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贤媛》中“贤”字初探

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国政治史上汉末魏晋六朝无疑是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最自由、最解放、最富于智慧、最重视感情的一个时代。”《世说新语》一书作为这个时代的产物，主要记载了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他们或任诞狂放；或简傲不羁；或巧言令色；或雅量方正，在他们身上无不体现出这个时代所赋予的独特气质。在这种自由开放世风的影响下，不仅男性主体特质在各个方面得到了书写，女性主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关照。纵观近十年学界对《世说新语》中女性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形象类型研究、悲剧女性研究、女性观比较研究及其对当下借鉴意义研究四个方面，其中女性形象类型研究又可分为根据女性美划分和根据女性身份角色划分两个方面。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世说新语》三十六门中，单独列出“贤媛”一门，以诸多女性为主体，集中展现出了她们自身独特的精神风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汉末魏晋时期的女性观，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男性视角下女性特质的发展状况大有裨益。现结合文本对《世说新语·贤媛》中的“贤”进行探究，理解其具体内涵，探索其发展缘由。

一、对“贤”的定义

从刘义庆所选的众“贤媛”的事迹来看，他所诠释的“贤” 主要指“才、识、容、德”，即“才智、胆识、仪容、德行”四个方面，而且从文本中可以看出女子的聪明才智与胆识是最重要的，相夫教子不仅仅靠德，还要靠识。因此不惜花费大量笔墨去记述女子的远见与卓识。

（一）“贤媛”之才智

《世说新语·贤媛》（下文写做《贤媛》）中与传统女性形象塑造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对女性才能与智慧的展现，一反之前依附于男性谦卑恭顺的脸谱式描写，《贤媛》从女性的角度出发，通过她们的言谈举止表现她们非凡的才智，而这种才智通常由她们的口才和辩才表现出来，其中最值得称赞的就是许允妇，书中关于她有这样一则小故事：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许允妇虽然容貌丑陋，却能审时夺度，抓住桓范来看望许允，劝他进房的机会，拦住许允，得到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面对许允“妇有四德，卿有其几”的提问，她回答“新妇所乏唯容尔”并且机智反问许允“然士有百行，君有几？”在许允说自己全部具备的时候，又反问道：“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凭借这短短的几句问答，许允妇便让许允感到羞愧，并且得到了他的敬重，其智慧可见一斑。同样的夫妻对答也发生在诸葛诞女儿的身上，王广娶了诸葛诞的女儿为妻，进入新房，刚没聊多久，王广就对妻子说：“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他的妻子同许允妇一样反问丈夫：“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如此巧妙地应对，让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

此文中还有几则十分幽默的对答，同样彰显着这种智慧和机巧，看完之后能让人会心一笑，心有所感。

桓车骑不好著新衣。浴后，妇故送新衣与，车骑大怒，催使持去。妇更持还，传语云：“衣不经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韩康伯母隐古几毁坏，卞鞠见几恶，欲易之。答曰：“我若不隐此，汝何以得见古物？”

桓冲不喜欢穿新衣服，他的妻子用“衣不经新，何由而故？”巧妙应对。韩伯的母亲平时总是凭靠的旧条几坏了，外孙卞鞠就想换掉它。韩母便回答：“我若不隐此，汝何以得见古物？”如此巧妙地反问，实在是新奇可叹。

（二）“贤媛”之胆识

《贤媛》中的一些女性不仅才智过人，在胆量和见识方面也丝毫不逊色。她们不再是传统作品中习惯性被忽略的群体，而是积极地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随机应变、冷静沉着、高瞻远瞩，在文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辉。

其开篇就讲到秦朝末年，国家大乱，东阳人想拥护陈婴当首领，但其母却劝他说：“不可！自我为汝家妇，少见贫贱，一旦富贵，不详。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可见其母之卓识。同样有如此卓越见识的还有王经的母亲，在王经做官做到二千石的时候，他母亲就劝他及时止步，但王经并没有听取母亲的建议，导致最后引来被司马氏逮捕的祸患。但她的母亲却没有任何愁容，反而劝他“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孝有忠，何负吾邪？”作为一个妇人能够洞察时事，遇事沉着冷静、不慌乱，逻辑清晰，可谓奇女子。上文提到的许允妇不仅仅在夫妻应对之间游刃有余，面对大事同样能够有胆有识，沉稳应对。在丈夫面临被逮捕的危急时刻，许允妇不仅不慌乱，反而能够在紧要关头主动劝诫许允，“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许允听取她的建议，用道理说服了魏明帝，不仅被释放，还得到了皇帝的赏赐。在得知许允被晋景王杀害的时候，她也能镇定自若，主持大局，用智慧使自己的儿子们免除祸患。由此可见，许允妇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对时事政治有着深刻的洞见，具备不弱于男子的风范和强力，有胆有识，临危不惧。桓豁的女儿为了营救公公庾友，光着脚去见桓温，并大声斥骂掌门官，作为一名女子，其胆量也是值得让人钦佩的。

此外，能够对人物进行准确地品评，也是这种胆识的一种体现。看到山涛和嵇康、阮籍的交情非同寻常，山涛的妻子韩氏也想学僖负羁的妻子暗中观察这两个人，并且在观察过后给出了极为准确、恰当地评价，同时也得到了丈夫的认可。王浑的妻子钟氏在给女儿挑选配偶时，也展现出了其高超的辨识能力，王济认为一个军人的儿子，才华出众，想要把妹妹嫁给他，钟氏便提出想要见一见的想法，看过之后，韩氏充分肯定了这个人出类拔萃，但又提到这个人出身寒微，要想展现这般才华，必定要长寿才可以，但看他的身形，肯定活不久，因而不同意把女儿嫁给他。果不其然，几年后，那个军人的儿子果然死了。

（三）“贤媛”之仪容

这里的仪容不仅仅是指女性的外貌，更多地则是指一个人的风姿仪态，即风度气质，言行举止。例如，王湛年轻时没有婚配，曾经看见郝普的女儿郝氏在井边打水，举止仪容落落大方，没有不雅的地方，便提出要向她提亲。婚后，发现郝氏果真姿态美好，品德贤良。仅仅对一个人仪容形态的观察就可以断定是否能够成为婚配对象，可见女性的仪容之美在这个时代得到重视的程度之深。魏晋时期的才女谢道韫与张玄妹均为时人所称赞，有一个尼姑评价谢道韫有“林下风气”，张玄妹则是“闺房之秀”，两人各有特点，乃是当时“贤媛”之典范。于此同时，这种气度和风范也常常在家庭活动中展现出来。

贾充前妇，是李丰女。丰被诛，离婚徙边。后遇赦得还，充先已取郭配女。武帝特听置左右夫人。李氏别住外，不肯还充舍。郭氏语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刚介有才气，卿往不如不去。”郭氏于是盛威仪，多将侍婢。既至，入户，李氏起迎，郭不觉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语充，充曰：“语卿道何物？”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著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

贾充的妻子郭氏不听他的劝告，执意要去看贾充的前妻李氏，进门后，李氏站起来迎接，郭氏却“不觉脚自屈，因跪再拜”，被李氏的气度深深震慑到。桓温的妻子南康公主因嫉妒李势妹，而带人拿着刀要去杀她，在见到李势妹之后，不仅被她的美貌惊艳到，更是被她从容不迫的气度感染到，因而惭愧不已，自行离开。作者在故事中巧妙安排两位女子的对比，充分体现出这种气度和仪态的重大影响力。

（四）“贤媛”之德行

《贤媛》同时还十分重视对德行的书写，这里的德不再拘于传统的妇德、三从四德，而是侧重于表现女性高洁的品性、正直的处事方式、宽阔的胸襟，能够以德服人，以德待人。王昭君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书中讲到：

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货赂。王明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工遂毁为其状。后匈奴来和，求美女于汉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

且不论故事真伪，就文本本身而言，王昭君所展现出来的高尚节操，得到了后世广泛的推崇。汉元帝以看图画的形式召见宫女，容貌气质出众的王昭君宁愿失去与帝王相见的机会，也不愿意像其他人一样去给画工行贿，相较于外貌的美丽而言，在这一点上更能得到世人的赞赏和肯定。其次，这种德行还表现在对他人行为的态度上。魏武帝曹操死后，文帝曹丕把他身边的宫女都留到身边侍奉自己。等到他病重的时候，他母亲卞太后去看他，一进室内，看见值班、侍奉的人都是之前曹操宠爱的，就问她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在得知她们是在给武帝招魂的时候就来了的时候，她对曹丕这种行为感到极度愤怒，并且在曹丕死的时候都不去吊唁他。血亲尚且如此，足见其对个人德行的重视。司徒王浑的妻子钟氏和郝氏为妯娌，两人既亲密又互相敬重，“钟不以贵陵郝，郝亦不以贱下钟”，这种美好的品行得到了刘义庆的认可，同样也是当时社会所推崇的。陶侃的母亲不仅有卓越的见识，为人也十分正直。陶侃做鱼梁吏的时候，给母亲送回去一罐腌鱼，母亲不仅没有接受，还写信责备陶侃，“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

二、“贤”之缘由

结合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世说新语》一书中《贤媛》门选取的诸位女子，她们个性鲜明、有才智，有胆识，有风度，重德行，展现出了不同于各朝各代女性的独特气质和风貌。之所以会这样，与其当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一）政治因素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破坏了统一王朝下人们稳定的生活。朝不保夕、朝令夕改成为当时人们生活和社会政治的常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必须对时事政治有着十分强烈的敏锐度，不仅是男性需要如此，就连女性也被迫关心现实、关心政治。《贤媛》中陈婴母和王经母懂得审视夺度，在政治上规劝自己的儿子，有着十分卓越的见识。桓豁的女儿为了营救公公，光脚跑去向伯父桓温求情，在面临阻挠的时候能够不惧强权，大声斥骂掌门官，如此有胆量，有气魄属实让人震惊。文中许允妇在家庭两次面临危机时，都能充当主心骨的作用，临危不惧，并且积极为丈夫，为儿子出谋划策，让他们化险为夷。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女性在家庭中不再以男性附属品的形象出现，而是作为家庭中的一份子，和男性群体一同维系家庭的稳固和安全。她们依靠自身的胆识和智慧来赢得社会和家庭地位，而不仅仅是外在的容貌。

（二）文化因素

动荡不安的政治背景也催生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独特的文化印记。首先，不断地战争与杀戮，以及由此带来的流离失所和饿殍遍野，让那个时代的文人普遍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世事的无常以及个人力量的渺小，因而将他们的视角转向对个体生命意识的思考以及个人生存价值的探索上来，于是就出现了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所谈到的“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创作上的自觉势必会带来人的自觉，甚至于女性的自觉，社会对女性群体的关照也在这一文化风气的影响下开始了新的建构。其次，这样的社会状况下，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不论贵族还是百姓，都掀起了一股“及时行乐”的风潮，明哲保身，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观。而在当时的魏晋名士中，他们往往通过“清谈”这样一种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才华，这就要求个人有极好的口才和辩才。《贤媛》中，在世家大族中成长起来的女性也普遍表现出这样的特质，仅仅通过一个很小的生活片段和几句简单的对话便将这种智慧巧妙地展现了出来。再次，清谈在臧否人物、评论时事的时候，会把人从内而外地品评一番，从外在的容貌、举止，到内在的品行、才能，然后给人物作出评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辨识能力的提升，山涛妻、王济母以及陶侃母都是这种风气影响下拥有卓越见识的女性代表。

（三）家庭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形成了诸如王、谢这样的世家大族，为了维护家族利益，整个家族普遍重视对后辈的教育。例如，谢太傅常常以身作责，用自己的言行举止“自教儿”。其次，这种家庭教育也包括家族中的女性，“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胡儿所言“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有言“未若柳絮因风起。”虽未明说，但高下立判，这里将男女摆在同一位置上，没有所谓的男尊女卑之偏见，才气和智慧才是受到社会推崇的主体。不仅出自豪门大族的女子能是能文，就是地位低下的丫头也能够出口成章。例如，《世说新语·文学》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胡为乎泥中”和“薄言往诉，逢彼之怒。”都是《诗经》中的句子，家庭教育之广泛和深刻，丫鬟尚且如此，小姐更是博学多才，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谢道韫在嫁给王凝之之后愤而说出“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这样的话了。

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酝酿出了与众不同的社会价值体系，造就了一群熠熠生辉的女性。刘义庆在《世说新语·贤媛》中忠实地记录下了她们的才智、胆识、仪容及德行，以一种区别于传统的人道主义观念看待她们，发现她们身上的闪光点，同时也可以从中窥见当时社会背景下对女性品评标准的变化，“贤媛”不再遵循班昭《女诫》中“不必辩口厉辞”“不道恶语”的准则，她们的话语往往是不加雕饰的真情流露，并且在话语中尽显机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也随之改变，评判女性的标准逐渐走向多元化，女性生存空间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扩展。虽然其中女性仍然没能完全摆脱传统的社会观念，依旧局限于家庭之中，甚至在当时社会对家族利益过度重视的背景下，会导致部分女性以牺牲自我的方式维护家族利益，但其中出现的变化已经足够令人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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