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断舍离”理念的跨文化传播基础

2013年，以日本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的著作《断舍离》一书出版为标志，“断舍离”的概念被引入中国。起初，被归类为家居生活指南。但随着概念的不断推广传播，人们发现除常规的日式整理、收纳技巧外，“断舍离”更侧重引导人们生活态度的改变。在部分人信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的当下，通过改变对物品占有无限多、近乎贪婪的态度，转而追求对物品的怜惜与最大化使用；在追求日常使用物品的高品质的同时，降低占有欲望，减少生活消耗，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少而精”的生活态度。这种变化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人们摆脱物的束缚，真正实现行走的自由。

随着“断舍离”这一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家政领域延伸出一个新的职业——整理师，为他人做舍弃非生活必需品的整理指导。这一行业基本是将日本整理界的较有影响力的山下英子、近藤麻理惠等专家的理念照搬过来，尚无创新可言。但几年之内，由此引发的“断舍离”风潮确实引发的大众对于“物”、“物我”的思索和对极简主义、低碳生活的追求。

“断舍离”俨然成了年度热词，整理师以“断舍离”为事业；成功人士在谈“断舍离”后的轻松与自由；创业青年在说“断舍离”给自己带来的开挂人生……可是随着热潮褪去，人们发现抛开心灵鸡汤的外衣，日式“断舍离”为什么在中国如此接地气？有着悠远的传统文化，尚未实现全民富裕和物质极大丰富的中国与文化上既有沿袭又存在差异，且位列发达国家的日本，在“断舍离”上为何在有着如此强烈的共鸣？针对“断舍离”风行中日这一现象，本文尝试使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明晰“物”在中、日文化传统的分辨与渊源，探寻中、日间传播“断舍离”理念的跨文化基础。

一、中日文化与简素精神

近现代以来，在谈到日本文化的根本时，大部分日本学者认同日本文化属于东方儒教文化。但以冈田武彦为代表的九州学者则认为日本文化的产生基础是日本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是独立形成的，完全不同于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东方儒教文化。[1]儒教并未影响日本日常生活原理和行为规范的形成，也未深入民间。[2]还由此提出日本文的两个根本哲学范畴：“简素”和“崇物”。其中“简素”更为日本文化之根本，在日本文化各种表现形式中都有体现。

如日语表达中的“不善言举”意味不擅长语言表达，而日本人把这看作美德。相较于乐于通过言说来表达自己意向和思想的民族，日本人似乎更倾向于抑制表现和自我克制；俳句是日本独特的文学形式，如同中国之唐诗，在其简单的表现形式当中具有深刻的内涵；日本引以为荣的陶瓷工艺、庭院设计和建筑风格，在审美情趣上无不展现“简素”风格。由此可见，当前的“断舍离”风潮作为不仅是一种生活景观，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可将其定义为符合日本人“简素”审美标准的生活美学。

在人们的一般认知里，日本的鉴真东渡、大化改新，无不是向唐朝学习文字、规制、生产技术、政治制度、建筑技巧等，但真正对日本简素精神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中国的宋明两代文化。冈田武彦曾在其著述里谈及：中国文化虽大都被日本所受容而简素化了，但日本文化的简素却有中国文化的背景，这点必须明了，不这样的话，恐怕对日本文化之简素的理解也会变得浅薄起来。[3]

二、中日文化与崇物精神

“崇物”也是日本思想文化的根本理念之一。在日本，不仅有生命或被认为有神力的物品被供奉，即使像缝纫用的针，写字用的笔，也会为它们立一块供养用的碑，放在那里供奉，以表达自己的感恩之心，惜物之情。

而按照当代中国史学界通行理解晚明时期“物欲”这一概念得以拓展和泛化，王阳明甚至把一切与“天理”和“良知”无关的生活实践、审美活动和社会行为都斥为“物欲”。物与物欲之所以引起当时知识分子如此大的焦虑和批判，当然要归结于流行于当时社会的“玩物”与“恋物”。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大夫流连于古董、书画、清玩的并不鲜见，但之前的朝代，都没有像晚明一样痴迷于此。当时的社会，人们对物的追求，不厌精细，风气有日渐奢靡之倾向。“物欲”、“物化”、“物役”的话题，也引发了王阳明心学对“格物致知”这一儒家传统学问和修身路径的重构，“物”和“物欲”成了晚明思想界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以至于王阳明的后学王艮、李贽等提出“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之说；更有“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的用物原则以及“玩物丧志”的道德训诫。

三、存异的“断舍离”是文化的不同表达

善于思考的人常常可以从原本习以为常的环境中抽离出来，反思自己的社会和文化。中国和日本这两大东亚民族，在工作、生活中体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随性和重视规则，这在中、日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断舍离”的具体形态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较之山下英子提出“断舍离”的生活理念，更早的日本人的精简生活就有异曲同工之意，生活中具体表现为舍弃不必须的日常用品，不占有、不消耗。当然这除了与前文所述“简素”与“惜物”外，也必须要考虑到更为实际的层面。例如，日本人非常喜欢使用“民族性”这一词汇，而地理环境一定是影响民族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地域狭小，城市人口居住密集，逼仄的居住空间，又不能失去生活的精致主义，无法宏大，只能浓缩，这也导致日式“断舍离”的理念践行起来更为极端。

“断舍离”在中国的落地则更注重精神层面，且重点不是物的整理而是心态的变化。其更深广含义的生活方式是极简主义，其核心在于：崇尚简约的生活，回归生活本质。很多年轻人还把极简主义的生活态度推进至人际交往层面，摒弃所谓的“人脉说”。简单生活、慢生活不拘泥于物品的多少，更注重心理的“脱壳”。简致慢，慢则静，人们开始从崇尚宁静致远的传统文化中寻求心灵的“断舍离”，书法、昆曲、禅道等传统文化项目被重新关注，甚至出现了短期出家，重新归隐山林等人生选择，断舍离由此脱离了简单的生活美学。

结语

梁漱溟先生在著作《世界会好吗》中谈到人生所面临的三大问题，总结起来就是：首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才能解决人与自己内心的问题。在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喧嚣的当下，苦于物役的人群尝试探索和追求生活的广度与宽度，探寻放飞自我的可能。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既有文化传统的渊源，又有地理资源、经济发展和国民教育程度区隔的国家，都有断舍离传播和流行的土壤，且因为这些差异，对断舍离这一理念的理解和发展又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这是断舍离能够得以传播并引发共鸣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吴小康，徐海涛，彭卓，艾福梅.不做大众克隆，不为物欲奴役[J].决策探索，2015，2（上）：82-85.

[2]蔡贻象，吴芬芬.这就是生活：“断舍离”生活美学理念下的电视真人秀[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5，8：51-53.

[3]熊佳树.最日本——深度剖析日本社会[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