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李贤注《后汉书》文字、声韵研究综述

摘要：近年来李贤注《后汉书》是一个研究热点，从其语言角度入手的研究尤为突出，并取得丰硕成果。对近三十年来的文字、声韵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整理，有利于学习者和研究者全面了解和把握近年来的研究方向与进程，从而进一步推动其研究的深入发展。本文主要从文字、音韵两个方面对李贤注《后汉书》的研究成果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并总结其研究特点及不足。

关键词：李贤注《后汉书》;文字;声韵

一、《后汉书》

《后汉书》是由南宋史学家范晔编撰而成的一部纪传体史书。该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从其问世以来便备受关注，为之做注的人也层出不穷，最先为之做注的是南朝的刘昭，随后有唐人李贤，清代尤为繁盛，其中惠栋对李贤注进行补注，有《后汉书补注》一书;周寿昌在《后汉书补正》中主要对李注之失误进行考订;钱大昭《后汉书辨疑》中考订、辨析了文字、典章、内容等;王先谦合并李注和惠栋注并全面梳理了历代《后汉书》的研究成果，著有《后汉书集解》一书。进入现代后，李贤注《后汉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且深度更广，其研究成果对后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二、近三十年对李贤注的研究成果

（一）文字研究

李贤注解《后汉书》，着重训释词句、疏解典故，其中难免会遇到文字注解与辨析的问题。笔者初步统计，近三十年来有关李注《后汉书》文字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共有14篇，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古今字、异体字和通假字的运用与处理，相关的论文有10篇，其次是连绵词，具体情况如下：

1.古今字、异体字和通假字

潘薇妮（2007）通过将引文与原文对比，指出李注中存在多处古字与今字、正体与俗体以及本字和借字的更易，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古书的校勘。次年，杨柳发表的论文中都从文字方面入手，对注中所反映的李贤对汉字的运用以及处理方式进行了系统研究。她将李贤注《后汉书》中所涉及的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分别进行了解释与说明，指出李注虽然记录了一些较早或首次出现的古今字、通假字和异体字并能够对它们做出正确解释，有利于我们读懂古书，但他并没有严格地区分而是笼统地用“通、同”来表示，这使得读者对对几种用字情况只能从形体上进行判断。

相对于前两位的研究，高明（2009）的研究主要内容未变，但关注点发生变化，他开始关注到其引文的校勘学价值，对李注所引《说文》在今本《说文》中未收的13个字进行分类说明，不仅指出其中一类是用后来的俗体或异体代替《说文》中的字，另一类是用假借字代替本字，并由此看到了李贤所参考的《说文》与今本《说文》之间具有某种继承关系，这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些字由汉到唐的大致发展演变情况，对于《说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他的研究并未指出李贤对这些字的认识以及它们的替代原因。汪嘉琦（2014）也做了同潘、杨一样的研究，不同于前两位的是：她将异体字从偏旁位置、部件变化、形体简化三方面进行了细致划分。孟茜在她的论文（2018）中同样将引文与原文作比较，指出关于古今字、通假字和异体字的更易现象。关于通假字的研究还有陈敏详，他在论文中对李注未注意到的通假现象进行了举例说明，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后汉书》中的通假现象，同时也有助于推进李注《后汉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但他的研究仅仅是举例，未能够对其中的通假现象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总的来看，近三十年关于古今字、假借字、异体字主要是通过对注文与引文中更易情况进行梳理分析来进行研究，其研究不断深入，这让我们窥见一些文字的古今变化以及不同书写形式，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同时也有利于校勘学的发展，但他们的研究由于缺乏对字体更易缘由的追溯，使得人们未能对古今字、通假字和异体字形成清楚的、全面的认识。

2.连绵词

顾义生（1994）及陈敏详（2013）指出几列李贤由于不太清楚连绵词的特点而误释的连绵词。相对于前两人，宋洪民能够辩证地看待李氏对连绵词的认识，他肯定了李贤能够摆脱字形从音读上认识连绵词不同形式的同时，也指出李贤解说的存在错误之处。杨柳（2008）对李贤注《后汉书》中所涉及的连绵词进行了解释与说明，她指出李注反映出连绵词的不同书写形式，又根据李注指出了字典、辞书中关于连绵词的5个遗漏之处。这对连绵词的研究以及辞书编撰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同时她的研究也为后人进行专书研究提供了新方向、打开了新视野。汪嘉琦在其论文（2014）中列举出两书中2组连绵词的不同书写形式，这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连绵词的书写形式，但她的研究未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故导致其研究浅显。

从以上几位的研究来看，近三十年来关于《后汉书》李贤注中的连绵词研究较少，且仅仅集中在其书写形式的研究，并未对其原因和规律进行进一步探讨。

（二）声韵研究

李贤采用随文注释的方法注解《后汉书》，其中字音的注解散见于全书，注音方法各式各样且考证详实，为我们研究初唐语音特点及其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近三十年来，有关李贤注音韵方面的论文较少，共有9篇。

1.声韵系统

孙玉文在《李贤〈后汉书〉音注的音系研究上、下》（1993）一文中对其注音性质、方法、声韵系统进行了较为全面地研究。关于音注性质，他指出李贤的音注反映了古今并重的读书音系统以及以长安话为基础的初唐音系。关于声韵系统，他采用系联法、比较法进行研究，系联出李注的声类有39类，并指出其声母系统有以下两个特点：①轻唇与舌上音分别显示出从重唇、舌头音中分化的趋势;②船禅母、从邪母都有并为一个声母的趋势。关于韵母系统，他将其分为63部，指出李注所反映的韵母系统具有简化、开合口分别严格、大量重纽出现等特点，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对后世声韵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相对于孙玉文，游尚功、廖廷章的研究则比较单一，他们在其论文中通过对书中音切材料的整理得出中古时期37声类的结论。首先，他们对自己系联后的声类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指出与中古分类的不同：①中古唇音中的八类应为六类，即帮、非、并、奉母各为一类，滂、敷母与明、微母应为两类;②中古的八类舌音应为七类，认为泥、娘二母应当合为一类，其余与中古八类舌音中的分类保持一致。其次，他还与《广韵》作了比较并指明二者存在唇音分化、泥娘合一、神禅合一、于以分别独立的差异。他的研究对后人研究唐代声母系统固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他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声类，缺乏对韵母系统的研究。

从内容上看，他们的研究不仅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当时的声韵情况，更为我们展示了声韵的演变情况，这对后人研究汉语声韵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从方法及思路上看，他们为后世学者研究提供了新方法与新焦点，但他们都未对声韵变化原因进行进一步探究，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2.协韵

郭波（2006）通过整理分析其注音得出18例协韵，并猜测其原因是：注者口语音与当时韵书存在差异;李氏所处时代一些字音发生变化。这一猜测有利于推动李注《后汉书》协韵的进一步研究，但他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准确性。相对于郭波，罗曼（2010）的研究则比较系统，她对李贤注《后汉书》中四十例协韵音注材料从改声调、改韵部以求协韵两方面进行全面分析，充分肯定了他从词义入手去音注、从古音中挑选协韵音的方法以及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她也认为李贤的协韵观比前人的进步之处是：他的协韵是有一定依据的，并且她承认李注的音中存在的错误，这增强了我们对协韵的进一步了解与认识，同时对我们研究汉语音韵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以上研究成果来看，对李贤注《后汉书》声韵方面的研究各有特点，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各不相同。总的来看他们对声韵系统的研究不断深化，系统性不断增强。对协韵则侧重于其方法的研究，缺乏对协韵原因以及李贤的协韵观的深入探讨，但不论是哪个方面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们的对中古音韵的研究，同时对我们后世的研究与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研究特点与不足

近三十年来，李贤注《后汉书》的文字、声韵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文化的繁荣、古文字资料的不断丰富为《后汉书》的研究创造了众多条件，这些条件使得李注《后汉书》的研究在近三十年来取得丰硕的成果。通过对《后汉书》文字、声韵研究成果的整理，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研究特点：

（一）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且向纵深发展。二十世纪关于李注《后汉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音韵方面，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研究逐渐涉及到文字，成果较多且系统性的专题研究增多，如：《〈后汉书〉李注通假现象之商榷》中对通假现象进行专题研究。

（二）研究方法丰富多样。随着近年来科学技术、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后汉书》的研究方法也丰富起来。比如对比研究方法的使用，能够让我们清晰地窥见语言发展演变的过程及规律。此外，计算机的使用为我们检索《后汉书》中的自己所需要的语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保证了结果的准确性。

（三）关注语言发展演变的不平衡性与规律性。大多数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都进行了共时、历时的比较，总结了语言发展演变规律，比如游尚功、廖廷章将自己系联的声母与《广韵》进行历时比较，并指出其演变规律，这对汉语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而言之，近三十年来李贤注《后汉书》文字、声韵的研究取得的成绩斐然，并在深入发展中使得这部巨著在新时代焕发着新的生机。但我们应该看到其中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需要加强的研究还有以下几点：

（一）关注李注《后汉书》的文字声韵的结合研究。李贤注《后汉书》保存了大量的文字、声韵资料，不单单是以上几个方面的独立研究，我们应该将文字与声韵有效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音韵学角度入手去探究字体更替及演变原因，这或许会带给我们新的发现。

（二）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尝试把西方当代音系理论运用到李注《后汉书》传统的音韵研究中，比如运用以发音器官为基础的当代音系理论来对《后汉书》中所反映的语音变化规律进行解释，从中探究发生语音变化的重要原因。

（三）关注字体的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以及字形对词汇的反作用。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李贤注：“卯金，刘字也。《春秋演孔图》曰：‘卯金，名为劉’”。由此我们可知，“劉”是“刘”的繁体写法，由于这样的写法而产生新的词语“卯金”，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醒着我们汉字形体对词汇有着一定的反作用，同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探究出现这样写法的深层次原因。

参考文献：

[1]潘薇妮，后汉书李贤注引三礼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7.

[2]杨柳，后汉书李贤注文字训诂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8.

[3]高明，后汉书李贤注引说文考[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04）：178—184.

[4]汪嘉琦，李贤注后汉书引诗考[D].杭州：浙江大学，2014.

[5]孟茜，后汉书李贤注引左传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8.

[6]陈敏祥，后汉书李注通假现象之商榷[J]，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25）.

[7]陈敏详，后汉书李贤注商榷[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7.

[8]宋洪民，李贤的语言观——后汉书李贤注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1.

[9]孙玉文，李贤后汉书音注的音系研究上、下[J].湖北大学学报，1993（06）.

作者简介：李芙（1996-），女，汉族，山西忻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天水师范学院，研究方向：文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