其他作家描写的“出走的娜拉”相比，白薇的作品显然更加细致，思考也更加深入，白薇对女性心理的探微之独到是同期作家无法比拟的。

《打出幽灵塔》是白薇最具反抗性的作品之一。在这个三幕话剧中，男人都是软弱猥琐的存在，尤其是胡荣生的形象，更是丑恶的化身。胡荣生是一个土豪劣绅，他强奸萧森;以卑劣的手段逼迫少梅成为自己的小妾;甚至想要粗暴地占有养女萧月林（实则是胡荣生的亲生女儿）。为了得到萧月林，胡荣生杀死了自己的亲儿子，可以说是毫无人性可言。胡荣生更像是一个概念性的人物形象，集合了诸种罪恶，是白薇对残暴的父权具象化的结果。剧本是从白薇“父亲的逆女”时期思索出发，将“父”这个形象塑造成掌控着这个封建大家庭的暴君。《打出幽灵塔》以胡荣生想强占养女为主要线索，将父与女之间的矛盾张力最大化，同时也将两性的冲突推至极点。最终剧作以萧月林亲手击毙父亲结尾，这样一个“弑父”的结局是女性对父权的反抗，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除了萧月林“弑父”外，胡荣生的小妾郑少梅不愿再受胡荣生的摆布要和他离婚;萧森被强暴后没有意志消沉，她忍痛抛别女儿去法国留学，归国后在革命政府里参与妇女工作，拯救更多被压迫的女性。剧作中的女性形成了一个反抗阵营，创造了一个“我们的世界”，她们反抗的不仅仅是胡荣生，一个暴君或是一个残酷的父亲，而是整个“幽灵塔”，小说显示出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张扬了女性意识。

（二）“出走后的娜拉”

“五四”狂飙突进的精神鼓励了许多女性反抗包办婚姻、挣脱礼教的束缚，从“父权”“夫权”的桎梏下“出走”。人人都在颂扬敢于同封建家庭抗争的精神，却少有人关注到“出走”后女性的生存境遇。鲁迅在《娜拉出走之后》中悲观地预测“娜拉”们“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白薇在作品就关注和记录了走出家门、解放自我后的女性们在社会上遇到的种种挫折与不幸。

笔者注意到话剧《乐土》中丁锐这个女性人物。丁锐和范英同为女大学生，她们本来都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但是范英却被国民党军官戴天所诱骗，从前把纳妾骂得“猪狗不如”、无比痛恨封建制度的范英却甘愿做戴天的小妾。丁锐为了拯救范英，唤醒范英的自主意识只身来到山中戴天的别庄，因为丁锐极力反对范英同戴天在一起，引起了戴天的不悦，戴天竟让他的护兵捆了丁锐的手脚丢在山谷底下，“让兽一样的护兵”蹂躏她的身体。白薇写到护兵对丁锐施暴的场景时，描绘了美丽的天色，“由红霞变成五色柔和的丽彩”。残忍与美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有力地表现了女性所处的时代与历史的残酷，女性生存处境之艰难。虽然丁锐只是剧作中一个小人物，关于她的笔墨并不多，但是从丁锐这个人物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个人物深切的同情和对封建男权的极度不满，同时也体现出女性在封建社会中极弱势的地位。

敢于和封建礼教抗衡的女性无疑是勇敢的，但是她们也多是浪漫多情的，秉持爱情至上的态度。白薇作为“出走”的女性的代表，也是如此。但是她很快发现，在恋爱关系里面两性处在并不对等的地位。从《琳丽》到《悲剧生涯》，可以看到白薇的恋爱观有了明显的转变。爱情是女性身份的认同，但爱情并不是女性可以依靠的避难所，大多数女性还是深受封建思想的束缚，无法从精神层面获得独立。在《炸弹与征鸟》中白薇对“出走”女性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余玥、余彬两姐妹是从封建大家庭里独立的两位女性，都有崇高的理想和为理想奉献的热忱。摆脱“父”的束缚的她们都向往纯洁的爱情和独立的人格。但是她们很快发现，离家之后，不管是在工作或是恋爱中，女性总是处于依附男性的地位。尤其是彬，本来拥有“炸弹”一般的性格，想要在革命事业上大展身手。可是现实却让她一次次失望，她从内心发出质问，“革命是如此的不进步吗？革命时妇女底工作领域，是如此狭小而卑下吗？”彬发现自己的满腔热血只能做男子的傀儡，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如此的不自由，而她根本无法挣脱这样的现实处境。她只得依附男人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最终一步步堕落成了一个交际花，周旋于男人之间，玩弄男人又依赖他们。彬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在大革命洪流中女性努力探寻自我，却迷失于复杂社会环境和男性话语的悲剧。

三、反思革命与女性命运

白薇是首批加入“左联”和“左翼剧联”的作家，一直以来她都坚信革命的力量，认为革命救赎受难中的中国女性的唯一出路。这在她创作的许多左翼戏剧中均有体现，如《姨娘》《莺》等剧作都塑造了对革命抱有极度热忱的女性形象，她们为了革命可以不顾亲情与爱情，拥有崇高的革命理想。这些人物体现了白薇对女性参与革命的浪漫想象。但是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白薇开始反思革命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在革命中，女性是什么样的地位，革命又是否能让女性获得解放。

《炸弹与征鸟》是白薇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两姐妹余玥、余彬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妹妹余彬到汉口妇女协会交际部参加工作，但是现实却让彬的期待全部落空。革命工作枯燥无味，妇女工作狭小而卑下，妇女的地位十分不自由，尽做男子的傀儡。彬对革命产生了质疑，“把女权安放在马蹄血践下的革命！”余玥在投身革命时也有了同样的困惑。玥在中央党妇女部工作看透了她们的浮夸与虚伪，是一个由“太太小姐们”组成的妇女机关，在开会时不允许下级职员发言，她们只会喊喊口号，工作也在只是为着出风头装模作样罢了。面对现实的卑琐，余彬选择自暴自弃堕落成了周旋于男人之间的交际花。余玥则选择继续投入革命工作，在小说结尾，同志马腾提出让余玥用身体色诱敌人G部长，余玥竟然欣然应允。余玥为了革命主动离开了自己的爱人，甚至还要献出身体。王德威指出，白薇的作品写出了革命不切实际的本质，以及女性看透了革命光辉外表下的陈腐本质之后仍将错就错地拥抱革命。在白薇的作品中，革命对女性来说不是理想未来的憧憬，而是现实存在的境况或前提。

毋庸置疑，在革命洪流之中，男性是作为中坚力量的存在，革命话语由男性主导，女性则是男性的追随者，属于依附的部分。在革命书写中依旧如此，白薇坚持女性立场看待革命，对女性在革命中的处境给予关注，以一种“绝望”的叙述姿态切入革命，真实而又直接地暴露女性在革命洪流中无法掌控自我命运的无奈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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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2021年度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论白薇创作对女性命运的关照与反思”（编号：2021XKT108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徐霓（1998.1—），女，汉族，江苏宿迁人，江苏师范大学大学文学院，20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