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学校现实主义戏剧教育与曹禺早期话剧意识源流考辨

摘要：南开新剧团一贯秉持的现实主义戏剧创作传统，不仅为从无到有的中国现代话剧找到了一条务实可行的发展道路，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的曹禺“抗战三部曲”早期话剧创作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切得益于南开学校对于南开新剧团准确的职能定位与完备的教育实践规划，在南开新剧团戏剧创作过程中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戏剧教育宗旨，既明确地遵循西方现代戏剧的艺术创作规律，又契合现实与时代改革需求，依此建构起从校园到社会的良性戏剧创作模式，也为曹禺早期话剧意识的启蒙与成熟提供了系统的教育基础和扎实的实践土壤。

关键词：南开新剧团；现实主义戏剧；曹禺；话剧意识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曹禺作为中国现代戏剧自发端走向成熟的代表人物，其卓越的艺术贡献与显著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长期以来关于曹禺及其早期代表作的研究可谓不胜枚举，甚至可以说曹禺的早期话剧创作对中国现代话剧走向成熟起到了决定性历史作用。曹禺以“初生牛犊”的年少有为之态稳步踏上话剧创作之路，与其南开学校的求学经历和在以张彭春为团长的南开新剧团的实践经历密不可分，其中除却先天的艺术天分因素，南开学校的艺术教育形态和南开新剧团的话剧创作理念更是其成功的基础性条件。因此，对于曹禺早期话剧意识发生的源流考察，不仅可以作为重新厘清曹禺创作动机和作品内涵解读的依循之本，同时也可以借此还原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实践形态的历史逻辑。

南开新剧团曾经作为北方戏剧活动的重要力量，以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创新性的实践方法不仅为中国话剧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并且创造了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奇迹。在史学发展的宏观视野中，作为中国戏剧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学校演剧运动，其一贯秉持的现实主义戏剧理念和相关演剧实践的教育经验往往被具象化的主要剧目演出和代表性创作效应等研究方向所掩盖。重新审视这场影响深远的演剧运动及其存世作品，成为厘清南开新剧团在戏剧教育方面的现代性价值追求与人才培养成才方向之间内在联系的根本。从另一个层面上看，也可以依此重新定位南开新剧创作这一校园演剧运动在历史多维语境存在中的地位和作用。如对以曹禺话剧创作为代表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话剧创作高峰的出现原因考察，也是客观评估南开新剧团戏剧教育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真正地位的关键依据。

一、南开新剧团在现代学校教育职能定位中的综合文化载体属性

南开学校是中国现代新式学堂教育实践发端并取得卓越成效的典范，对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成熟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在严修和张伯苓创校理念的引导下，校园教育更是体现出集知识传授、思想教化、艺术美育、体育训练等多方面急头并进的多学科发展的综合性立校特色。众所周知，由于所处的特殊历史情境，中国现代校园教育在初创期除却亟需进行教育革新实验的本职任务外，更需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教化民德、启迪民智、促成民力的社会文化责任。因此，中国现代学校教育成为中国社会革新图强的首当其冲的重要渠道，而南开学校综合性多元化学科方向的办校特色也源于此。在张伯苓的教育规划中南开新剧团创立的初衷即为倡导“练习演说、改良社会”，校园话剧运动在艺术教育实践性质的前提下更具有了改良社会的深度教育目的。南开新剧团能取得卓有成效的社会影响，根本原因也在于其集校园实践、艺术创新、文化交流、社会改革、民众教化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多元化创作动机，这些前提也确保了南开新剧团从团队建制、剧目编创、排演方法、演出互动再到社会传播等各环节都具备持续运行的内在潜力和强大生命力，在性质上已经远远超出单纯的现代校园学科教育的范畴，而成为新教育、新艺术、新思想、新实力的综合性文化载体。

从南开新剧团具体落实的过程细节来看，更值得肯定的是，张彭春作为接受过西方系统化戏剧教育的剧团领导者，他对戏剧观念、剧作艺术、编导演理念以及现代剧团的编制运作模式都有全新的认知，因此借助南开学校这样一座现代教育运营模式下的私立学校，以非凡的专业学识和艺术经营能力不仅实现了对西方话剧艺术的中国本土嫁接，更成功地奠定了天津在北方校园新潮演剧运动中的绝对地位。南开演剧运动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现代话剧的发轫过程中占有非凡的一席之地，自然与由张彭春直接领导的南开新剧团自始至终拥有完备成熟的编演体制和运营模式密不可分。张彭春对于现代艺术观念的追求，直接决定了南开新剧团的演剧活动从稚嫩走向成熟，尤其是他对演剧艺术的认知对新剧的改革及成型起了关键性作用。首先，他将演剧心理学及西方演剧训练方法直接引入南开新剧团的创作与实践中，这是完全区别于旧剧一套演剧教学体系，也是遵循西方写实主义话剧艺术规律的一种全新操练方法。其次，他还针对新型艺术样式对演剧活动进行考察评估并形成经验借鉴，将新式舞台演剧活动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观众面前，如对比了电影、文学和演剧三者的内在关系，可谓在早期电影理论和戏剧理论上的不凡思考，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艺术前瞻力。

自《用非所学》开始，南开学校逐渐形成了校庆日演出新剧的传统，校庆活动与新剧排演的捆绑式存在关系，使得南开新剧团的新剧从创意筹备到剧作完善再到舞台排演整个流程都带有了鲜明的仪式感和明确的任务性。学校教育与演剧运动的内在契约关系成为新式学校立校和剧团话剧创作形成良性互动的重要基础。由张彭春指导带领下的南开新剧团的具体运作与话剧编创，也自然带有了新式教育探索和新潮艺术创作的双重属性。这场在话剧领域展开的校园新潮运动，直接体现出现代新式校园在东西方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载体地位。

可见，校庆仪式对于南开演剧运动的开展和推广都起到了不能忽视的宣推作用。借由校庆的契机，这种新潮演剧运动注定成为南开学校教学成果展示和对新式学堂教学水平检阅的一项重要内容。曹禺第一次参与南开新剧创作时，演剧传统已然确立。他第一次参加排演的戏，是洪深根据英国剧作家王尔德的四幕喜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译的《少奶奶的扇子》。他一下子就为它的剧情、巧妙的构思、风趣的语言吸引了”。后来在张彭春决定把易卜生《国民公敌》搬上舞台时，挑中了曹禺担任女主角，“家宝是第一次演出易卜生的戏剧，又是第一次担任主要角色，而且是扮演女主角，他把全身心都投入角色创造中去了。”

这种搬演西方经典戏剧的创作方法并没有浅尝辄止，继《国民公敌》之后张彭春又把《娜拉》搬上舞台，曹禺继续在这次演出中扮演女主角娜拉。很显然，由演剧者走向话剧写作是曹禺区别于其他剧作者的主要特征。

在这种形势下，虽然作为校园演剧活动，但关于其演剧活动的定位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校园内，南开新剧团恰恰力图以长远的眼光和非凡的自信谋求这种新兴演剧在中国本土的现实突破，如在1930年出版的《争强》（单行本，张彭春、万家宝改译）中曾附上《国内各剧社公鉴》，话剧因此也成为连通共同志向的剧团组织的媒介载体，由此可见南开新剧团这一时期的剧作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鲜明的立足本土、自我开拓和谋求长远发展的综合性立场，在此过程中更注重以新文化传播的姿态塑造自身形象。

二、教育戏剧与戏剧教育兼融并进的新剧运动和明确的新文化践行使命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且成熟的演剧组织，南开新剧团在具体组织规范层面遵循本校师生共同参与为前提且职能分工明确的行动原则。在此过程中，逐渐融合了传统“文以载道”的艺术创作传统，并开创了“西学东用”现代学校教育模式的新局面，这些都成为一个演出组织具有生生不息的艺术生命力的基础保障。而在其演出规划过程中，为何能够以校园演剧这种相对稚嫩的组织形态却仍然形成了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典型事件，其中原因不得不令人深思。仔细梳理南开新剧运动的发展演变历程，其运动目的和所产生的实际意义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南开新剧到底应该作为教育戏剧看待还是戏剧教育看待则成为这一问题得以突破的关键。

在关于代表性剧目的学术考察中，其中作为南开学校首次演剧源头的《用非所学》被认为“该剧的上演，是中国话剧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鲜明史实辨识度的事件。这也恰恰印证了南开学校创办之初的本心所在，同时也可以确认，尤其在南开新剧运动发端的前期，这种校园新剧实际上带有突出的教育戏剧的基本特质——即以戏剧为媒介载体，利用戏剧这一先进教育形式进行现实社会改良的行动实验和人才培养，因此从本质上看南开新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当时社会改良实践和民众思想启蒙的试验场。

这种由开始便确立的救世宗旨，自然而然会使得南开新剧在发展过程中侧重对戏剧新兴艺术其利世功能的关注与强调，所以这种教育戏剧的底色也持续表现在前期以及后续一系列改编自西方或根据本土社会事件改编的剧目中，如《一元钱》、《恩怨缘》、《新村正》、《争强》等剧目无不明确体现出社会状貌、民众生活、时代变迁与文化移风等层面的新思想、新观念，实现了在教育戏剧为本的基础上强调戏剧专业特点和艺术规律，甚至有意实现专业实践之路，带有鲜明的戏剧教育职业化色彩，无形中为南开新剧团的剧目创作奠定了真正的艺术飞跃之路。

这种紧扣时代命脉、突显社会实用价值且又带有极为考究的专业特质和艺术追求的校园戏剧教育，以匹夫之毅的救世宗旨和务实精准的文化情怀。曹禺曾改译如三幕剧《争强》、独幕剧《太太》、独幕剧《冬夜》等，这些剧作也凝铸成他日后在创作以《雷雨》为发端标志的“抗战三部曲”的基本艺术底色。在南开新剧团践行新文化运动精神的影响之下，曹禺的早期话剧创作并没有止步于只是借鉴模仿西方的单一戏剧模式，而是以大胆、开阔、典型化的艺术精神视话剧为一种带有社会功能性质的新兴艺术进行经验总结和艺术创新，在世界戏剧发展长河中博采众长，也意味着以曹禺创作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话剧实现了“本土多元戏剧表达”美学意识的真正成熟。

三、艺术专业演剧实践与曹禺话剧现代意识的传承与创新

在“本土多元戏剧表达”美学意识观照下的曹禺话剧创作，正是秉承了南开新剧运动自张彭春全面追求戏剧艺术的完整性和专业性的前提下展开的。这种对现实社会矛盾敏锐的捕捉和再造能力，不仅破除了东西方戏剧艺术观念的壁垒，也使得话剧这一新兴艺术在中国一落地就以最通俗、最务实、最民本的姿态产生了广泛的民众传播效应，为长时期内中国话剧创作现实主义美学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话剧创作无论从校园艺术教育还是职业演剧实践提供了充分的信心。

学界对于张彭春与南开新剧团的存在关系，多倾向于注意到张彭春作为将导演艺术引入话剧创作的艺术创造，但往往忽略了实际上南开新剧团是在他加入之后方才实现了艺术追求的专业化演剧实践之路。这种注重话剧艺术专业性的教育实践理念不仅为南开新剧运动开启了新方向，也让未来的中国戏剧创作者即使进行本土题材独立创作仍会保持灵动、全面、有益的多元性尝试勇气，更是为何后人学者多次在曹禺的剧作文本中找到类似于外国戏剧中易卜生、契诃夫、高尔斯华绥、佳构剧等西方式戏剧创作痕迹，或者是同时期剧作家白薇创作的影子的原因，而曹禺针对自己的创作时却曾明确否认了是模仿某一派别，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有效回答。可见，曹禺的戏剧不过是继承了南开新剧团一贯以来博采众长的创作传统，这种颇具实效的创作方法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为何能够短时间内从无到有并迅速走向成熟的的重要原因。

毋庸置疑，曹禺的话剧创作之路是在南开新剧团演剧实践的直接影响下起步的，有了这样充分的环境和实践条件，他才得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自身早期话剧意识的萌发与确立。对于中国现代话剧史而言，曹禺现象的出现并非是一次偶然，因此，南开新剧运动的创作传统以新潮、共融、务实的演剧理念，奠定了曹禺敏锐的时代观察力、全面的戏剧创作艺术规范和以现实主义戏剧底色的美学追求，催生了曹禺以现代性西方视野进行契合中国特殊时代语境中救世表达的早期话剧意识，从而成就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话剧艺术创作的高光时刻。

参考文献：

田本相.曹禺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74.

田本相.曹禺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81.

崔国良主编.南开话剧史料丛编（编演纪事卷）[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25.

作者简介：高超（1985—），男，山东博兴人，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创作与传播；杨婧慧（1994—）女，内蒙古赤峰人，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院2021年度院级科研项目“南开新剧团与曹禺早期话剧创作关系”（项目编号：BD20219103）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