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儒家思想浅析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水浒传》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小说之一，以其恢宏的时代特征，鲜明的人物刻画，独特的叙事手法，以及浓郁的文化气质奠定了其特有的文学及文化价值。

《水浒传》是历时上百年的集体创作，经罗贯中、施耐庵加工编写成书的。在千百年以儒家思想为政治文化基准的国度，在宋理学发达与明心学繁荣的时代，《水浒传》不可避免的犹如《三国演义》般带着儒家气息。在以孝为思想基础的推动下，对孝的肯定与崇尚反应在“水浒”时期的政治社会中，必然以“忠”的外在形态表现出来，“忠”成为以宋江为首的知识分子乃至知识分子之外的梁山英雄们的共同精神追求。为了这个精神目标，在崇尚“义”气的特定时期飘落各地的好汉在“义”的感召下，凝聚起来掀起了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运动。梁山好汉形象的形成与被大众的肯定与认可正是因为他们身上流动着传统道德中的几屡温情。

孝——与儒家道德观的契合。孔子讲以仁为本，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有，甚为人之本欤！”，“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宋江是《水浒传》至关重要的核心人物，“否定或肯定《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关键在于对宋江形象的分析。舍弃宋江而只评论其它人物的革命精神，则尚未抓住问题的关键。”①，他的一言一行、举首投足均折射出作者结合历史塑造这一形象的深刻内涵。他的孝行自然也最引人注目，他以忠义闻名于世“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对自家父母之孝会常常衍生出对君主的忠，对朋友的信。“养子出则孝，入则悌”，以孝为道德的前提与基础是维系社会安定的有利保证，即使是造反者也留给人间绝无仅有的几缕温情。孝，一种策略和手段。梁山头领谙熟作为个体生命求得天伦之乐的幸福完满的家族情结。“孝”既可以成为不入伙的策略，也可以成为入伙的手段以此笼络人心。为了让徐宁入伙，宋江一伙赚得徐宁上山后徐宁道“家中妻子如之奈何”宋江便让戴宗汤隆取得徐宁老小上山让其安心入伙;之后又拉轰天雷凌振入伙，凌振推辞道：“小的在此趋待不妨，怎奈老母妻子都在京师……如之奈何！”宋江道：“但请放心，限日取还统领。”凌振只得拜谢“如此周全，死而瞑目。”宋江如法炮制又赚得韩滔、皇甫端等。这些好汉皆出生为朝廷命官，皆口称“为国尽忠”，但都禁不住宋江等人一义二孝的策略，孝作为一种实用手段是颇为有效的。

《水浒传》的“忠”为“替天行道”提供了内在驱动力。“替天行道”是从宋元理学思潮的母体中孕育、衍化出来的。宋代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回答“性与天道”这一传统问题，抽象出最高精神实体“理”，无异于为社会下层民众的人格独立提供了哲学依据孝悌伦理观念所延伸出的是理学“伦理纲常”理论的、种最直接、最典型、最有效的外化状态。造反者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这个道德规范，“官逼民反”也要扛上“替天行道”的招牌，落草为“寇”也不忘招安受降，谋个前途。这一切也正是理学传达给人们的思想。理学代言人朱熹将“理”摆在道德总原则的最重要位置。“夫天下之事是不有理，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应事接物之际，亦莫不各有理焉。”他对天理至上性与绝对性的论证正是为了给现实的道德秩序寻找形而上的理论依据。正是顺着这个理，梁山好汉提出了“替天行道”的政治纲领：也正是顺着这个理，“受招安”也就成为他们后期走改良主义路线的必然结局。从实质上讲，这正是儒学影响的必然结果，是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的统一体，体现出他们忠孝两全的人生追求。应该指出得是“忠”并不只是对皇帝真有感情依恋与政治责任，更是满足下层民众对传奇英雄道德人格完美性的心理需要。

义，是维系价值取向与道德情感的纽带。孔子说“仁”，孟子曰“义”。梁山好汉的“义”主要表现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矛头直指贫官污吏和腐朽朝政，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这种“义”，冲破了传统宗法思想的禁锢，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安全需要的社会心理和济困扶危、平等相待、同舟共济的优良品德。石秀被称为“拼命三郎”，将自家性命与义紧密相连。他一出场就为杨雄解围，恰逢戴宗与杨林路过道：“端的是好汉，此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壮士也。”之后杨雄与石秀结义为兄弟。“义”即结义是梁山好汉之间平等的、相互约束的行为准则。结义风俗的盛行，本身就是对义的肯定与崇尚。《水浒传》中结拜为兄弟的有很多，例如：鲁达与林冲，武松与宋江，李逵与焦挺等等。他们因义气而相投，因义气而结拜，因义气而共同追求“大义”。林冲保“义”而火并王伦，举义而推晁盖，在一灭一扶之间，义成为重要的取舍标准和道德理念。宋江“义”诺千金，为王英做媒，扈三娘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只得拜谢;另一次撮合中，这种“义”举也让 秦明归心于水泊。“义”举不仅是以原始的联姻方式密切了好汉间情感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他们共同的情感准则与审美情趣。宋江以义为标榜，既举“小义”，更聚“大义”，存大义而灭小义（第八十三回陈桥驿滴泪斩小卒）。“义”是为“忠”服务的，义作为联系孝与忠的纽带，同时具备中国传统美德、宋朝时代特征和封建礼教的共同因素，义的价值正是在于借助传统的观念为自己的统治行为寻找合理性的解释：在反叛与正统之间成为一种可供转换的介质。对“上” ，义是叛逆的理由;对“下”，义是造反的动力。宋江以“大义”掌控革命的方向——招安，力排它异;以“小义”团结甚至要挟团队的意志。义正是在政治与道德两个层面上巧妙地完成二者的对接。

综上所述，《水浒传》的深层意蕴张扬是以孝为思想平台，忠为终极价值趋向，义为情感联系纽带的，道教和佛教为这种张扬提供了两种现实的出路。

注    释：

①聂石樵：对宋江形象的再认识 [J].水浒争鸣第一辑1990：P88——90.

②刘土兴：论替天行道与受招安 [J].水浒争鸣第一辑1990：P213——220

参考文献

[1]兰陵.孔孟学说之精华.[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0

[2]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3]金元浦等.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4]刘仁圣.水浒文化大观. [M]. 山东：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