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记载的子产形象

摘要：《左传》在整个儒家经典体系中具有枢纽性的地位，像一个剧本，串起了全部儒家经典，展示了《易》《诗》《书》《礼》这些经典是怎样具体运作的，是后人理解先秦社会的重要依据。郑国贤相子产是《左传》浓墨重彩书写的几位重要人物之一，其生平和言论是前述观点的绝好注脚。

关键词：儒家经典;《左传》;郑国;子产

儒家经典主要诞生在西周、春秋前期，孔子改编用作自己办学的教材，五经中只有《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档案创作的，文字简略，如同历史大事年表，于是后来就有了解释《春秋》的三传，其中《左传》流行最晚，但信息量最大，仅从字数上看，就超过了《易》《诗》《书》和《礼记》的总和。不仅如此，《左传》在整个儒家经典体系中还具有枢纽性的地位，用大量生动的案例向后人展示了当时的贵族在什么场合吟什么诗，行什么礼，在面临重大决断时怎样卜筮吉凶，还记录了各种上古传闻和时贤思想。可以说《左传》串起了全部儒家经典，像一个剧本，展示了《易》《诗》《书》《礼》这些经典是怎样运作的。离开了《左传》，我们是很难理解先秦社会背景的，就连《论语》都不太能读得懂。《左传》记载了250多年的历史，跟其它上古史书一样，前略后详，后半部分浓墨重彩书写的几位重要人物，有鲁国的叔孙豹，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但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还是郑国的子产，他堪称春秋时期执政者的楷模。

郑国历史相对比较短暂，始祖是周厉王的某位儿子，在西周末期时才列为诸侯，不久随着平王东迁，定都在今河南新郑，主要版图在今郑州、许昌一带，立国共400余年。在春秋的头100年，也就是武公、庄公的时代郑国还是非常强盛的，但郑庄公之后，他的几个儿子轮流做了一遍国君，不断的内乱削弱了郑国的国势。齐桓晋文这样的霸主们崛起后，郑国的处境开始变得艰难起来，特别是持续百年的晋楚争霸，让处在中间的郑国很为难，跟晋国结盟楚国就会来讨伐，跟楚国结盟晋国就会来问罪。外交上选边占的压力还会造成统治阶层内部撕裂，激化其固有矛盾。子产之前的郑国，贵族政治斗争非常激烈。

子产是郑穆公之子——公子发（字子国）的儿子，名侨，字子产，按照春秋惯例也可称为公孙侨。郑穆公是郑国历史上一位有深远影响的国君，他的后代众多，除嫡系继承君位外，还有七个庶子的后代长期把持郑国要职，合称“七穆”，是类似鲁国“三桓”一样的存在。这七家以其祖先庶公子的字为氏，分别是罕氏、驷氏、丰氏、良氏、游氏、印氏、国氏。子产这一支属于国氏，郑穆公后面的几任国君，不是子产的叔伯父，就是他的堂兄弟、堂侄或侄孙，这在奉行“亲亲之道”的西周和春秋时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当时的诸侯国有点像后世的家族企业，大大小小的贵族分支在“社稷”当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股份”，国君只是名义上的“董事长”，权势远不能跟后世乾纲独断的君主相提并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一个祖先的后代们，亲缘关系会逐渐疏远，矛盾冲突则越发明显。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的混乱局面，也是这种残酷内斗的反映。

子产的人生大事都和几场政变有关。前563年，郑相子驷被政敌联合谋杀，一同被害的还有子产的父亲子国，年仅5岁的郑简公被劫持，史称“西宫之难”。当然子驷也非善类，前几年又是弑君，又是杀群公子，得罪人太多，终被报复。这样子产就接替亡父成为国氏一族的宗主。接下来是穆公的另一个儿子子孔当国，过了几年他又私通楚国，想借助外部势力消灭政敌，结果反被罕氏、驷氏诛杀，其同党逃到楚国。随后子产被任命为卿，虽然只是六卿的最末一位，但也算是进入了权力核心，这是前554年的事。前543年，良氏和驷氏的内战爆发，子产选择中立，良氏战败后，子产依礼安葬良氏死者，差点遭到驷氏攻杀，幸得罕氏保护，才得幸免。事后，子产得到罕氏宗主罕虎信任，出任执政。作个类比，子产是在父亲去世后十年左右登上卿位，二十年后当上执政。但是在当时“国小而偪，族大宠多”的郑国，这个执政并不好当，就在同一年，丰氏一族的丰卷由于打猎未获许可就要翻脸，子产准备流亡晋国，关键时候又是罕虎坚决支持子产，驱逐了丰卷。不久游氏的子南和驷氏的子晳由于争妻又发生流血冲突，子产流放了子南。第二年，子晳又作乱，想消灭游氏，结果失败，随后子产令子晳自尽。前535年，良霄闹鬼事件后，子产借机复立孔氏和良氏之后。自此，子产成功地使得“七穆”各族团结起来，结束了郑国长达几十年的高层内斗局面。

春秋中期的国际格局是晋楚两强争霸，郑国这样的中等国家一直面临选边站队的问题。直到前546年晋楚讲和，郑国才有了一个难得的喘息期。子产及时抓住这个机遇，选择“从晋和楚”的战略，跟当时更强的晋国结盟，但也不得罪楚国。跟盟主晋国努力搞好关系，比如伐陈后马上向晋国献捷，取得理解;用自己渊博的学识给晋平公看病、解梦，增进感情;正确揣摩韩宣子心思，将原赐给郑国丰氏的州田主动归还。同时积极争取国家利益，先是巧妙说服晋国，减少了本国的纳贡负担，后来在平丘之会上，又以郑国爵位较低为由据理力争，得以再次减少贡赋。但子产和盟主相处也是有原则的。出使晋国受到慢待，就拆掉馆舍的围墙表示抗议;发生火灾，安排救火时派兵登城戒备，不怕得罪晋国，并没有因为是盟友就放松警惕;韩宣子来索要玉环，没有无底线地满足其贪欲;晋国大夫干涉驷氏家族立嗣，也能予以抵制。相比之下，子产对楚国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与晋国结盟后楚国来伐，他选择坚壁清野的不抵抗政策，楚军发泄一番就撤退了。陪国君朝楚时并不筑坛，表示不看重这些虚礼。但当楚令尹前来娶亲，要求带兵入城时，子产就坚决拒绝。总之，他与大国打交道时既能维系合作又能保持尊严和独立，涉及国家安全时无论对谁都高度警惕，毫不含糊。

子产上台后，一方面推行“为田洫、作丘赋、铸刑书”等项改革，同时又“不毁乡校”，允许较宽松的舆论氛围，这正是吸取了郑国祖先周厉王“防民之口”的教训。用人择能而使，为政宽猛相济，敬鬼神而远之，都是务实精神的体现。前后执政二十余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著的功绩，带领郑国走向中兴，本人也能寿终正寝，成为春秋贤相的突出代表。综其一生来看，他对中庸之道的体认和践行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

参考文献：

[1]杨伯竣、徐提：《春秋左传词典》，中华书局，1988年。

[2]方朝晖：《春秋左传人物谱》，齐鲁书社，2001年。

[3]童书业：《春秋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