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市井商贾生活对诗歌的影响

摘 要：唐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富足对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长安城内，坊市制度和宵禁制度虽然对经济有一定限制作用，但商品经济还是茁壮成长起来，诗人们在长安的勾栏酒肆创作了大量作品。在长安以外的区域，江南地区夜市文化繁荣，乡村地区各种类型的市集也被写进诗人笔下。唐朝代表中外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上的胡商为诗人的诗歌创作带来新的灵感。唐代诗人与商贾之间的双向互动也促进了双方共同发展。商妇也为唐代闺怨诗提供了新的写作对象。

关键词：唐代、诗歌、市井商贾、商业文明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唐代作为封建制度发展的顶峰，思想极度开放与自由，政治的高度自信与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诞生了所谓的“盛唐气象”。由于国力强盛，唐代社会较为安定，这就为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交通运输业发展使全国交通便利，唐朝的商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分别以都城长安、东都洛阳、江南扬州为中心的大型商业圈。高度发达的经济对唐代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样一个商业高速发展的时代，诗人们创作了大量有关市井商贾的文学作品。市井商贾影响了文学创作，文学创作也反推了商业的发展。

一、唐代不同商业模式下的诗歌

唐代商业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政府对商业的管控较大。在长安与洛阳这样的大都市，坊市制度将商业活动严格限制在固定的时间和区域。而在政府管控力度较为松弛的乡下，各种各样的商业模式争奇斗艳。

（一）长安坊市制度下的诗歌

《唐律疏议》中对“坊市”的记载有：“坊市者，谓京城及诸州、县等坊市。”“坊”是长安等大城市中的居民区，“市”就是城市中的商业区。唐代长安城，朱雀大街将城市划分为东西两个半城，城内南北向和东西向的二十五条街将城市切分为许多四方形的里坊，东西两市坐落其中，虽然长安经济还带有相对的封闭性，但商业的繁荣已经成事实。元稹在《估客乐》中就描写了长安东西市繁荣的商业景象：“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在唐后期，随着国力衰弱导致的政治管控上的松弛以及商业的不断发展，坊市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太平广记》中多次出现坊内经商的现象，如延寿坊内的珠宝商人等。

宵禁制度也是长安商业经济的另一特征，《新唐书 百官志》中载：“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街使以骑卒循行嘂謼，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虽然长安城执行了严格的宵禁制度，但是不代表市民完全没有夜生活，长安东市附近一处名为平康里的地方，是长安城妓院的主要分布区，人们经常来此进行夜生活。除了这里是风月场所的集中区外，还因为平康坊距离唐代负责科举考试的选院较近，这里也成为唐代举子们的首选落脚之处，平康坊也凭借这一地理优势更加繁荣。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就描绘了各色人物在市井娼妓处的夜生活：“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啭口氛氲。”伴随着坊市制度管控力度的减弱，官府对商业时间的限制也随之减弱，出现了“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的情况，这就表明对商业的时间限制已不如初盛唐时严格。

（二）其他商业模式下的诗歌

在长安城之外，缺少了政府的强力约束，商业经济以一种更蓬勃的态势发展起来。魏晋南北朝以来，北方受到战火的侵扰导致民不聊生，世家大族纷纷迁往江南地区，客观上带动了经济中心的南移。到唐代，江南经济已基本成熟。江南地区昼夜温差小，这就为夜市的兴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远离都城，政治上的管控松懈也为夜市的繁荣提供便利。在扬州城，诗人们留下了许多有关唐代江南商业的诗歌。如王建《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 杜牧在扬州时留下了大量诗作，其中就包括写夜生活的诗句。《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都描写了江南地区的夜生活。

除城市经济外，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各种形式的市集数不胜数。有按照主要商品类型来划分的如：“花市”、“蚕市”；有按照交易地点来划分的市集如：“水市”、“海市”。还有以时间划分的“早市”、“夜市”和突破时空限制的“草市”、“虚市”。这些市并无清晰的界限，经常同时出现。元稹：“亥茶阗小市，渔父隔深芦。”就同时提到了亥市、茶市、鱼市三种市，说明诗人当时所逛市至少是集三种市集为一体的。

在这些商业经济中，“草市”和“花市”在唐诗中出现频率较为突出。“草市”最初是城郊地区用于交易草料而形成的市集，故名曰“草市”。后随着商业的发展，草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形成完备的体系。关于“草市”的诗歌，《全唐诗》中收录了许多。如顾况《青弋江》：“村边草市桥，月下罟师网。”的宣州草市；草市中的夜市，如：白居易《望亭驿酬别周判官》中：“灯火穿村市，笙歌上驿楼。”王建《江馆》：“客亭临小市，灯火夜妆明。”这些都表明了“草市”的繁华。

“花市”的兴盛得力于唐代赏花风气的盛行，盛唐时期百姓生活富足。安定的生活环境催生了享乐思想，在当时，花卉作为一种装饰品受到了所有人的喜爱，“家家楼上如花人，千枝万枝红艳新。”杜甫在《江畔独步寻花》中提到普通人家也是满庭芬芳：“黄四娘家花满蹊”就是这样一种人人爱花的社会氛围，推动了花卉交易的繁荣。在花卉市场中，最受欢迎的当属牡丹花，白居易《移牡丹栽》：“金钱买得牡丹栽，何处辞丛别主来。”《秦中吟》中也提到“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除牡丹外，其他种类的花卉也非常受欢迎“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在天府之国成都，每年二月十五百姓为纪念百花生日而自发形成集会，花会逐渐发展成为花市，韦庄《奉和左司郎中春物暗度感而成章》中提到：“锦江风散霏霏雨，花市香飘漠漠尘。”杜甫更是留下了千古名句：“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繁荣的鲜花交易映衬了大唐的繁华。

二、唐诗中的丝绸之路

唐代经济繁荣的另一重要标志就是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中西方贸易活跃。 “古镇城门白碛开，胡兵往往傍沙堆。”“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张籍在他的《凉州词》中描写了丝绸之路上的所见景色。

唐朝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国力的强盛与开放的政策吸引了许多外商的到来。因此“胡商”也成为了唐诗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对象。“舟人渔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泪满襟”。杜甫在《滟滪》中借估客与胡商之口抒发了自己的思乡之情。此外，在《解闷十二首》中也出现了胡商的身影：“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楼故驿楼。”这句诗将江南经济圈与丝绸之路经济圈联系起来，说明在当时，江南扬州地区也已有了胡商的经商轨迹。

除胡商外，胡姬也是唐朝商业模式下的代表之一，胡姬就是西域来的美丽女子，在中国文学中首次出现“胡姬”一词是在汉辛延年的《羽林郎》中：“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美丽大方且充满着异域风情的西域女子，总是能引起文人们的创作热情，李白在《前有一樽酒行二首》中赞叹“胡姬貌如花。”表达了对容貌出众胡姬的喜爱之情；胡姬除独特的美貌之外，更吸引文人的地方就是能歌善舞，在胡姬的酒肆中，既有“金钗醉就胡姬画，玉管闲留洛客吹。”和“落日胡姬楼上饮，风吹箫管满楼闻。”的歌曲，还有“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笔踪起龙虎，舞袖拂云霄”的曼妙舞蹈。在愉快的歌舞表演中，诗人们借着酒兴赋诗，雅与俗做到了完美的交融。

三、唐代文人与商贾的双向互动

唐代在商业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不断受到冲击，商业推动了文化事业的进步；文人也对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广告的产生等。商贾也对推动文学传播发展和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文人对商业发展的推动

唐代的店铺多以旗帜作广告，通过悬挂旗帜来招揽顾客已经是唐代商铺最常用的方式，其中最突出的要属“酒旗”。“李白斗酒诗百篇”诗与酒从古至今都是一对好搭档，诗人借酒意发诗情，已成佳话。唐诗中写酒旗的作品如繁星般不可胜数，从北国风光中的“津阳门北临通选?雪风猎猎飘酒旗。”到烟雨江南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从城市附近的“城外春风满酒旗。”到乡村道旁的“村店酒旗沽竹叶。”酒旗已成为唐代商业宣传的缩影。

唐代文人对于商业发展的最大的助力就是广告诗的创作。广告的作用就是广而告之，通过诗人的诗歌来宣传商人的产品，是唐代商贾的重要经营策略。杜牧《清明》一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为杏花村酒博得了千年的美名。清明时节微雨纷纷，在这样一个令人肝肠寸断的节日里，诗人想寻到一处旅店歇脚避雨，也想借酒来消除心中的愁绪。随着牧童手指的方向，全诗戛然而止，诗人寻到酒家之后的怎样欣喜的心情，品到美酒后怎样舒爽的滋味，全部含蓄在篇幅之外，交由读者去仔细品味。

（二）商贾对文学发展的促进

唐代以诗文取士，由此便衍生出了“行卷”制度，士子们将自己创作的诗集赠与权贵希望得到赏识而平步青云；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也可以使自己进入权贵眼帘，那就是在市井当中拥有极高的知名度，这也是只有唐代能做到的，唐代商业发达，酒肆林立，诗人们有很多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资治通鉴》中就记载了白居易因其创作的乐府诗讽喻时事，脍炙人口而被皇帝召见成为翰林学士的故事。由于通过市井而是自己声名鹊起的道路较拜谒权贵来说更加容易，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种文人不去追逐上层，而是转身专攻俗的路线。唐代崛起了许多大型的商业都会，城市中大量市民阶层，且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这就为士子们通过世俗的声誉晋升仕途创造条件。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自夸道：“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由此可见当时士人对于拥有极高的世俗名声都是充满自豪之情的。

商贾以盈利为最大目的，因此利益就是他们最经常思考的问题。唐代的诗歌高度发达，整个社会都非常崇尚作诗，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下，商人也敏锐的注意到了这一态势。将诗歌作为商品贩卖不就可以获利了吗。唐代虽然仍然坚持重农抑商思想，但商人读书已经是寻常事情了。李白出身商贾之家，但他的教育资源并未受到影响，良好的教育使得李白可以接触诸子百家的优秀思想，并达到“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的天才水平。商贾群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为他们传播诗歌做了文化准备；专业的书店和图书市场“槐市”的出现，为规模化贩卖图书提供场所；安稳的社会环境催生出的“漫游”文化为商贾接触诗人创造机会；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为大规模印刷提供技术支持；文人们希望通过市井提高自己的声望，因此他们愿意主动去找商贾传播自己的作品。在种种条件的加持下，商贾通过传播诗歌达到自己获利的目的，诗人也达到自己成名的目的，这就形成了唐代商人与文人的互利共赢局面。

除商贾本身对文学的促进外，商人的配偶——商妇，也为唐诗的发展提供的新的题材。唐代以前的闺怨诗写作对象多为征戍之人的妻子以及远调官员的配偶。如《诗经·卫风·伯兮》和《诗经·王风·君子于役》中，都描写了思妇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在唐朝，由于商业的发展，商人为追逐利益经常往返于各地去贩卖商品，有的甚至走出国门进行贸易。他们的妻子就要经常独守空闺。白居易《琵琶行》笔下的琵琶女年少时长安富少争相向她献殷勤，可她年老色衰后终究以嫁做商人妇收尾。“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只留下她一人守着一艘空船漂泊江边，回忆过往的生活，不仅泪流满面。李白的《长干行》也以商妇自述的手法，抒写了主人公对经商远行丈夫的思念，凄切幽怨，令人伤感。

一定的政治经济影响文化，文化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唐代发达的经济与开明的政治促进着唐诗以一种高昂的姿态蓬勃发展，唐诗也促进着商业向着更高水平进步。

参考文献

[1] 赵振祥. 论唐代商业经济对文学的影响[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2）：7.

[2] 理绥. 诗歌所见唐代商业及商人[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2）：10.

[3] 程东宇. 20世纪30年代以来唐代商业都会研究综述[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8（4）：6.

[4] 陈瑜. 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D]. 吉林大学， 2020.

[5] 昌庆之著. 唐代商业文明与文学[M]. 黄山书社， 2010.

[6] 徐静. 杜甫诗所隐藏的唐代商业图景与商业思想[J].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6， 37（2）：20-24.

[10] 姜革文. 商人·商业·唐诗[M]. 復旦大学出版社， 2007.

[11] 潘沅汶， 陈书良. 中国商业文学发展历史初论[J]. 湖南商学院学报， 2002.

[12] 王哓骊.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3] 田耕宇. 从唐代长安坊市与北宋汴京街市看商业经济对俗文学的影响[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25（10）：6.

作者简介：陈琳（1998—），女，汉族，籍贯（山西省怀仁市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天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