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儒学独尊”原因之探索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8）08-0248-01

“儒家学说”创立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的孔子，其主要思想是“仁”与“礼”（“礼”是因循，“仁”是创造），后来通过孟子的发扬光大，荀子的集大成，逐渐形成为诸子百家中最为有代表性的一流派。但在汉代之前，还远未达到“一家独尊”的地步，汉初，“儒生叔孙通为汉高祖‘制礼’，使儒学在各种学说中初露锋芒”；到了汉武帝时代，武帝刘彻接受了儒学大师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终于使儒学达到“独尊”的地步，并延续了几千年。“儒学独尊”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时代呢？这有着它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社会经济背景、思想哲学背景、文化学术背景以及个人因素。

1.政治历史背景

儒家学说和其他诸子百家学说一样，其创始人既为国家的统一，也为自己的生存而纷纷向统治者建言献策，渐渐形成各种学术流派；同时也由于国家战争频繁，各诸侯小国君王的思想与认识不同，对诸子百家学派也各有取舍，因而形成了“百家争鸣”而未有一枝独大的美好局面。在经过几百年的战乱，秦终于得以统一全国，但秦朝过于短暂，还没有来得及对国家的建设作出思考，便被汉取而代之，中国此时才真正进入了一个大一统的时代。汉代建立后不久，由于有了统治者内部的吕氏家族作乱，继之而来的又是“七王之乱”；在外部，与北边少数民族——匈奴交恶，连汉高祖自己都差点在平城北登山被围丧命，后通过文、景的努力，到汉武帝时代，国家才内部安定，国力强盛；又通过对匈奴的连续用兵，终于击溃了南下的强敌，解除了几百年来对汉人朝代的最大威胁，再通过对周边小国的并吞，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大一统的强大帝国”，儒家思想的继承者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便大张旗鼓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2.社会经济背景

从东周后期开始的的诸侯争霸，几百年来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特别是战国期间，诸侯争霸加剧，年年战事不断，广大人民一方面流离失所，另一方面，又被迫交纳极为繁重的苛捐杂税，再加之青壮年人都被迫为统治者服兵役，在残酷的征战中，大批大批地战死。秦始皇用武力统一六国后，又不谙治国之道，继续实行穷兵黩武政策，用武力和暴政来统治百姓。社会经济没因为统一而好转，反而加剧了百姓的痛苦，这也就注定了秦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于是“汉初统治者实行了‘休养生息’宽松政策，文、景又继之实行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使社会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国力大为增强；到了武帝时代，国力之盛，使汉成了当时世界上名副其实的泱泱大国”。经济的高度发展，为思想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也就在此时被统治者顺理成章地接受了。

3.哲学思想背景

尽管秦代深受韩非的法家思想的影响，后又通过“商鞅变法”而强盛，可以说法家的思想在秦朝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在秦统一中国后，法家的严刑峻法的理念和实践，却使秦国很快混乱并走向了灭亡。汉初，哲学思想上先实行的是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的哲学，但“无为而治”的思想毕竟是一种比较消极的哲学思想，它仅对刚经过春秋战国的几百年战乱和秦末战争而形成的大一统的汉初有特定意义，而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社会各方面的向前发展，这种消极无为的思想也显露出它与生俱来的弊端——不愿有大的进取。汉武帝时，政治清平，国力强盛，对外需要对匈奴和周边小国用兵——需要积极进取，这对，既高唱“大一统”、“尊王攘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披着“仁义”外衣，且调和黄老“无为而治”和法家严刑峻法主张的哲学思想——儒学，便顺应历史的潮流而为统治者所重用了，且儒学还更注重于使之符合统治者的“尊卑，，礼仪。

4.文化学术背景

春秋战国的几百年战乱，虽然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给广大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并使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但它也给中国文化学术的早期的兴旺繁荣带来了一个极大的机遇：读书人为了各自的生存、利益和理想，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文化思想体系，向统治者进言献策。“文化学术此时得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的发展，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学术高峰期——‘百家争鸣’时期”。秦统一中国后，由于祟尚法家思想和武力，一个“焚书坑儒”，使中国的文化学术受到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诸子百家书籍几乎销毁殆尽。好在秦作为一个短命王朝，很快就过去，被汉取而代之了。汉统治者吸取了秦的教训，在打天下时，就开始注重读书人；汉初，虽以黄老思想为主，但对其他文化学术的禁锢己经打开，各种文化学术得到一定的发展。到了武帝时，更“设有‘五经博士’等职位，稍后的‘古今文经学’之争，亦是文化学术发展的一个表现”，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就是在这样一个学术氛围中应运而建立起来的。

5.个人因素背景

汉高祖刘邦经过中原逐鹿和楚汉相争，最终夺取了政权，从一个小小的亭长，登上了九五之尊的帝王之位，自然需要帝王的威严，而他手下的那一班随他出生人死的将军们，则多起于草莽，不知道（战争其间也不需要知道）那些君臣尊卑的礼仪，“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因而汉高祖急需要一种“礼”来表现他的威仪与尊崇，于是就有了儒士们的“制礼”；到了汉代鼎盛的武帝时代，对外与匈奴作战是屡战屡胜，国内，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富强统一，文化学术逐渐繁荣昌盛，但仍没有一种能代统治者宣言的学说，于是顺应这种历史需要，儒学也就乘时而兴了。当然“儒学独尊”局面的出现，除了统治者，还有另外两个人的个人因素，一是汉初的儒士叔孙通，在经过一系列的改换门庭之后，最终投靠了汉高祖，在汉急需要“礼制”的时候，大胆的改变运用儒家的“礼”，使汉高祖尝到了“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为儒学的独尊地位奠定了基础；到了董仲舒时，作为群儒之首，一方面要肩负光大儒学的历史重任，另一方面，要为统治者巩固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依据和工具，同时，也为自己及弟子寻找一条人世的“金光大道”，于是他看准了历史机遇，适时地想统治者推出了“儒学”这张极对他们胃口的“大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