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西厢记》改编中的科举文化

摘要：《西厢记》源于唐传奇《莺莺传》，王实甫对《莺莺传》的成功改编，使得《西厢记》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之后《西厢记》的改编更是层出不穷，明清时期许多文人竞相依据盛行的南曲进行改编，然而不同戏曲改编的背后有不同的科举文化意义。

关键词：《西厢记》；科举文化；元杂剧

很多戏曲是依据前人所写故事所改编，《西厢记》就源自于唐传奇《莺莺传》的成功改编，明代贾仲明增补《录鬼簿》中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1]足以见得《西厢记》改编之成功。《西厢记》的故事改编与朝代更替和科举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开始，至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历史熏陶，演变得越发丰富、生动、有韵味。本文将从不同时代下的《西厢记》改编的进行分析，探讨其改编的科举意义。

（一）《莺莺传》中的科举文化

《西厢记》是依据唐代元稹所创作的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所改编的杂剧，《莺莺传》主要讲述了贫寒书生对没落贵族女子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从古至今，爱情故事题材一直是文学作品中的“热门”，而讲述负心汉的故事最早在《诗经》中也有出现，《诗经·氓》中“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2]等等。《莺莺传》中，张生为追求功名，抛弃崔莺莺，在故事中，科举在其中起着巨大作用，其中的科举内容虽然篇幅较少，但不可或缺，直接反应出社会现实，其中最直接描述张生一次未中举，第二年继续的内容，“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3]这也能从侧面烘托出竞争激烈的科考现实，反映出唐代的科举文化。

官场上的“潜规则”社交使得张生忘记自己的本心，成为忘恩负义的负心汉，他抛弃糟糠之妻，入赘权贵，进入新的阶层。在唐传奇故事中还有《霍小玉传》也描述了一个负心汉形象，卢家是世族大家，为娶卢氏李益花费了很大心思，李益想要在仕途上获得更大成就，就可以依靠和世家大族联姻来巩固自己。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发展到唐代已经算是成熟了，在科举制度完备的唐代社会现实，很多人竞相考取功名，科考竞争激烈。唐代为官注重人脉，结交权贵，通过和权贵家族的婚姻关系巩固个人的政权地位在当时屡见不鲜，与官宦缔结婚姻为步入仕途的文人儒生提供更为便利的升迁之路。

唐朝的选官制度虽是完善，但其阶级内部依旧奢靡腐朽，也有会各种权权交易，这是政治系统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存在。在唐宋传奇中除了《莺莺传》中有暗示官场上的腐朽，在《枕中记》中也同样揭露了官场的黑暗，极力讽刺了成功追求功名之后的文人，描绘了利禄熏心的官场画面。《莺莺传》中也有极具讽刺的画面，当被友人问到这件事时张生称自己“德不足以胜妖孽”，只好割爱，和莺莺断绝关系。故事中的科举一事它推动整个故事的情节发展，也揭露了当时社会和人的现实，以及人性的复杂性、多样化。

（二）《西厢记》改编下的科举文化

《西厢记》改编了《莺莺传》的剧情，张生也由曾经的负心汉变成一个痴情人。在元杂剧《西厢记》中，张生在科考路上，普救寺遇到崔莺莺，他的第一想法是“‘十年不识君王面，恰信婵娟解误人。’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崔莺莺的吸引力甚至让他忘记自己的进京赶考的想法，在他心中他和崔莺莺的爱情大于一切，超出追求功名之心。在救完莺莺之后，知道了老夫人变卦，他的心里依旧想着能和莺莺在一起，相思成疾，对于自己追求功名之心也并未再次被点燃。红娘也去劝说张生，也不知道张生到底是用情至深，还是一时昏了头，起初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求取功名吗？如今又因为崔莺莺这般茶饭不思。还是不要让不被允许的感情束缚住你的追求功名之心，打磨掉你的鸿鹄之志，早些求取你的功名去吧！后来张生被告知要考取功名才能娶莺莺时，他也欣然接受。

依照往常男主在去考取功名的路上，戏曲中的唱词大多都是表达成功求取功名利禄的雄心壮志，但是在这里，文中表达张生和崔莺莺的依依惜别之情，以及互相叮嘱，甚至表示考取功名只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在成功考取功名之后，张生也一直想念着莺莺，张生虽为功名来到这里，却因为莺莺将功名抛之脑后，即便他成功考取功名，他的心里也一直挂念着莺莺，希望能早日回去迎娶崔莺莺。张生因莺莺抛弃功名，却也因老夫人的门第观念，再次去考取功名。在他心里，他一直没把成功考取功名当作第一，而是迫于老夫人压力，不得不去勉强考取功名。抱着考取功名去，最终抱着爱情和功名一起归，这就是王实甫想要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大结局。

从元代的很多杂剧可看出，元代对成功追求科考已经不再那么执着，元杂剧中也有相同目的却不同结局的剧情。实甫改编《西厢记》暗射出元代的阶级压迫和民族镇压的社会现实。元朝统治者轻视汉文化，他们在汉人入仕道路上进行压制。科举废除，学子不为农则为工为商。虽然元代的科举被废除，但科举下所承载的文人写作传统并未改变。很多文人开始沿用曾经的写作习惯进行文学创作，进行杂剧创作，依旧在文中加入“科举”元素，并起一定作用，包含了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愿。

（三）明、清时期《西厢记》改编中的科举文化

元杂剧《西厢记》有五本，每本四折。而改编之后的《南西厢》分为上下卷共三十六出，剧中的宾白增加许多。宾白的增加使得整个剧的语言更加通俗易懂，也更加注重抒情性，使得整个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文中还有些情节的改变，使得故事情节更加符合逻辑。明清时期的《西厢记》改编中对其剧情内容改变并未很大，其更多是为符合时代潮流。由于社会时代的变迁以及社会审美的改变，明、清所创作的《西厢记》和元代也有不同之处。科举的再次盛行，使得文人在进行《西厢记》改编创作中对剧中科举内容有了不同的期待。

在老夫人接受莺莺和张生在一起，并要求张生去考取功名时，《北西厢》和《南西厢》有不同之处。在《北西厢》中他们并未拜堂成亲，在《南西厢》中老夫人却是先让他们拜堂成亲，再让红娘送张生去考取功名。元代明知不能通过科举考取功名，作者写张生为迎娶莺莺而不得已去考取功名。到了明清，科举制度早已恢复，张生能成功考取功名的机会大大增加，这里的拜堂成亲不仅更加符合明代社会现实和古代的风俗习惯，更能反映出民间化的宋元叙事习惯和明清礼教化的叙事习惯的差异。明清时期，科举的恢复，文人不再以此为生，戏曲创作则是文人墨客们进行审美鉴赏，陶冶情操的产物。除此之外，明代的理学也更加成熟，它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出现了“三纲五常”以及“存天理，灭人欲”等观点，在《南西厢》中也反映出来。《北西厢》到《南西厢》的改编从“情”与“爱”的结合到的“情”与“理”的渡化。

明、清时期也出现戏曲创作的高潮，出现了《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等一系列经典戏曲。同样的爱情剧《牡丹亭》也反映当时的科举制度，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端以及官场上的黑暗。《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有丰富的科考和官场经历，影响了他进行戏曲创作，并在《牡丹亭》中反映出来。《牡丹亭》中描述到柳梦梅赴京科考的内容，当柳梦梅错过考试时期，恳请苗舜宾，柳梦梅哭求苗舜宾，最终苗舜宾“姑准收考，一视同仁。”这里虽是戏剧色彩巧合的设定，但在科考上存在这种情况理应是不可能存在的，由此可以窥见考官的昏聩无能，以及科考场上的规则制度的不完善。

参考文献：

[1]霍松林.西厢汇编·莺莺传[G].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

[2]（元）王实甫著.西厢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3]（元）钟嗣成等著. 录鬼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