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童玉女》中的创伤书写

摘 要：李翊云的短篇小说集《金童玉女》集中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期小人物的命运流转。本文聚焦《囚牢》和《金童玉女》，探讨了文本中的创伤书写及疗愈思路，旨在挖掘李翊云作品的疗愈价值。

关键词：《金童玉女》；创伤书写；疗愈

一、引言

作为新移民华裔作家，李翊云是当代英语文坛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自2005年以来，李翊云出版短篇小说集2部，长篇小说4部，回忆录1部，一举斩获多项重量级文学大奖。其作品已被翻译为二十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广受好评的短篇小说集《金童玉女》收录了一个中篇和八个短篇，其中主人公多为边缘化群体，在主流社会的凝视下遭遇不同程度的创伤。

目前国外关于《金童玉女》的研究尚处于作品推介阶段，多以书评及各大奖项评审者的评价为主。评价多集中在李翊云的语言风格、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和中国形象刻画上。国内研究聚焦作品介绍、文本主题及创作特点。王璐[1]从文学伦理批评的角度探讨了《金童玉女》中小人物的伦理困境。秦声[2]以《金童玉女》与《三人行》为对象，采取互文性的研究方法分析李翊云对特雷弗的传承与创新。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关注李翊云作品中的创伤主题研究。对文学作品中创伤的研究可以深化人们对创伤内涵的理解，也唤醒了人们对创伤的反思意识，进而尝试修复与弥合创伤，凸显文学创作者的人文关怀。本文聚焦小说中的创伤书写及意义，以期挖掘李翊云作品的疗愈价值。

二、个体创伤

“创伤”（trauma）一词源于希腊语，意为“伤痛”，主要身体上的伤口。之后该词的意义逐渐扩大，并更多地指向心理，指“突如其来的超出人承受能力的事件或灾难性事件发生时，人们反应延宕，并无法控制地反复出现幻觉或其他入侵式的现象”[3]。20世纪90年代后“创伤”被广泛用于文学领域。个体创伤成为文学作品研究中屡被提及的名词，《囚牢》便是其一。

短篇小说《囚牢》讲述了宜兰和丈夫罗先生中年丧女后想要再要一个孩子，并由此给自己筑牢无法解脱的故事。为了女儿玉儿的学业，宜兰夫妇放弃国内优渥的生活和体面的工作移居美国。几年后，16岁的玉儿在开车参加辩论赛的路上发生车祸，当场死亡。此后宜兰和丈夫终日悲伤。罗先生说服宜兰再要一个孩子，几经犹豫后，宜兰答应了丈夫。代孕者福桑在孕期逛街时偶遇被自己送人的儿子乞讨，她本以为儿子跟谁都比跟着自己生活得好。于是福桑以肚里的双胞胎要挟宜兰提前支付代孕费赎回儿子。宜兰夫妇原以为有了另一个孩子会帮他们从丧女的伤痛中解脱出来，没想到却给自己筑起了更坚固痛苦的牢笼。

玉儿车祸身亡给宜兰夫妇造成了严重的创伤。首先，这种创伤对宜兰夫妇造成了直接冲击。未来无可期待，于是夫妇俩在悲伤中快速衰老。罗先生对生活失去信心。尽管宜兰数次提议丈夫回中国重拾自己的热爱和梦想，罗先生却觉得一切都不再重要，只有孩子才是他的希望。其次，创伤的影响持续存在。福桑甫一出现便让宜兰想到了玉儿：“这年轻女子比玉儿大不了多少” [4]61；当宜兰和福桑在省城找好住处时，宜兰想起是玉儿帮忙装饰他们在美国的第一个家， “正是12岁半的玉儿用便宜的相框把自己的画作裱起来装饰墙面”[4]64；当她困惑于福桑都在想些什么时，她想到“玉儿总是会把想法写在日记里”[4]65；当福桑孕期反应严重时，宜兰想起自己怀玉儿时的情形，“玉儿一开始就是个好孩子，我基本没怎么反胃”[4]65；当福桑说英文难学，宜兰嘴上拿自己打比方，实际心里想的是玉儿，“英语一点儿也不难学。比如玉儿……[4]68。宜兰表面在重温与玉儿的美好时光，实际上，玉儿的身故让所有的美好回忆都变为伤痛。

三、隐伏创伤

主流创伤理论一般强调创伤事件的灾难性与非比寻常，鲁特于1992年提出隐伏创伤的概念，这一看法得到布朗的印证：创伤并非必然来自于超出正常人类经验之外的灾难性事件。因此并非必然具有暴力性或对身体压迫性的创伤效果之类的隐伏创伤更需要关注。创伤定义得以拓展。在哈特曼看来，日常性普通创伤既是现代小说产生的重要契机，也是它的重要表现主题[5]。文学研究中的创伤理论已经将注意力从病因学转移到文学情感的效果[6]。

短篇小说《金童玉女》就是隐伏创伤的典型文本。故事讲述了韩峰、思玉、戴教授三人为隐藏性取向而组合的故事。戴教授与韩峰是母子关系，与思玉是师生关系，思玉爱慕戴教授。经戴教授介绍，韩峰与思玉结合，组成了表面和谐的三口之家。作为不被主流社会接纳的边缘化群体，三人为自己的身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创伤。

（一）古怪、隐藏爱意的思玉

虽然知道自己爱慕戴教授，并非想要弥补自己缺失的母爱，思玉从来不敢主动表达自己的感情。十八岁时思玉天天设好闹钟以便六点钟能坐在生物系教学大楼前银杏树下的长凳上，“偶遇”六点半钟到达的戴教授。为了能离戴教授近一些，她尽管学业优秀，却放弃大好前程选择做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工作后，她放弃所有的节假日活动，只为在戴教授邀请时能“随叫随到”。她宁愿被邻居、亲人误会“冷漠、不懂感恩”也要搬离从小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父亲。

（二）古怪、控制狂戴教授

文中隐晦地指出戴教授婚前有一个女友。遭遇“背叛”，戴教授选择了和韩峰父亲结婚。虽是人人口中称道的“金童玉女”，戴教授并不满意。深受无爱婚姻的困扰，戴教授日日在心里暗暗诅咒“丈夫死去”，没想到丈夫雪天遭遇车祸真的走了。戴教授却没有从此解脱，反而背上了“残忍”的心理负担。亲身经历诅咒成真的显性创伤与不被主流社会接纳的性取向带来的隐伏创伤交织，戴教授深深内疚，无法与他人建立正常关系，从此变得古怪、冷漠。

许是婚前被“背叛”伤害，戴教授有很强的控制欲，无视孩子的需求。幼时强迫儿子学钢琴，考大学时强迫儿子学工科，谈婚论嫁时明知儿子的性取向，女学生对自己有爱慕之情，仍然建议并安排二人约会。思玉和韩峰第一次见面的茶馆是戴教授选的，吃完饭后沿着湖边散散步、去看场电影、听听音乐会等这些本应是情侣间商量的事情都是戴教授决定的。在韩峰担心仅仅见一面就邀请思玉来家里吃饭是否妥当时，戴教授就定好了吃饭时间；在韩峰担心邀请得太急思玉是否有空时，戴教授笃定思玉会重新安排自己的时间。戴教授不考虑思玉和韩峰的想法，没有婚礼仪式，把家庭聚餐当作订婚宴，并且急切地让思玉搬过来和他们母子同住。三人聚餐前一晚，韩峰曾明确表示他不需要妻子， 戴教授却以“思玉不是那种管你太多的女人”回应[4]119，无视儿子的意愿。戴教授的笃定强势似乎是对过往创伤的一种过激反应，想要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殊不知，她以爱之名进行控制也伤害了儿子韩峰。

（三）失语的韩峰

尽管早不弹钢琴了，但韩峰每换一个城市搬家时，钢琴总是他想要置办的第一件家具。他无法妥善处理自己的感情生活，当自己的心上人心有所属后，便在感情中放纵自己，最终又落得被玩弄的下场。面对母亲强势的安排，韩峰虽明里暗里反对，但始终不敢大胆反抗，跟随自己的内心。韩峰在整个故事中似乎是工具人般的存在。从兴趣培养、专业选择、伴侣选择，人生几件大事韩峰都没有决定权。

四、疗愈思路

心理学研究表明：治愈创伤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立安全感。第二阶段：撕开伤口，直面创伤性体验。第三阶段：重建创伤记忆，与社会重新连接达到疗愈的目的。

在《囚牢》和《金童玉女》中，所有出场的角色都是创伤的当事人。他们唯有自救，才能走出创伤的沼泽。《囚牢》中宜兰和丈夫经过一年多的悲伤决定再要一个孩子以走出失去玉儿的痛苦。在宜兰照料孕妇福桑的过程中，她又重温了和玉儿一起生活的美好岁月。然而，当福桑问起宜兰为什么这个年纪还想要孩子时，宜兰不得不直面玉儿的失去，她“感受到了泪水的刺痛”[4]68。她用最平淡的语气道出最残酷的事实：“我女儿已经去世了，她比你小五岁”[4]68。宜兰在寻找福桑的过程中逐步与社会连接，在照料福桑的过程中又与福桑建立了情感纽带：“她们是为了彼此才在这座城市驻足。”“福桑挽着宜兰的胳膊，这次不是害怕走丢。 她们之间已经建立了某种介于友情和亲情的联系。”[4]69在整个故事中，宜兰经历了努力自救，直面伤口，与他人建立联系从而修复受伤的整个自我疗愈过程。李翊云表面上在写一个创伤故事，实际文本中贯穿创伤的疗愈思路。

《金童玉女》中戴教授曾经在女友背叛后，妥协选择了与韩峰父亲的婚姻。经历无爱婚姻的折磨，她决定面对自己的内心，接受思玉的感情。思玉选择了与韩峰结婚，实际上她并没有对自己的感情妥协。思玉和戴教授彼此的感情通过思玉和韩峰的婚姻得以安放。借由媳妇的身份，思玉了却了深埋心底的心愿：陪伴戴教授度过晚年。戴教授和思玉向社会规范妥协，却没有妥协个人感情。经由社会规范认可的“婆媳关系”，她们重新与社会建立连接，使得隐伏创伤的治愈成为可能。

李翊云笔下的人物在面临性别身份困境时虽然犹豫、纠结，但经过内心的斗争后其理性意志大都能战胜自由意志，对自己纠葛的伦理身份作出正确的认知，进行理性的伦理选择[1]154。韩峰从小深受母亲戴教授控制之苦，最后他答应与思玉结婚并非全是被母亲所迫。正如小说结尾所写：“思玉和韩峰都是半个孤儿，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个相似点。他们都爱戴教授。 韩峰作为儿子，曾经离开过最终又回到了母亲身边。思玉，从未离开，也永远不会离开。”[4]119正如赫尔曼所说，当创伤患者将注意力从复原工作转移到日常生活时，就算是得到相当程度的解脱了。解脱的最佳指标是创伤患者恢复能力，可以使自己享受生活的乐趣，以及彻底投入人际关系的建立中。他们对现在和未来比对过去更感兴趣，更易用赞赏和敬畏、而不是恐惧的态度面对世界。

“他们三个都孤独且悲伤。他们不会减少彼此的悲伤，但是，他们却可以小心翼翼地找寻一个角落安放他们的孤独。”[4]119小说结尾引人深思，思玉和戴教授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然而个人力量毕竟有限，治愈边缘化群体所遭遇的隐伏创伤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如果社会偏见减轻乃至消除，他们由此而感受到孤独和悲伤也便失去了温床。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呈现了了《囚牢》和《金童玉女》中主人公所遭遇的个体创伤和隐伏创伤。既包括非比寻常的失去亲人的主流创伤体验，也包括边缘化群体受制于社会规范所遭遇的隐伏创伤。李翊云着眼于小人物的创伤书写有非常重要的疗愈意义。一方面，写作者通过书写创伤，将伤害转化为文字的同时，可以抚慰自身的伤痛[7]；另一方面，当个体遭遇重大问题而难以应对时，阅读疗法具有良好的暂时性缓解的治疗效果[8]。阅读者在阅读体验中个人创伤得以宣泄，心灵得到慰藉。

参考文献

[1] 王璐.转型期社会中的“存在之思”——论李翊云短篇小说中小人物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C].// 聂珍钊. 文学跨学科研究. Knowledge Hub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2017：148-160.

[2] 秦声. 李翊云对特雷弗的传承与叛逆-以短篇小说《金童玉女》与《三人行》为例[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20（7）：50-54.

[3] Caruth， C. 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Li， YY. Gold Boy， Emerald Girl[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5] Hartman， Geoffrey. “On Traumatic Knowledge and Literary Studies” New Literary History，  1995 ： 537-63.

[6] 赵雪梅. 文学创伤理论评述-过去、现状与反思[J].文艺理论研究， 2019： 203.

[7] 李丹玲. 《千万别让我走》中创伤书写[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3（2）：112-116.

[8] 赵冬梅. 心理创伤的治疗模型与理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9（3）：128.

作者简介：刘惠萍，女，讲师，硕士，从事外语教学、美国华裔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桂林学院2022年校级科研项目《非常时期背景下李翊云作品中的创伤书写与疗愈价值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