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研究

摘要：新型农村社区是目前乡村振兴建设的重要推动力，由于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需要在不断实践中探索出符合各地具体实际的模式。本文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以苏州“三社联动”的农村社区治理创新路径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三社联动”模式的具体实践措施进行分析与反思，总结苏州“地方性”的农村社区治理经验，并试图对中国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提出一些对策。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村社区治理;三联互动

一、引言

自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后，党和政府连续多次发布中央一号文件，2022年文件提出要加快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发展，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可见，党和国家对推动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视。社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单元，在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抓手。农村社区是指由在农村居住的一定数量的人组成的共同体，而伴随着城镇化的迅猛发展，为了提升农村居住者的生活质量和水平，让农民享受到跟城市一样的公共服务与生活环境，新型社区的建设与治理是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居民化的重要载体，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入点及优选路径。

二、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相关概述

新型农村社区是我国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其不同于传统的农村，反而是以传统行政村作为划分的依据，将原本的行政村村落进行打破、

拆迁、合并，从而组建成一种统一的集中居住区;也不同于城市社区，虽然形成了一种社区形式，但是其原本的户籍、土地、人口素质等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其本质上依旧在农村范围内。因此，新型农村社区是一种兼具“城乡特色”的社区形式。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是为了让农村居住者享受到现代化、城市化的公共服务，社区范围内的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居民等公共行动者，依照法律法规要求对其范围内的公共事务进行的有效治理。其呈现出来的特征有两点：第一，从内涵来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具有多元主体的特征，处于该社区范围内的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社区居民、企业等都有可能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第二，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工作旨在为社区范围内的居民提供服务，因此其更倾向于自主模式，强调治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需要根据生活中所形成的各种规定民约，对社区中的各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与监督。

近年来，多地政府积极响应和贯彻落实国家政策，逐渐探索出符合当地实情的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模式，例如苏州“三社联动”模式;深圳盐田区“1+3+X”社区治理模式;北京朝阳区“五方共治”模式等。本文将以苏州市的治理创新模式为例，在对“三联互动”模式进行分析与反思的基础上，总结中国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地方性”经验，试图提出相关对策，对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三社联动”的苏州路径

“三社联动”的前身是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实现合作的“政社互动”模式，该模式在苏州太仓率先进行探索。随着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级地方政府将部分社会职能逐渐下移，政府压力减轻的同时，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边界也模糊不清，社区事务负担过重，为了厘清政社关系、减轻社区负担，苏州市不断在新型社区建设上进行试点改革探索，最终选择了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社区居委会为基础、社区工作站为依托、其他各类社会组织为补充、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政社互动”路径模式，这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管理机制提升了基层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得到该地各参与方的广泛认可。

“政社互动”模式的具体落实后，政府与社区组织各自承担的责任变得再一次失衡，逐渐暴露出来许多现实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苏州市又发动了“三社联动”模式的探索。“三社联动”是指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之间的横向深度融合，强调以社区居委会具体运作为平台，社会组织承接为载体，社会工作人才介入为支撑，公众参与决策和管理监督、多方评估机制为依托的格局。最早建立“三社联动”机制的是上海，其较为强调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在社区治理上发挥的引领作用，之后各级政府积极探索该模式。为了满足新时代对乡村现代化的要求，江苏省苏州市在城乡基层治理方面进行了多年探索，形成了独具苏州特色的一套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本文以较为典型的苏州市的“三社联动”路径为例。

在社区治理创新方面，苏州市选择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通过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团队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从而更好的促进政府与居民间的联系。苏州“三社联动”模式采取的是“镇街打包、村居落地、统筹设计、专业服务”的方法，探索通过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的深度融合，其中，“镇街打包”就是以乡镇、街道为单位，将能够下放给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统一通过政府采购平台招标，从而实现全市专业化的社工团队的全覆盖;“村居落地”旨在将所有的服务项目能够落实到具体社区（村），充分调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社区的有限资源;“专业服务”是对于如项目设计、组织招标各个环节的运作都要具有专业性、规范性，以促进治理工作质量的提高。

至2019年6月，苏州市投入近2.16亿元资金，在全市451个社区和64个行政村开展城乡社区服务社会化试点，目前，苏州市“三社联动”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的一个难点是采取政府采购将社区治理中的事项进行公开招标，吸纳专业的社会队伍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化的公共服务，从而达到不断满足居民多样的需求。据不完全统计，苏州市成立了112个社区社会组织，通过举办志愿者服务活动、搭建“三社联动”的实体化平台、创立社区公益金等措施，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使得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得到了有效化解，实现了“三社联动”深度整合机制促进社区自治的目的。

四、新型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的困境

（一）新旧社区治理理念交织

传统行政村中存在的科层体制管理模式在当前大部分管理人员的潜意识里是根深蒂固的，部分较为传统且落后的农村中，其实际的管理模式仍然以政府部门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参与力量薄弱，“三社联动”模式是政府将权责下放，不断提升社区自治能力，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此外，较为封建且顽固的思想不仅存留在政府部门内部，也存在于新型农村社区内的居民当中，苏州市“三社联动”模式较为强调发挥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新旧治理理念的转变对新型社区居民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有较大的冲击，在居民内部存在不重视甚至抵触新模式的建设，直接背离了“三社联动”的建设目标，也不利于社区邻里间友好、互助、和谐氛围的形成。

（二）新型农村社区缺乏专业人才队伍

新型农村社区改革意味着社区承担的工作越来越繁杂，而这一方面的发展需要更具专业化的人才队伍的支撑。随着全国城镇化的高度发展，“到发达地区就业”已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观，这就造成农村优质劳动力的进入越来越少，导致农村社区居委会人才严重缺失。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的这一现状也同样体现在社区治理上，即目前农村社区的管理干部年龄较大，往往采用传统的旧方法、旧思路进行社区管理，缺乏具备更专业的管理知识与创新意识的新鲜血液的注入，极不利于社区的发展与进步。苏州市“三社联动”模式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于苏州发达的城市经济，能够吸引更强大的优质劳动力，但全国发展较不平衡，一些偏远地区或落后农村并不能吸引人才有效进入，因此存在较大弊端。

（三）优秀传统文化与农村特色逐渐淡化

新型农村社区的建立不仅仅是空间上的意义，还意味着传统行政村内部村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为了适应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农村社区改变原有生活方式，从而形成具有自身独特文化的生活方式是这一社区共同体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然而，新型社区共同体在建立独有文化的过程中，受到现代化的强烈冲击，再加上未受到健康文化的正确引导，这种文化背景反而会直接影响新型农村社区内部的公共文化氛围。此外，传统农村有着城市社区无法具备的一种特色，即邻里之间所形成的地缘和血缘的人际关系，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物质关系可能逐渐代替这种亲密友爱的居民社会关系，农村特色逐渐淡化，也不利于社区内部团结互助友爱氛围的形成。

五、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路径思考

（一）强化社会组织与公民参与意识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旨在让农村居住者享受到现代化、城市化的公共服务，提升社区范围内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必须发动社会的力量，建立政府部分、社会组织、企业乃至居民等多元参与的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模式。因此，应该加大力气改变传统科层体制带来的隐患，社区组织在承担社区管理责任的同时，地方政府要将相应的权力下放给相关部门，拥有相关权力社区组织才敢“放手”去做，并且结合当地实际完善社区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权责清单制度，进一步促进社区管理的规范化。此外，地方政府要帮助社区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教育、学习、培训等方式给予社区居民参与感，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与知识体系，在社区活动中达成团结互动的良好氛围，一方面也能够保留传统农村生活的独特魅力。

（二）重视人才建设，鼓励“能人”进入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是顺应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背景和乡村振兴战略而形成的一种农村社区治理格局，但在其推进和管理过程中，吸引和挖掘“能人”参与社区治理是该模式建立的一大重要因素。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吸引优秀人才到社区建设中来，如加大毕业生就业补助力度、人才就业购买住房优惠、或落户等政策。或者通过招聘愿意为社区服务、有热心和激情的社会人士来服务社区。另一方面，居民是社区建设的最大受益者，应该充分让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居民最了解该社区范围内其他居民的服务需求，也是最能够深入社区内部“打成一片”的，社区组织通过吸引有能力的居民，引导他们为社区服务，不断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参与意识，能够潜移默化地提高居民们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更利于新型农村社区的良性发展。

（三）重构新型农村社区文化体系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该要高度重视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和农村特色的传承，要兼容原有文化与新兴文化，打造社区内部具有较强实力和竞争力的、符合本社区居民喜闻乐见需求的特色文化体系。同时，社区内部还应该积极开展如健美操比赛、图书阅读等文化活动，通过参与社区活动让居民产生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且应该学习“三社联动”模式的精髓，采取“社区主办+居民参与”的形式，利用社区已有的资源让居民自发组织技能培训活动，让社区居民都能够充分参与其中，从而逐渐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再者，对于某些农村特有的传统文化特色，在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时应注意文化历史的传承。地方政府也可以充分利用传统农村优秀文化资源，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创建绿色、新颖、现代化的农村产业，社区通过惠农政策深化新型农村社区产业的经营，逐渐发展本社区的特色。

六、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逐渐暴露，社区正逐渐成为满足公民意愿的载体，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在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以及国家大力支持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借助城市社区可以提供公共服务、为政府减压这一优势，各地纷纷探索农村社区的新型组织形式，通过农村社区的建立来改变传统农村的弊端，不断提高原有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这一新型治理模式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其中还存在较多问题及矛盾需要更深入的探索，进一步提升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科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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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婷（1998——）女，汉族，安徽马鞍山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城市发展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