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寓言的讽刺艺术

摘要：柳宗元的寓言创作深深根植于中唐时期的社会土壤，和他本人的生平经历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彰显了较为鲜明的社会讽刺主题。他在寓言作品的创作中融入了对当时病态的社会人情风尚的讽刺，对当权旧官僚的反抗和对自己在政治上遭受的迫害的批判。这种充满批判性和强烈讽刺性的文学作品的创作是基于对比喻、拟人和对比等创作手法的纯熟运用。

关键词：柳宗元;寓言;讽刺;艺术手法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中唐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21岁中进士，24岁开始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31岁入京为监察御史里行。在此之前，柳宗元在科名和仕途上都可以说是一路顺遂，直到805年顺宗即位后，为了改善当时政治黑暗腐败的现状，任命与他志同道合的王叔文开展政治革新活动，柳宗元时任礼部员外郎，他们政见一致，皆反对宦官专权、横征暴敛和藩镇割据，因侵害权贵利益，革新运动进行了不到七个月就宣告失败。柳宗元也因此遭遇贬谪，贬为永州司马。至此，仕途上遭受打击的他将活动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视野上的开阔和经验上的丰富，皆来自贬谪生活对他的磨炼，这样的经历导致他对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等方面的问题有了广泛的研究，著书撰文，将大量的精力转移到思想文化领域中，对唐代文坛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大量的寓言作品皆作于永州期间。

寓言是一种带有讽刺和劝诫的性质的文学体裁，寓言作品的表现形式大都是具有比喻性的故事，从而将别有深意的道理寄寓在这一个个故事中。在我国先秦时期的寓言还没有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只是以片段的形式零星分散于一些诸子散文的作品中。柳宗元将这些片段的寓言，加以概括总结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这时的寓言成为更加具有文学意味的一种独立新文体。而先秦时期的说理性寓言在柳宗元笔下也变成了讽刺性寓言，有了新的发展。他的寓言极具思想性与战斗性，同时还具有艺术独创性，可以说柳宗元是中国寓言文学的真正完成者。本文从柳宗元寓言的主要内容，其寓言的讽刺艺术手法以及影响三个方面入手，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柳宗元寓言的主要内容

柳宗元的寓言展现了中唐时期的社会现状，他的寓言大都创作于被贬永州的十年，根植于当时的封建社会，可以说他的作品是当时的病态社会和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共同作用下的一种产物。参与政治革新活动而被贬为永州司马是对他的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样的经历让他透过封建社会的黑暗面，意识到当时社会存在问题，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皇帝昏庸、官僚党派之争、边境外族入侵，这些都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内忧外患的现实情况。在看清了社会现实之后，柳宗元创作了一些蕴含深刻意义、讽刺世态的寓言作品，这些文章都表现出了深刻的批判、鞭挞和嘲讽，饱含着他对社会的热切关注身上所具有的高度、政治责任感，一方面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懑、激昂之情，另一方面揭露当时的病态社会现状。柳宗元寓言作品，还有将近二十篇流传至今，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着重讽刺和批判当时那个病态社会不良的人情风尚;一类是着重在揭露和批判当权的旧官僚，对自己在政治上遭受迫害表示不满和抗议。” [1]

讽刺病态社会的作品，有《三戒》（由《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黔之驴》三篇组成）《罴说》《鞭贾》《蝜蝂传》《招海贾文》《哀溺文》等。语言运用上除了犀利隽永的特色之外，还具有幽默性和风趣性，这些都是这一类作品的共同点。作者在寓言作品中对麋、鼠、驴、蝜蝂等一些动物形象进行了文学性的加工，在故事情节中往往能够在风趣幽默之余还可以引人一笑;而作者的用意则是在让读者会心一笑的同时，还能够引起读者的深思，体会到文章的余意。其中还有一些作品，以《罴说》和《鞭贾》两篇作品为例，虽然它们总体思想上都与《黔之驴》较为相近，但在立意构思上有别于《黔之驴》，让人耳目一新。《蝜蝂传》《哀溺文》《招海贾文》都对那些嗜财如命之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以《蝜蝂传》为例，作者在文章中将一个贪得无厌，一直高攀的小爬虫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这篇文章从表面看来虽然是描写了一只并不起眼的小爬虫，细细品味下来，不难体味到文章句句直指那些只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并且贪婪成性的丑恶形象。柳宗元的笔下还有很多像这个小爬虫一样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这样的典型意义，一直到了今天都还一直存在。他在这一类型作品的创作上，大都赋予了丰富的内在含义，并且这些内在含义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都能够发挥一定的美刺作用。作品的本意虽然是着重讽刺当时的病态社会，但是这样的作品在当今社会依然能起到讽刺作用，这也是经典能够流传至今的原因。

意旨在揭露和批判当权和旧官僚主义来表达自己愤懑激昂之情的作品，也有很多，比如《憎王孙文》《骂尸虫文》《斩曲几文》《宥蝮蛇文》《鹘说》《谪龙说》《东海若》《牛赋》《瓶赋》《愚溪对》等。这一类作品，大都创作于左迁永州之后，由于不满自己的遭遇，故这一类作品皆是对当时掌权统治者的抨击，借此表达自己对人生遭遇的不满之情，同时作者避免再次遭到政权统治者的迫害，他在自己的作品中都是隐晦的寓言笔法传递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上文谈到的两种类型的寓言，都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与混乱。柳宗元长于借物讽人，由于能够对人和物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了解，因此很多人事物的主要特征他都能够了然于胸，在此基础上的创作手法加入夸张和想象进行适当的文学创作，最终塑造成生动的艺术形象。如此高超的写作手法，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导致其寓言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几乎全部都是虚构的。一部分的作品中甚至没有出现人的形象，全部用动物形象进行叙述，但这些动物又无一不是人的化身。将现实生活中的细节全部概括凝练至作品的故事情节之中。柳宗元的寓言，只有一小部分是直接的叙事写意，意在言外才是他其余大部分寓言作品的主要特点。而对于作品真正想要表达的强烈的批判性和讽刺意义，都不会显露在字里行间，而是隐藏于故事情节中，就如庄子在《知北游》中所说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2]这样的境界，就是要让读者在阅读完作品之后陷入深思，从而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除此之外，一般寓言文学创作中常常用到的幽默、讽刺、比喻、夸张和人格化等写作手法在柳宗元的寓言创作中都得到了更好的运用。在语言风格上，言语上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语言简练、犀利、意蕴丰富。幽默中带有沉郁悲愤的情感色彩，是柳宗元寓言创作独有的艺术风格，这都归因于他在谪居生活中的抑郁悲愤之情。

在我国漫长的文学发展史上，寓言算是出现相对较早的文学样式，但在寓言文学发展初期，尤其是在先秦时期，寓言大都是以片段的形式穿插与其他的文学作品中，并非以寓言这一单独的文学样式出现。而且先秦寓言大都以说理为主要目的，其次是讽刺。到柳宗元这里，寓言的讽刺特点才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二、柳宗元寓言的讽刺艺术手法

故事上的完整性，情节上的曲折性，内容上的丰富性成就了柳宗元先生的寓言创作，也成为其作品的鲜明特色。他的寓言创作在中唐时期爆发的“安史之乱”之后较为集中，此时的唐王朝虽然已经平定了 “安史之乱”，但依然没有改善藩镇割据的局面，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人民依然遭受苦难，这些现状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统治阶级也要维护政治上的统一，与此同时，尊崇儒家思想的古文运动也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展，这些都是柳宗元对寓言进行文体改革的重要社会因素。但这并非主要原因，如若柳宗元没有仕途的坎坷而导致的身心遭受严重的摧残，他的讽刺寓言应该不会达到今天这样一种高度。《旧唐书·柳宗元传》中说道：“（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3]

1.犀利深刻的比喻

自先秦时期开始，比喻的创作手法在寓言文学的创作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比喻寄托一直是寓言作品的一个主要特点，通常表现为言在此而意在彼，故事情节作为“言在此”的喻体，而“意在彼”的本体则是寓言的寓意，情节之中暗含寓意。这一点在柳宗元的寓言中也显得尤为重要，他将比喻这一修辞手法在自己所创作的讽刺寓言中运用得淋漓尽致。

柳宗元在他的寓言创作中擅长使用象征的手法来表现人和事的形象以及人类社会的形态，往往能够把普通的人物和现象通过艺术创作打造成具有不同寻常的特征和特性的人物和现象，从而根据这些具有特色的人物和现象来构造出生动鲜明的寓言故事。使寓言能够起到很好的讽刺和教育作用。

在柳宗元为数不多的寓言作品中无论是讽刺当时的病态社会，还是揭露当权旧官僚，大部分都使用了比喻的手法。比如在《蝜蝂传》中，就描写了一种名叫蝜蝂的小虫子，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背着东西，它一边爬一边背更多的东西，越背越多，越背越重，但它还是不愿意停下来，路过的人看它背那么多的东西还在继续向上爬，于是可怜它，帮它把东西都拿下来，可是这个小虫子等缓过来了就又开始看见什么东西都往背上放，再朝着更高的地方攀爬，耗尽力气也不停止，最终筋疲力尽摔地而死。柳宗元就是用这个小虫子的形象来比喻当时朝廷中那些贪赃枉法，贪得无厌，为非作歹的达官显贵们。在此之后，柳宗元自己在文也发表了一番议论：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已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兹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4]

这篇文章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字，但是在我们眼前却生动的活现出了一个私欲无穷，贪取无厌的极端自私自利者的丑恶形象。更是形象地勾勒出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典型。

除《蝜蝂传》之外，还有很多作品都运用到了比喻的创作手法。比如《黔之驴》中写到一只驴被运到贵州，与老虎狭路相逢，但贵州的老虎从未见过驴，当它看到毛驴高大的身材之后吓得只敢躲在树林里偷偷地看，毛驴大叫一声都吓得老虎瑟瑟发抖，可是当老虎发现这个大家伙在愤怒的时只会大叫一声然后奋起后腿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毛驴只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废物，于是跳起来吃掉了毛驴。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把毛驴比作愚蠢无能、外强中干的人。在《鞭贾》中，他将卖鞭子的商人比作误国害民，招摇撞骗的旧官僚贵族。在《骂尸虫文》中，残害贤良的掌权者被比作尸虫。在《瓶赋》中，又以瓦瓶自喻，表达自己的光明纯洁和高尚的情操。

从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柳宗元在他的寓言作品中选择的用来做比喻的事物大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接触到的事物，这样的选择并非巧合。选择常见的事物来创作寓言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带给人们通俗和亲切的感觉。用身边常见事物做比喻，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对这一类事物的特点都有所了解，保持了这些事物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这些事物也紧扣文中所讽之事的特征，能让作者的讽刺寓意表达的淋漓尽致。

2.特立独行的拟人

在寓言作品中，以自然界中的事物作为主体，大都是从西方寓言开始的，比如古希腊的经典作品《伊索寓言》，就把黑恶势力的专横和残暴以及对弱小势力的残害用动物的故事表现出来。卢宁在《韩柳文学综论》中谈道：“在我国本土的文学中，借动物来寄讽人事的笔法，可追溯至先秦。《庄子》和《韩非子》中都保存了大量的寓言式作品。兹类寓言多附于文中，尚未成为独立的文学作品。柳宗元笔下的寓言作品超越侪辈，独创性极强。”[5]在我国先秦时期的寓言故事中最常见的题材就是民间故事以及历史和生活故事，除了庄子的寓言故事有一部分是以自然物作为主人公创作的之外，其他的先秦寓言故事也极少使用拟人的写法来描写自然事物。拟人作为寓言中最重要的创作手法之一，在先秦寓言中使用的并不充分。这也是中国古代寓言在柳宗元之前并没有较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柳宗元由于受到一些印度佛教的影响，所以他的寓言文学的创作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性的继承了先秦寓言的一部分传统，并以拟人的艺术创作手法对寓言文学进行了创新。在他的寓言作品中大量运用动物形象作为主体。例如很有名的作品《三戒》，这三篇都是以动物为主要描写对象，运用拟人的写作手法表达文章主旨。从柳宗元开始，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寓言故事再也不是西方寓言故事的专属，而他也将中国的寓言文学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

柳宗元寓言作品中的动物形象塑造的惟妙惟肖，有麋、鼠、驴、虫、虎、犬、熊等，无一不用拟人化的创作手法将它们创作的形象生动，故事感人。他在对这些动物的寓言形象进行塑造时，尤其善于抓住各种动物自身被人熟知的特征，再加以白描的创作手法进行勾画，把这些动物形象中想要表达的性格和行为描摹到极致，更加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作品的讽刺寓意赋予更加深刻的韵味。

以由《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和《黔之驴》三篇短文组成的《三戒》为例。这里的“戒”是指物示戒的意思，故先生在《三戒》的序中写道：“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4]《临江之麋》中的麋深得主人之心，犬因畏惧主人，便与之交好不敢吃麋，导致麋外出见了其他的犬都以为和主人的一样，但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 “麋至死不悟”。这个故事将矛头对准了那些趋炎附势得意忘形的小人物，不难看出讽刺之尖锐。另一篇《黔之驴》则写驴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却没有本事，只能对老虎怒而蹄之，随后被老虎吃掉。这也是成语“黔驴技穷”的出处。色厉内荏的小人在这里被作者映射到驴子身上，并在文中嘲讽他们“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4]，而实际上是说这些人无德无能。最后一篇《永某氏之鼠》的描写对象是仓廪之鼠，它们骄横恣肆，本以为能够终世饱食无忧。谁知后来换了主人，尽遭捕杀。文中仓廪之鼠遭到彻底消灭的结局就是那些自以为“饱食而无祸”的人的结局。他在序中已经说道：他厌恶世上的一些人，不知己能，“乘物以逞”，倚仗势力与人交往，“出技以怒强”，为所欲为，最终要招来祸患，为此做《三戒》。实际上柳宗元非常厌恶那些不学无术的门阀子弟，《三戒》中的麋、驴和鼠正是用来讽刺这些门阀子弟的。

柳宗元在对这些自然界的生物进行拟人化的创作时，并没有忽视这些自然物的本质特征，而是在他们本身具备的特征上注入了人的性格特点。如此一来，进行了拟人化创作的“主人公”在不失自身特性的基础上，有能够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联系到作者要讽刺的对象。在寓言故事中大量使用拟人化的创作手法，不仅能够使寓言故事中的形象更加栩栩如生，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给单调的故事增加趣味性，让作者想要表达的讽刺寓意更加鲜明。

3.独特鲜明的对比

对比的创作手法在寓言作品中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这一创作手法在柳宗元的寓言中亦是如此。他非常善于将两种有强烈反差的人物或事物等借用对照的写作手法加以描述，这样的创作手法能够将用来作对比的人物或事物各自的特征表达的更加突出和鲜明。翟满桂在《一代宗师柳宗元》中谈道：“柳子寓言往往把对立的形象放到同一篇作品中来精心雕刻，相互比较，使美的显得更美，丑的显得更丑。”[6]

比如在他的《牛赋》中，前半段作者写牛“有耕垦之劳，利满天下，无可逾者。”[4]用来比喻自己，随后作者笔锋一转，在“无可逾者”之后以“不如”二字相接。写到了羸驴，“服逐驽马。曲意随势，不择处所。不耕不驾，藿菽自与。腾踏康庄，出入轻举。喜则齐鼻，怒则奋踯。当道长鸣，闻者惊辟。善识门户，终身不惕。”[4]这一篇作品的写作，使用了对比的手法将牛与羸驴作比较，不仅表达了作者的不平之气，更是用羸驴比作宦官和腐朽官僚，为整个作品奠定了讽刺的基调。作者文中巧妙地运用“日耕百亩”的牛“利满天下”而难逃被杀的命运与“不耕不驾”的羸驴“曲意随势”而得志作对比，证明了运用对比的艺术手法要比简单直接的正面说教更加具有说服力，作品的讽刺寓意也更加具有批判性。

除此之外，他针对杨雄《酒箴》而作的一个作品《瓶赋》也同样运用了对比的写作手法，将盛水的瓦瓶与盛酒的鴟夷作对比，认为鴟夷以酒“谄诱吉士”，使得美丑颠倒，黑白不分，以致“败众亡国”，而瓦瓶虽然盛水，却“淡泊是师” “清白可鉴，终不媚私” “利泽广大”，谁也少不了它。即使“绠绝身破” “复于泥土”，也能心安理得。这些对比鲜明的形象让读者在阅读之后回味无穷。

4.凝练生动的语言

柳宗元的寓言作品大都创作于被贬永州的十年间，长期的贬谪生活，加深了他对当时社会生活现状的体察，他的寓言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的社会生活现状。这些特点在他寓言中直接体现在语言的锋利简洁和风格的严峻沉郁。他的寓言作品几乎都是短篇，短短一二百字，假物为说，寓意深邃，他善于抓住平凡事物的特性进行适当的想象夸张创作，在短短的篇幅中将想要表达的寓意展现到极致。

以《罴说》为例，全篇仅130个字，但字字都是精髓，故事生动完整，描写形象逼真。文章中首先交代了四种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罴的凶残，继而对猎人与这四种动物之间发生的故事展开了叙述，结尾处简洁有力，直接表明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这样一篇短小精悍的寓言故事集说明、描写、记叙、议论于一体，全文一气呵成，文已尽而意无穷的创作手法引发读者的深思。

再比如《哀溺文》全文119字，就已经将一个守财奴的形象生动的呈现在我们面前，加强了讽刺效果。《蝜蝂传》全文也不过167字，却能够借一个善于负重且好爬高的小虫形象，讽刺了那些旧官僚唯利是图，贪婪成性的丑恶面目。这正是柳宗元对当时政治腐败进行的批判和抨击，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用强有力的凝练语言对令他不满的社会现状进行讽刺、批判和揭露，是柳宗元寓言的一个鲜明特点，他尤其能够巧妙地运用动词和形容词对故事情节进行细致的加工。往往能够用寥寥数字就准确鲜明的描绘出生动具体的场景或明确的表现出事物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对语言的驾驭能力相当之高超。在他为数不多的寓言作品中，通过他对语言的高度凝练，用他锋利的笔锋勾勒出了中唐社会中各种丑恶人物的脸谱，这些形象给读者带来了十分丰盈饱满的立体感，且具有强烈的生活市井气息，作者用这些作品来讽刺和批判一些社会的不良现象，斥责一些卑鄙的社会人物，使其作品的讽刺特色十分鲜明地突显出来。

三、柳宗元寓言讽刺艺术的影响

柳宗元是一个有独特意义的历史人物，在他的一生中最有成就的时光都是在忧郁愤懑中度过的，用诗文来抒发他心中的情感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他文学的一大特色，而他用骚赋来写哀情更是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永州十年的经历，是柳宗元人生中最痛苦难耐的一段时光，可他却在这段难捱的岁月奇迹般地铸就了自己的人生辉煌，韩愈作《柳子厚墓志铭》说柳宗元遭遇贬谪，没有得到权贵的推介，“故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7]。而如果他在贬谪之初就受人举荐为官，可能会官运无穷，但这样“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为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7]。韩愈认为柳宗元之所以能够将文名传于后世与他在永州十年的困厄密切相关，是一时为将为相所没有办法相比的。由他集大成的寓言更是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寓言故事的本质就在于借用虚构的故事来寄托生活的真理。而我国的寓言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样式，应是从柳宗元开始的，他的寓言都是有感而发，又都具有事实指向。当时的柳宗元遭受贬谪身处险境，话不能直说，心中的愤懑之情亦不能直接表达，只好假物为说。在《柳河东集》卷十八《骚》篇中有一组文章写的相当精妙，不但在谋篇设句上处心积虑，在命题上也相当妙趣讲究，作者借骂尸虫、斩曲几、宥蝮蛇、憎王孙、以抒泄胸臆，来批判和揭露当权的旧官僚，并对自己在政治上遭受的迫害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他把世态人情都刻画的入木三分，文中透出的生活哲理，让读者在阅读之后如甘饴留香满口。

郑振铎先生在《寓言的复兴》一书中，就柳宗元对寓言的贡献发表了一番议论：

中国的寓言，自周、秦诸子之后，作者绝少。此正如繁花盛放于暖室，一旦室毁，则鲜花在冷露炽日之中，惟有枯死而已。后来印度的寓言，虽在六朝时输入，却亦不复能燃着中国寓言的美丽光辉。韩愈、柳宗元诸作家，似亦颇有意于著作寓言。柳宗元尤为努力。他所作的《永氏鼠》《黔驴》之类，亦还有趣。在中古时代而见这种作品，有如在北地见几株翠绿之竹，临风摇摆，至珍可异。[8]

郑振铎先生的这一段论述，在谈论了印度佛经寓言对寓言发展的影响之外，还肯定了柳宗元寓言的文学成就。而柳宗元先生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成就他自己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云：“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荀》、《孟》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4]他的这种取别人之长而不一味追求模仿前人作品的精神，正是促使他的寓言散文作品居于中国文学史上独特地位的重要因素，他能够将语言散文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也离不开他的这种精神境界。这也为后代的文学家开创了新的创作领域。

柳宗元的寓言散文作品另有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把寓言在先秦时期主要以说理和阐述一家一派的观点而存在，转化为以讽刺当时社会在封建统治制度和统治者的弊端，揭露社会矛盾、针砭陈规陋习为主的一种独立文学体裁。寓言起源于民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寓言才被带到了上流社会，当时的寓言主要是用于各国的大臣和纵横家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引用的民间流传的或者自己编撰的寓言故事来说服统治者认可自己的政治主张。总体来说，先秦寓言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要么阐述大家们的理论主张，要么总结前人的历史经验。这样的现状到了唐代才有所改观，从柳宗元开始，寓言不再依附于其他文学样式而存在，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

总而言之，柳宗元的寓言创作是集大成之作，他吸收了先秦寓言、佛经寓言和唐传奇的优秀创作经验，再加之他自身被贬之后的独特视角对当时的社会制度体察入微，对底层人民的生活细致体验，从而创作出了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寓言文学作品，促使了寓言文学本质上的转化。这也是柳宗元寓言文学创作的一个最重要的也是对后世影响最深的成就。

[参考文献]

[1]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4.

[2]方勇.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

[3][后晋]刘昫.旧唐书·柳宗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唐]柳宗元.柳河东集[M].北京：中国书店，1991.

[5]卢宁.韩柳文学综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6]翟满桂.一代宗师柳宗元[M].长沙：岳麓书社，2002.

[7]岳珍，刘真.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8]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李晓雪（1997-）女，陕西省渭南人，研二在读学生，现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学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