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武汉地区期刊出版述论

摘要：武汉具有近代意义的期刊产生于晚清时期，民国时期缓慢发展，至抗战时期发展到顶峰，武汉沦陷后急剧下降，抗战胜利后逐渐恢复。期刊种类繁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医药卫生、社会等各方面。除少数期刊外，大多数存续的时间较短。期刊的发展与武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密不可分。

关键词：期刊;民国;武汉

晚清民国时期，武汉是华中的新闻出版业中心，也是全国新闻出版业发达的五大城市之一（另四座城市为上海、香港、广州、天津），出版发行了数量众多的报刊。探讨这一时期武汉地区报刊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可以进一步加深武汉历史研究，同时也可以拓展晚清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在现有的武汉报刊研究中，研究者要么选取某一时段，要么选取某几种报刊或某一类型报刊予以研究，还没有学者整体研究晚清民国时期武汉地区的报刊出版状况，同时研究中以报纸为主，期刊研究较少。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晚清民国时期武汉期刊发展状况

中国近代报刊是在吸收西方报刊形式，并沿袭中国传统社会报刊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就武汉地区而言，具有近代意义的第一本期刊是创办于1872年的中文版《阐道新编》。[2]10据初步统计，晚清民国时期武汉地区出版期刊共1174种。[3]其出版发行在时间分布上并不平衡，晚清时期的1872、1883、1887、1899、1901、1903、1909年每年只有1种期刊发行，1904、1906年有2种，1907、1911年有3种，1910年有4种，1905年有6种，1908年有7种，14年中共有34种，平均每年只有2.5种。进入民国后，期刊缓慢发展，至1919年，每年新出期刊均在10种以下。从1920年开始，数量开始突破10种，持续上升，至1925、1926年达到27种，随后急剧上升至1927年的59种。此后进入持续发展期，每年保持在40种左右，至1937年，增至91种，1938年达到峰值，共142种。从1939年开始，期刊数量开始急剧下降，降至20年代水平，有的年份甚至降至10种以下。1946年又急剧上升，直至民国结束。

从以上发展进程中，可以把武汉期刊发展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一是1872年至1911年，为晚清时期;二是1912年至1919年，为民国初年;三是1920年至1926年，大致为五四运动至北伐战争期间;四是1927年至1938年，大致为武汉国民政府至抗战时期;五是1939年至1945年，大致为武汉沦陷时期;六是1946年至1948年，大致为解放战争时期。

这一发展阶段与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发展基本相同，《武汉近代新闻史》“绪论”将武汉近代报刊业发展轨迹分为（1）晚清武汉报业的三个时期;（2）民国时期的政党报、商业报和教会报;（3）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业;（4）两极对决中的武汉新闻业。[2]8-28其中第二个时期并不是按时间划分，而是按报刊类型，逻辑上并不严密。但在这一节的论述中，作者将民国时期武汉办报分为四个高潮期：一是民国初年（1919-1923），二是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三是抗战初期，四是1947年前后。从著作正文的章节编排中，也可看出武汉近代新闻业的发展进程。第二至十章标题分别为“汉口开埠，外报兴起”“南皮督鄂，官报独盛”“辛亥革命前后的武汉报刊”“二次革命失败与报业低潮”“国民政府迁汉与武汉报业盛衰”“抗战初期的全国抗日新闻中心”“日本侵占武汉与沦陷时期新闻业”“两极对决中的武汉新闻业”。晚清民国时期武汉期刊业的发展与整个新闻业发展轨迹大体一致。

二、晚清民国时期武汉期刊产生与发展的背景

晚清民国时期武汉期刊产生和发展，与武汉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密不可分。

（一）政治因素

武汉最早的近代期刊是1872年创办的《阐道新编》，该刊又译为《谈道新编》，其创办者为基督教伦敦布道会传教士杨格非，主要内容为基督教教义宣传。1883年，《武汉近事编》创办，中文周刊，创办者为英国人。1887年，该刊改为《益文月报》，由汉口基督教会主办，华人杨鉴堂主编。《益文月报》内容并不以传教为主，而是一份综合性月刊，主要刊载自然科学方面知识，其次为各省近事，末尾附录诗词。[4]1887年，武汉第三本近代意义上的期刊《中国传教士》发行。前两种期刊均为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期刊，后一种为武昌文华书院主办，而武昌文华书院也有外国宗教背景，他是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武汉最早的一所学校。[5]出现这种情形并不是偶然的，武汉近代期刊的诞生与汉口开埠密切相关，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汉口开埠，外报兴起”。[2]98也有学者称其为“洋人移植来的新媒介”。[6]33

在之后的武汉期刊发展进程中，期刊均会打上政治烙印。武汉最早的农业期刊《农学报》虽名为报，实则为期刊，正是改革的产物。张之洞督鄂之后，他认为要想国家富强，必须先修农政;要先修农政，必须先兴复农学。[7]所以他在武昌卓刀泉兴办湖北农务学堂，并于1901年创办《农学报》。南皮督鄂时的其他几种杂志《湖北商务报》《湖北学报》《湖北官报》《湖北教育官报》均是如此。被称为“辛亥革命时期，我国最早以省区命名的革命刊物”的《湖北学生界》，在其创刊号中，称其宗旨之一是“唤起国民之精神”。

五四运动之后，武汉期刊进入相对快速发展时期。受五四运动影响，武汉学生团体增多，因而学生刊物较前增多，并出现了一些新的期刊。如1919年5月，武汉学生联合会创办《学生周刊》，采用当时少见的白话文，但因经费不足，出版十余期后停刊。《武汉星期评论》创刊于1920年3月，其宗旨为反帝反封，提倡民主与科学，是当时学生中最有影响的一种刊物。

北伐战争光复武汉及国民政府迁汉之后，武汉新闻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创办报纸20余种，新创办刊物60余种，如《群众》《向导》《工人导报》等。一些外地刊物也迁往武汉，如《妇女之声》《商民运动》《中国学生》《中国青年》等。这一时期武汉的新闻事业居于全国前列。[8]与北伐战争相关联的刊物有《前敌》（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出版）、《一周时事述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办）、《社会月刊》（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出版）、《农民生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血路》（国民革命军11军政治部主办）、《党声》（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第八军特别党部主办）、《政治工作周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办）等。

抗战初期，武汉成为全国抗日新闻中心，大批文化人士、文化团体迁移武汉，武汉期刊出版达到了民国时期的最高峰。如《全民抗战》由邹韬奋、柳湜任主编，发行量曾达30万份。《反攻》半月刊为东北救亡总会宣传部主办，反映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反侵略》周刊是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主办的刊物，主要内容为中国与国际反侵略问题。还有通俗刊物《救中国》《抗到底》《好男儿》《人人看》等。

武汉沦陷之后，一些报刊被迫停刊或迁往其他地区，如《全民抗战》迁往重庆，《新闻记者》迁往长沙等。同时，日军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颁布《武汉特别市政府管理出版物条例》十一条，控制报刊出版发行，防止一切不利于“东亚和平运动”及宣传共产主义的宣传品出版。[9]为了控制舆论，日伪政府在沦陷区也主办了报刊，期刊中最有名的便是《两仪》月刊。

（二）经济因素

期刊作为文化产品，与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

就商业而言，汉口商业历来发达，所以很早就有关于商业的期刊。如1914年发行的《商余杂志》，由汉口商余公会主办，其宗旨在于“发皇商务”。这是汉口商业有了一定程度发展之后，才能成立商余公会，才能发行《商余杂志》，以后还发行《商余会报》。汉口从明清时期开始，其转口贸易发达，市场上的商品繁多，为了保障国内外贸易发展，便产生了商品检验业务。1929年，国民政府工商部在汉口设立“工商部汉口商品检验局”。相应地，关于商品检验的刊物便在武汉出版发行。这些刊物有1930年发行的《检验丛刊》、1932年的《检验年刊》、1933年的《汉口棉检周刊》、1935年的《检验统计年刊》、1935年的《检验统计》等。

就金融业而言，随着武汉金融业的发展，相应的金融业刊物便应运而生。如1923年汉口银行公会主办的《银行杂志》（周刊）发行;1925年，聚星诚银行主办的《聚星》发行;1936年，中国农民银行主办的《中国农民银行月刊》发行。

就交通业而言，随着近代铁路的兴起，武汉成为交通枢纽，也诞生了有关铁路的刊物。如1913发行的《交通部直辖京汉铁路管理局公报》、1924年的《铁路公报：汉粤川铁路湘鄂线》、1927年的《京汉铁路公报》、1928年的《湘鄂铁路公报》、1928年的《平汉铁路公报》、1928年的《平汉新语》、1929年的《湘鄂铁路公报》、1929年的《中华国有铁路平汉线会计统计年报》、1930年的《铁路月刊：平汉线》、1930年的《铁路月刊：湘鄂线》、1930年的《平汉铁路月刊》、1931年的《平汉路公务处统计年报》、1932年的《铁路旬刊：粤汉湘鄂线》、1935年的《路向》、1936年的《粤汉铁路旬刊》、1937年的《粤汉铁路三日刊》、1947年的《交通部平汉区管理局北段管理处公报》等。

（三）文化教育因素

期刊属于文化产品，同样受文化教育因素的影响。以教育为例。随着晚清民国时期武汉教育的发展，便会产生与教育有关的刊物。一是教育行政部门主办的教育行政刊物，如湖北提学使司于1910年编辑发行的《湖北教育官报》、湖北省政府教育厅发行的《湖北教育公报》（1928）、《湖北教育行政旬刊》（1929）、《湖北教育厅公报》（1930）、《湖北教育月刊》（1933）、《湖北教育旬刊》（1937）、武汉特别市市政府教育局发行的《武汉特别市教育公报》（1940）、汉口市政府教育局发行的《汉口市教育公报》（1940）等。二是教育行政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主办的教育业务刊物。如随着武汉民众教育的发展，便出现了这一类的教育业务刊物，汉口市政府教育局第三科民众教育编审股于1930年编辑发行《民众教育半周刊》、湖北省教育厅注音符号推行委员会于1931年编辑《民众旬刊》《民众教育周刊》、汉口市立实验民众教育馆于1933年编辑发行《民友》、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编辑部于1934年编辑《现代民众》、汉口市民众常识指导会1936年发行《汉口市民众常识指导会会刊》、湖北全省民众教育馆联合会1936年发行《湖北民教》、汉口市立民众教育馆编辑委员会1948年编辑《汉口民教》等。三是各教育机构主办的校刊。这些教育机构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及大专、大学等。私立武昌圣罗撒小学是著名的小学之一，1935年，该校发行有《将来的中国》。汉口市立第一女子中学主办有《汉口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季刊》，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主办有《懿训半月刊》，武昌圣希理达女子中学主办有《希声》，汉江中学主办有《北极光》，私立汉阳训妇中学主办有《私立汉阳训妇中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武昌大公中学主办有《大公》。武昌文华书院有《文华学界》《文华温故集》、中华大学有《中华周刊》、汉口明德大学有《汉口明德大学校年刊》、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有《商大周刊》、武昌华中大学有《华中季刊》、国立武汉大学有《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私立武昌美术专门学校有《武美》《歌笛湖》、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有《觉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校闻星期刊》、湖北省立乡村师范学校四村实验小学校有《新乡民报》、武昌中华大学有《中华季刊》、汉口市立职业学校有《职业教育》、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有《湖北省立教育学院院刊》、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有《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校刊》、湖北省立农学院有《湖北省立农学院通讯》等。

（四）社会因素

期刊的出版发行与一个地区的社会因素也有关联。这里举移民为例。武汉历史上就是一个移民较多的城市，移民对武汉的发展影响甚大，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移民迁入武汉后，为了自身的利益，便会建立同乡组织。晚清民国之前，这类同乡组织为会馆、公所。进入民国之后，随着传统同乡组织会馆、公所的逐渐衰落，一是在地缘的基础上形成为新型的同乡组织——同乡会，二是在业缘的基础上形成同业公会。民国时期武汉地区的同乡会属于外省建立的有江西旅汉同乡会、宁波旅汉同乡会、福建旅汉同乡会、安徽旅鄂同乡会、湖南旅鄂同乡会、河南旅鄂同乡会、四川旅汉同乡会、云贵旅鄂同乡会、两广旅汉同乡会等;属于本省建立的有嘉鱼县旅省学会、应城旅省学会、巴东旅省学会、潜江县旅省同乡会、汉川县旅省同乡会、英山旅汉同乡会等。一些高校的外地学生，也有的组织同乡会。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他们在组织原则、组织程度、组织建置上，日益显示出现代社团的特征。其主体功能从“救死”到“救生”的转变，体现了现代社团的主要功能特征。[10]随着这种新型社会组织的出现，同乡会刊物也相应产生。这些刊物大多是同乡会会刊，民国时期武汉地区这类同乡会会刊主要有10余种，包括1922年印行的《学光》（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江西同乡学会主办）、1923年的《姊归旅省同乡会会报》（姊归旅省同乡会主办）、1923年的《楚风》（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同乡会主办）、1923年的《湖南学友会会刊》（武昌高师湖南学友会主办）、1923年的《赣江》（武昌商科大学江西同乡会主办）、1934年的《巴东旅省学会周年纪念刊》（巴东旅省学会主办）、1935年的《嘉鱼县旅省学会风声季刊》（嘉鱼县旅省学会主办）、1936的《蒲声》（蒲圻旅省学会主办）、1936年的《安徽旅鄂同乡会第一届会务汇刊》（安徽旅鄂同乡会主办）、1936年的《滇黔》（云贵旅鄂同乡会主办）、1947年的《广汉旬刊》（两广旅汉同乡会主办）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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