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青年服务队在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作用

摘 要：1960年，尼日利亚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然而殖民统治的遗留问题对尼日利亚产生了长远的影响。独立后，三大主体族群的政党之间纷争不断，比夫拉内战使之进一步彰显，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建构面临着严峻的困境。1973年，联邦政府出台法令，国家青年服务队计划宣告成立，成为解决解决社会矛盾、构建民族认同和推动国家发展的良策。面对新的形势，国家青年服务队不断作出调整，在促进民族融合、加强文化理解和培养国家认同感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尼日利亚；国家青年服务队；民族国家；比夫拉内战

民族国家是现代国际社会的主体，而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领土和边界的形成和确立，国家法律制度和政治组织的建构，另一方面是在国家疆域之内具有不同族裔文化背景差异的人口中间创造民族性和民族认同。[1]1960年，尼日利亚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并在领土边界和政治体制方面承袭了宗主国英国的衣钵，赢得了“第一方面”的独立，然而在民族身份认同上却遇到了难题。尼日利亚由200多个族群构成，族群、文化和宗教多元，在建构一个能够团结其多元化人口的国家认同方面一直面临着挑战。如何将尼日利亚众多族群整合成统一的“尼日利亚人”成为影响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为解决以这一问题，国家青年服务队应运而生。本文旨在探讨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国家青年服务队的出台及其对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建构产生的影响。

一、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建构面临的困境

尼日利亚赢得了民族独立，但是作为一个人工“合成”的国家，一直面临着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究其根源，英国殖民时期“分治”政策遗留的问题严重困扰着尼日利亚。独立以后，尼日利亚主要政党之间纷争不断，比夫拉内战及其衍生问题更是加剧了这种困境。

（一）殖民时期遗留的分化问题严重

英国殖民政府为了节省财政开支、解决人员不足和语言沟通障碍问题，设计了一套间接统治制度，通过与本土传统领袖和精英阶层合作管理当地社区，利用种族、宗教等因素，制造并加剧不同地区和族群之间的分化及对抗以利统治。

首先是种族分化严重。殖民政府利用尼日利亚族群的分布特征，将三大主体族群豪萨人、伊博人和约鲁巴人的聚居区分成了北区、东区和西区三个行政区域，并分别设立了不同的地方政府，实行不同的行政管理和司法制度；殖民政府大力扶植豪萨－富拉尼人的上层集团作为殖民政府统治的支柱，同时利用经济和文化水平较高的约鲁巴人和伊博人担任政府中的高级文官作为牵制，[2]这种政策导致不同地区和族群之间的政治利益和权力分配极不平衡，使得不同的族群形成了对立的政治实体。其次是宗教分化严重。殖民政府提供资金和物资在当地开办基督教学校和建设教堂，普及英国文化和价值观，使得学习英语和接受基督教教育成为了当地人获得地位和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殖民政府在伊斯兰教方面缺乏投入，使得穆斯林感觉受到排斥和边缘化，导致了不同宗教之间的对立和分裂，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紧张关系和暴力冲突的根源。

（二）三大主要政党之间纷争不断

尼日利亚民族独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独立前后，三大主体族群的政党之间的政治纷争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北方地区的政党北方人民大会党（NPC）倡导联邦制政体和北区自治，认为这样可以维护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和政治权利，并确保北方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代表和保护，其支持者主要是北方穆斯林。东南地区的政党尼日利亚国民议会（NCNC）则倡导中央集权制，认为该制度可以更好地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也可以消除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其支持者主要是东南地区的伊博人和一些少数族群。西南地区的政党行动团体（AG）支持联邦制政体，认为这种制度可以保护不同地区和族群之间的多元性，也可以促进尼日利亚的经济发展，它主要代表了西南地区的进步精英和中产阶级的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期，北方人民大会党和尼日利亚国民议会掌控了尼日利亚政坛，但是两党在意识形态、政治纲领、地区利益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由于难以达成共识，致使政局出现了动荡。

首先，政治体制发生了转换。1960年，尼日利亚在分歧中制定了首部宪法，确立了议会制政体。但是这一制度未能解决南北地区之间的分歧，南北方政党在议会中争斗激烈，政治腐败严重，政府工作效率低下。1963年新宪法通过，总统制取代议会制。但是总统制同样无法解决南北方之间的政治纷争，权力分配仍然存在争议。其次，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矛盾激化。独立之初，北方在议会中占据了主导位置。北方政治领袖艾哈迈杜·贝洛（Ahmadu Bello）要求赋予北方更大的自治权力，并将南方视作征服的领土，呼吁将南方的油田收归国有。此举引起南方人的强烈不满。南方除伊博人外，少数族群人口较少，在议会中缺乏足够的代表，因此在政治上处于劣势。[3]南方民族主义团体开始活动起来，政治领袖也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谋取利益，要求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力和政治参与。第三，政治暴力事件出现。1962年行动团体因领导人的分歧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暴力事件。由于该党处于核心权力之外，塞缪尔·阿金托拉（Samuel Akintola）支持该党与其他政党合作，而另一位领导人奥巴费米·阿沃洛沃（Obafemi Awolowo）则主张继续专注于西南地区的利益。两者的分歧致使该党分裂，随后两派围绕伊巴丹市政选举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并演变成了政治危机，最终北方人主导的联邦政府出动军队才将其平息。行动团体由此遭受重创，失去第三大党地位，约鲁巴人与执政的北方豪萨一富拉尼人矛盾和分歧也进一步加剧。[4]

（三）比夫拉内战及其衍生问题

政治纷争和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尤其是在南北方向上，使得尼日利亚的政治局势变得异常复杂和紧张。1966年1月15日，伊博军官伊龙西领导发动军事政变并接管了政府机构，打死了北区和西区的重要官员，其中没有伊博人。[5]伊龙西上台后宣布削弱各大区的权力、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这些措施被其他族群视为其加强对全国控制、替伊博人攫取更多利益的手段。[6]1966年7月29日，戈翁领导的北方军官发动反政变运动，终结了伊龙西的统治。在这两次政变期间，伊博人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屠杀。戈翁上台后，没有就屠杀事件进行有效的调查和惩治，这引起了伊博人对中央政府的强烈不满。1967年初，戈翁政府出台“建州计划”，将行政区域划分为12个州，其中原东部盛产石油和拥有出海通道的非伊博人的东南州和河流州与伊博人控制的中东部州分割开。[7]伊博军官奥朱古视此为对东部领土的挑衅和干涉，宣布脱离尼日利亚联邦，成立独立的主权国家——比夫拉共和国。尼日利亚随后陷入内战状态，战争持续了两年半，直至1970年1月双方签署停战协议。

比夫拉内战确保了尼日利亚领土的统一，但是也给尼日利亚带来了诸多问题。首先，地区和族群之间的关系紧张。内战期间，伊博人和尼日尔三角洲的少数族群等支持比夫拉独立的群体与中央政府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战后这些族群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歧视，族群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其次，经济凋敝和社会发展受阻。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然而受内战影响石油产量急剧下降。这给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问题严重，高失业率、高贫困率和贫富分化等旧有问题进一步加剧。第三，人员伤亡和社会动荡严重。战争造成了约10万名军人伤亡，50-200万比夫拉平民死于饥荒。[8]期间，大量的伊博人和其他少数族群从比夫拉逃向其他地区，给其他地区带来了巨大了压力，加剧了社会动荡。

二、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国家青年服务队

政治动荡和国家内战让尼日利亚人深刻认识到族群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尼日利亚也需要在战后恢复社会稳定和推动战后重建，于是国家青年服务队计划作为一项解决上述问题的策略应运而生。

（一）国家青年服务队计划出台

1973年5月22日，联邦政府颁布第24号法令，国家青年服务队宣告成立。法令指出，该计划的目的是通过青年来鼓励和发展社区，促进国家团结。它对队员做出了一些义务规定：无论何时何地，首先要以尼日利亚人的身份思考、行动、说话和看待自己；以祖国为傲，欣赏和珍惜本族群的文化、传统、艺术和语言；充分了解尼日利亚的历史、地理、经济和资源；视尼日利亚同胞为为兄弟姐妹，视自己为“兄弟姐妹的守护者”；拥有健康的工作态度，准备随时在被派往的任何地方工作，并真诚地理解所在地区的问题和人民的愿望。[9]这项计划要求毕业生在完成大学学业后必须参加一年的义务服务，在获得结业证书后才有资格在政府机构和多数私营部门就职。

（二）计划实施面临新形势

法令出台后，该计划迅速得到了实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尼日利亚的社会环境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政治方面，1983年，穆罕默德·布哈里发动军事政变，再次开启了军人执政时代。政府的腐败和打压反对派等行为招致了广泛的批评，尤其1993年军方取消总统大选结果，引起了民众抗议和国际压力，加剧了政治紧张局势。在经济方面，70年代，国家缺乏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先进的技术，腐败和政局动荡等问题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国际油价暴跌和全球经济衰退，致使尼日利亚经济遭受重创。80年代，联邦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国企私有化、开放市场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复苏。在国家认同方面，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南方和中部的少数群体，如蒂夫人（Tiv）要求拥有更多的政治权益，一些地区甚至试图谋求独立，这些运动影响了人们对自己所属族群和国家身份的认同。在教育方面，政府推出了教育重建计划和扩招计划，以图全面实现基础教育和容纳不断增长的学生数量。这些举措改善了国家教育体系，让许多年轻人有机会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同时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加国家青年服务队。在就业方面，糟糕的经济形势，大量的毕业生群体，导致尼日利亚失业率居高不下，许多年轻人难以找到工作。

（三）计划改革以适应新形势

为了适应新形势，1993年联邦政府颁布第2号法令，对国家青年服务队进行了改革，并概述了该计划的目标：教导青年勤勉工作、爱国传统以及为国尽忠的原则；让青年了解国家成就、社会和文化进步理想，提升青年士气；通过共享经验和适当训练，培养青年思想心态，使其愿意为国家利益动员；将青年分配到原籍以外的州工作，每个工作小组要尽可能地代表国家，让青年接触各地人民的生活方式，鼓励青年包容宗教差异，体认所有族裔的相似之处，以此发展青年之间的联系，促进民族之间的团结；鼓励服务队员在服务期结束时到全国各地寻找就业机会，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10]

与1973年法令相比，新法令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在服务领域，新法令将服务扩展至包括农业、科技、医疗、教育和环保等在内的广泛领域，并进一步延展到了私营部门，以增强年轻人的就业能力和培养年轻人的企业家精神。在福利待遇方面，服务队队员的报酬和待遇有了修改和调整，服务队员可以获得基本的工资、社会保障、职业培训和创业培训，同时也可以享受企业或组织提供的津贴和福利。在招募标准方面，新法令增加了一些限制条件，例如进行必要的面试，将年龄限定为18至30岁等等。

总体而言，新法令在保留原有法令的基础上，对国家青年服务队进行了一些调整，旨在提高其管理水平和运作效率，同时更加注重队员的需求和利益，使其更好地服务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要。这表明尼日利亚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年轻人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愿意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这也反映了尼日利亚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重视，也为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三、国家青年服务队对民族国家建构的作用

自成立以来，国家青年服务队一直在不断发展，从促进国家一体化发展、推动民族国家建构逐步扩展至就业创业、经济发展等领域，现已成为尼日利亚国内最大的社会服务组织之一。它深刻影响着年轻人的价值观念和职业选择，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和民族国家认同，其贡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一）加强了族群团结和国家认同

国家青年服务队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来自全国各地具有不同背景、族群和信仰的青年共同参与一个全国性的项目。队员们在其中共同生活和工作，通过社区服务和生活互动，可以彼此了解对方的文化和传统，打破彼此之间的隔阂和误解，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和谐与团结。这也有助于青年理解尼日利亚的多样性，认识到他们都是尼日利亚人的一员，拥有共同的目标和使命，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在2002年的一项针对国家青年服务队成员的研究中，70%的受访者表示，其服务经历增强了他们对尼日利亚的认同感和爱国精神。[11]国家青年服务队开展服务和支援工作，成为族群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推动者。

（二）推动农村和边远地区发展

尼日利亚农村和边远地区发展落后，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大。队员们通常被分配到原籍以外的农村地区，他们运用所学帮助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卫生和教育等。此外，他们还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和培训，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进而增加收入。它有助于推动当地社区的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还可以加强青年与当地社区和人们的联系，增强对尼日利亚社会的认同感，促进国家一体化发展。

（三）提高了年轻人就业创业能力

在服务期间，青年们将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这种跨文化交流增加了队员们们社会阅历和经验，有助于他们学习与异文化背景的人沟通和合作，可以更好地适应多样化的工作环境。此外，青年们们还可以获得资金和奖学金支持，通过该计划发展职业技能，如领导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等，有助于青年更加轻松地完成学业和实现就业创业，增强服务社会和国家的本领，也对促进社会稳定和族群和谐大有裨益。例如，2012年仅在B批培训课程结束时就有45000名队员接受了各种技能培训。[12]很多青年在服务期结束后实现了创业，如托尼·埃卢梅卢（Tony Elumelu）不仅建立了其强大的商业帝国，也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总之，民族国家建构问题一直困扰着尼日利亚的发展，国家青年服务队的出台促进了青年参与国家建设，帮助青年了解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提高青年的社交能力和领导能力，为青年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推动了人们对尼日利亚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巩固，在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建构和族群关系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国家青年服务队作为一项强制性计划，也引起了部分年轻人的反感，以致于在服务时缺乏热情和动力。此外，服务队员在动荡地区往往遭受恐怖组织和土匪武装的暴力袭击和绑架，面临着严重的人身安全问题等。这需要政府和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寻找解决途径，以便更好地增进青年对国家的认同感，在民族国家建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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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各国概况编辑组．各国概况（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6.

[9] “ICE Case Studies： The Biafran War”. American University： ICE Case Studies. American University. 1997.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war/biafra.htm

[10] National Youth Service Corps Bye-Laws 1974[J]. Supplement to Official Gazette. 1974，6 （34）：189-190.

[11] OBJECTIVES OF THE SCHEME.https：//www.nysc.gov.ng/objectives.html

[12] Afolabi N， Salami B. The national youth service corps schem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Nigeria： An appraisal [J].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Practice， 2013. 4（23）： 111.

[13] Chukwuemeka Okafor， Kelechi Ani. The national youth service corps programme and growing security threat in Nigeria [J].Africa’s Public Service Delivery&Performance，2014，2（2）：153.

项目基金：本文系2021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项目编号：202107260005）的研究成果；2020-2021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2020-2021 年赴国（境）外调研课题“尼日利亚伊斯兰教内部分歧对其民族国家建构的影响”（项目编号：FF20210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建盟；性别：男；汉；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