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写理论对比《孔乙己》的两个日译本

摘  要：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的翻译改写理论主张“翻译即改写”，强调意识形态和诗学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日本学者井上红梅和增田涉都曾对鲁迅著名短篇小说《孔乙己》进行过日译，但是二个日译本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通过典型实例分析，对《孔乙己》的井上红梅译本和增田涉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两个译本的不同，并非源于译者对原作理解的差异，而是受译者翻译时不同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观等因素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改写理论;孔乙己;井上红梅;增田涉

作者简介：朱思金，男，1965年出生，四川眉山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rewriting theory proposed by André Lefevere advocates “translation is rewriting”， emphasizing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y and poetics of translation. Japanese scholars Kobai Inoue and Wataru Masuda have both done Japanese translations of Lu Xun's famous short story “Kong Yiji”， but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Japanese translations existed. Compared with translations of Kong Yiji between Kobai Inoue and Wataru Masuda by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exampl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ranslation visions was the result of the translator's different social ideology and poetics rather than the difference in the translator's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work.

Key words： rewriting theory; Kong Yiji; Kobai Inoue; Wataru Masuda

About the author： Sijin Zhu; male; born in 1965; Meishan， Sichuan Provinc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major research directio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孔乙己》是我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继《狂人日记》之后创作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最早发表于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后收入小说集《呐喊》。鲁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位被残酷地抛弃于社会底层、生活穷困潦倒、最终被强大的黑暗势力所吞没的读书人形象，揭示了封建社会人们冷漠麻木的精神状态以及社会对不幸者的冷酷，揭露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毒害和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病态。

小说一经发表，便受到广大国内读者的欢迎，并被翻译成外文，迅速译介到了国外。井上红梅是最早将《孔乙己》译介到日本的学者之一，于1932 年通过改造社出版《鲁迅全集》日文版，收录了包括《孔乙己》在内的 26 篇鲁迅作品，但其译文因鲁迅的批评而饱受争议。之后，有多位日本学者都曾翻译过《孔乙己》，其中，增田涉先后于1935年（《鲁迅选集》岩波文库）、1946年（《鲁迅作品集1》东西出版社）、1961年（《阿Q正传》角川文库）翻译《孔乙己》。近年来，不断有国内学者对《孔乙己》日译本进行研究，曾玉婷将井上红梅译本的失误分为误译、漏译、忽略形式和过度诠释四类，择选若干典型译例，分析探讨了其误读原著的原因（2014）;陈蓓蓓选取井上红梅日译本与竹内好日译本，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对这两个版本的《孔乙己》日译进行了分析比较（2016）;拙文《〈孔乙己〉两个日译本方言翻译比较》对《孔乙己》的增田涉译本和竹内好译本中的绍兴方言翻译进行了比较（2020）。

下面拟借助改写理论，从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对《孔乙己》的井上红梅译本和1946年的增田涉译本进行对比，探讨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对二位译者翻译改写鲁迅名著《孔乙己》的影响。本文的井上红梅译本出自《鲁迅全集》（鲁迅著，井上红梅译，改造社，昭和7（1932）年11月发行）、增田涉译本出自《鲁迅作品集1》（鲁迅著，增田涉译，东西出版社，昭和21（1946）年10月发行）、中文例句出自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小说全集》（鲁迅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

鲁迅小说《孔乙己》的1932年版井上红梅译本和1946年版增田涉译本，译者的个人经历各异，翻译出版的时代背景也相差很大。

井上红梅（1881-1950），原名井上进，中国“风俗”研究家、翻译家，有“中国通”之称，鲁迅作品翻译的先锋。生于1881年，生父去世后，到井上商店的主人井上由藏家当养子，后来被废除继承权，由于经济的原因，来到中国，长期居住在上海和南京，曾与中国人结婚又离婚。在上海期间，就职于上海的日本报社日日新闻社，着手中国“风俗”的研究，创办杂志《支那风俗》，著有《支那风俗》《酒、鸦片、麻将》《中华万花镜》等。1926年起开始专注于鲁迅作品的翻译，同年翻译发表《阿Q正传》，1927年发表《药》《风波》《社戏》《在酒楼上》，1932年发表的《鲁迅全集》（包含了小说集《呐喊》《彷徨》上的全部小说），1937年—1938年参加《大鲁迅全集》的翻译出版①。

井上红梅翻译《孔乙己》应该在1926年至1932年之间，而当时的中国是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军阀混战、时局动荡。另一方面，日本则自明治维新以后，实现了近代化，国力大增，走上了对外扩张道路;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之后，军国主义兴起，对中国不再有敬畏之心，表现出对中国的轻蔑和征服野心;进入20世纪后，军国主义思想泛滥，对中国实施疯狂的侵略，1928年5月，日军入侵山东，阻止北伐军北伐，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制造“济南惨案”;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几个月后的1932年1月，又在上海挑起事端，发动“一·二八”事变，独霸中国的野心彻底暴露，整个日本社会弥漫着蔑视、贬斥中国人的侮华、蔑华氛围。

增田涉（1903-1977）与研究中国“风俗”的井上红梅不同，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是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因倾慕中国文学，于1931年经人介绍成为鲁迅的学生，跟鲁迅学习中国小说史。1935年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翻译成日文《支那小说史》，同时写了日文《鲁迅传》初稿，同年与佐藤春夫合译出版《鲁迅选集》。1937年与井上红梅、鹿地亘、佐藤春夫、胡风、许广平等共编译出版《大鲁迅全集》。1942年，改译出版《支那小说史》，1946年编译出版《鲁迅作品集1》，1956年与竹内好、松技茂夫共同编译出版《鲁迅选集》12卷;1961年单独编译出版包括《孔乙己》在内的小说九篇和《鲁迅略年谱》的《阿Q正传》。

增田涉翻译出版《鲁迅作品集1》时的时代背景、日本的社会思潮、社会意识形态也与井上红梅翻译《孔乙己》的时候有着很大的不同。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整个国家被联合国军占领，日本人那种战前对中国人的优越感也没有了，到1946年，辱华、蔑华的社会风气不再，出现了希望与中国建立全新的关系，重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愿望。正如增田涉在《鲁迅作品集1》的“后记”中所写的那样，“今日、中国との関係が全く新しい、従来とは別の出発を見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き、もう一度我々は魯迅を通して新しい中国の方向を知り、或いは新しい中国人の生き方を学ぶことが必要ではないだろうか。（今天，当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与中国不同于传统的全新关系时，我们需要再次通过鲁迅了解新中国的方向、或者学习新中国人的生活态度。——笔者译）”②。

下面从翻译改写理论，对《孔乙己》的两个译本进行对比。

翻译的改写理论是由当代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提出的。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就是一种改写。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翻译是译者受目的语主流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和赞助人（patronage）的制约影响所进行的改写活动③。所谓意识形态，不仅包括政治，还包括规范、制度模式、传统、信仰等，即意识形态是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对世界和社会的看法和见解的总和;诗学一方面指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型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类文学要素，另一方面指观念，即文学在社会系统中起了或应起什么作用。译者的翻译并不是单纯的只是在语言层面上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它必然要受到语言层面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译本是译者在社会诸多因素下作用的结果。

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差异性，几乎无法用不同语言再现其原意，翻译源语言时，必须通过目的语的某些相关表述来进行重新编码。不同的处理方法不仅体现出译者不同的翻译风格;同时体现出译作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即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

下面，举例对比分析译者个人和社会（读者群）意识形态及诗学观对《孔乙己》的井上红梅译本和增田涉译本的影响。

例1：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④。

井上译：孔乙己は立ち飲みの方でありながら長（なが）衫（ぎ）を着た唯一の人であった⑤。

增田译：孔乙己は立ち飲み仲間で、而も長羽織をきている唯一人であった⑥。

作者在这句话中用了两个词组来描写出主人公孔乙己的奇特身份，揭示了他的社会地位，意义含蓄而深长。一是“站着喝酒”，表明孔乙己窘迫的经济情况和身处下层的社会地位，与前文所说的喝酒主顾中的“短衣帮”差不多。二是“穿长衫”，孔乙己又不穿“短衣”，而是“穿长衫”的，含蓄说明了他是“读书人”，虽穷可又不愿放下“读书人”的架子，既不愿与“短衣帮”为伍，而又无法与其他长衫主顾一样“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慢慢坐着喝”。于是，成为“唯一的”“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这“唯一”就标示了他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独特的性格与身份，他欲“上”而不能，居“下”又不甘，和酒店主顾中的上层人和下层人都不一样。“站着喝酒”在日语中正好有一个对应的词，井上红梅和增田涉二人都把它译成日语的“立ち飲み”，通俗易懂，根据语境，日语读者也能理解“站着喝酒”的人与“慢慢地坐着喝”的人属于不同的阶层。日本无论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是在二战以后，都没有“短衣帮”、“长衫”帮的区别，“短衣”和“长衫”在当时的中国分别代表了两个几乎无法逾越的不同阶层，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而要将这种文化准确传达给目的语读者，不仅显示出译者的翻译功底和风格，更是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等因素的作用。对于“长衫”的翻译井上和增田的区别很大，井上在这里进行异化处理，中文词“长衫”直接引用不译，但又在汉字“长衫”上注上“ながぎ”的日语读音;增田涉则采用归化处理，译为日语的“長羽織”，简单、明了。严格说来，中国的“长衫”与日本的“長羽織”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羽織”是日本和服的一种，有点类似外褂，据《大辞泉》解释“長羽織”是长到膝盖以下的“羽織”。原作第一段中就出现了“穿长衫的”，井上红梅翻译成“身（み）装（なり）のぞろりとした者”，增田涉译为“長羽織を着た人”。小说中的“长衫”并不仅仅是服装，而是身份、地位，甚至是阶层的象征。井上红梅对“长衫”的翻译，严格来说，并不算错，但是处理不够严谨，前后不一致。尽管译作对于不看原作的日语读者来说阅读起来顺畅，但是对原作的“忠实”度不够，究其根本，不是译者对原作的理解的欠缺，而是译者本人和当时日本社会意识形态造成的。

例2：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⑦。

井上译：彼の言葉は全部が漢文で、口から出るのは「之（ツー）乎（フー）者（ツエ）也（イエ）」ばかりだから、人が聞けば解るような解らぬような変なものです⑧。

增田译：彼が人にものを言うと、いつも文章語だらけで、解るような解らぬようなむずかしい言葉だった⑨。

原作中的“满口之乎者也”，意思是满口文言词语，用来表现孔乙己的书呆子气。井上红梅采取解释加异化的方法，一方面用“全部が漢文で”对“之乎者也”进行解释，另一方面又直接照抄“之乎者也”，而且用日语片假名标注原（中）文发音，进行异化处理。日语中的“漢文”，据大辞泉解释有三个意思：一是指中国古代文言体的文章，二是指日本人用中国古代文言体写的文章，三是指中国汉朝的文章。井上在这里显然是用的是第一个意思，即“中国古代文言体文章”，但是没有在目标语中找出与中文“之乎者也”相对应的日语古文词汇，也没有对“之乎者也”进行注释。究其原因，是受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和当时目标语读者的社会意识形态——原文怎么样都无关紧要的潜意识影响的结果。而增田涉采取归化处理，译成“文章語だらけで”，日语中“文章語”的对应词是“口語”，“だらけ”是“全部”、“满是”的意思，主要用于形容负面的东西。尽管增田涉也没有对“之乎者也”进行注释，但是比较而言，比井上红梅的翻译更流畅、易读。

例3：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⑩。

井上译：その姓氏が孔というのみで名前はよく知られなかったが、ある人が紅紙の上に「上大人孔乙己」と書いてから、これもまた解るような解らぬようなあいまいの中に彼のために一つの確たる仇名が出来て、孔乙己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增田译：それで彼の姓が孔であったし、人々は習字手本の「上大人孔乙己」という解るような解らぬような文句をとって、彼に仇名をつけ、孔乙己と読んでいた?。

所谓描红纸是指一种印有红色楷字、供儿童摹写毛笔字用的字帖。刚入学的儿童用墨笔把红色楷字描成黑色，称描红或描红字。中国旧时最通行的一种描红纸上印有“上大人孔（明代以前作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这样一些笔划简单、三字一句和似通非通的文字?。井上显然对中国的这一“风俗”并不了解，没有理解“描红纸”为何物，直接翻译成“紅紙”，成了“红色的纸”的意思，应该是误译。这句话里，井上红梅还有一处误译，就是“名前はよく知られなかった”。原作者并没有说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而且从上下文的文脉来看，大家是知道孔乙己的名字的，因为他说话老是教人半懂不懂的，才故意给他起了一个半懂不懂的绰号，用以讽刺、嘲笑、挖苦他。井上红梅这两处“误译”，一可以归咎于不了解中国“风俗”，二则是对原作阅读理解不够所致。增田涉把“描红纸”译成日语的“習字手本”，比较贴切原作，而且整句话的翻译也“忠实地”表达了原作的意思。

例4：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

井上译：人の噂では、孔乙己は書物を沢山読んだ人だが、学校に入りそこない?、…。

增田译：孔乙己のいないときに人々が話しているのを聞くと、彼はもと学問をした男だが、然し終に秀才試験（注·高等文官予備試験、或は一種の資格試験）に及第しなかったし?、…。

从语境上看，小说作者鲁迅的写作时代背景应该是民国初期，而小说叙述的则是二十多年以前一个不谙世事的酒店小伙计，在酒店中的见闻和经历。二十多年前的中国，还是清朝末年，官员的选录仍然采取的是科举考试。按照明、清科举制度，凡习举业的读书人，在没有通过考试取得生员（秀才）资格以前，不论年龄老少，均称“童生”。童生经过县考初试，府考复试，再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列名府、县学籍，被称作“进学”，也就成了“秀才”，秀才也是在家或者私塾学习，不过是定期参加会考。又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省一级考试），由秀才或监生应考，取中的就是“举人”。井上红梅把“没有进学”翻译成“没有上过学（学校に入りそこない）”，显然是没有理解原作中“进学”的意思，是由望文生义产生的误译。井上红梅尽管长期在中国生活，但是时代已不是“孔乙己”时代了，而井上红梅专心研究的也不是中国历史文化，而是中国吸食鸦片、沉迷赌博等颓废的所谓“风俗”，对鲁迅作品的理解不够深入、不能深入、不愿深入，出现误译也就难免了。增田涉翻译成“秀才試験に及第しなかった（秀才考试落第）”，并且添加夹注把“秀才試験（秀才考试）”注释为“高等文官予備試験、或は一種の資格試験（高等文官考试或者是一种资格考试）”。据日本广辞苑解释，“秀才”在日语中一是指“すぐれた学才。また、その持ち主（卓越的学术才能，或者是拥有这种才能的人）”，二是指“中国の科挙の一種目。…宋では科挙に応ずる者を称した。明·清では、府·州·県学の生員の雅称（中国科举的考试科目之一。…宋代，泛指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明清时，对府、州、县在籍学员的雅称”。对于日本读者来说，还是对第一个意思比较熟悉，因此增田涉又采用夹注进行补充说明。译文不仅与原文贴切，而且表现出对原作者、对源语言文化的尊重，即表现出与井上红梅不同的诗学观。

综上分析，两个译本不仅其译者个人经历不同、个人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各异，而且翻译出版年代也不同、读者群也不一样，受众的期望差别也很大;两个日译本的不同是译者本人和读者的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观共同作用的结果。鲁迅先生曾说过：“井上红梅氏翻译拙作，我感到很意外。该人和我是不同道的。”?鲁迅通过小说《孔乙己》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们冷漠麻木的精神状态以及社会对不幸者的冷酷，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病态，目的是给贫穷落后的中国找病因，关注的是当时身处内忧外患的中国以及对此仍然麻木的国民;井上红梅是中国“风俗”研究家，其实他对中国的“风俗”研究得并不全面，而是抱着日本文化优越感的观念，只对中国的贫穷落后表象感兴趣，专门研究并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吃、喝、嫖、赌、戏”等颓废的陋俗，在翻译鲁迅作品时，深受当时个人和日本社会意识形态及诗学观影响。这恐怕就是鲁迅所说的“不同道”吧。从对《孔乙己》的翻译中，我们便可看出，井上红梅的日译有的确实属于对原作理解不透而出现的误译，但许多“误译”并非仅仅出自对原文理解的错误，而是译者本人及译文读者群错误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使然。增田涉是中国文学研究家、鲁迅的学生，从内心尊重鲁迅、羡慕中国文化，加上二战失败后的1946年日本的社会意识形态已与战前大不一样，增田涉翻译的《孔乙己》尽量忠实于原文，并且利用夹注等形式介绍文化背景，表现出对原作者、源语言文化的尊重。从对原作者、源语言文化的尊重方面来说，笔者认为增田涉1946年版的《孔乙己》译本要优于井上红梅的译本。不管怎样，井上红梅的译作无疑对鲁迅作品在日本的传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当然，还可以对增田涉1935年版、1946年版和1961年版的鲁迅作品日译本进行对比研究。

注释：

① 勝山稔：《小説·芸能から見た海域交流》，日本：汲古书院2010年版，第140-153页。

②⑥⑨?? 鲁迅：《鲁迅作品集1》，增田涉译，日本：东西出版社1946年版，第176页、第4-5页。

③ 张白桦、胡雅洁：《改写理论三要素对翻译的影响——以林语堂的〈浮生六记〉英译本为例》，《中州大学学报》2017年2月第34卷第1期，第105-108页。

④⑦⑩? 鲁迅：《孔乙己》，《鲁迅小说全集》，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5页。

⑤⑧?? 鲁迅：《鲁迅全集》，井上红梅译，日本：改造社1932年版，第34-36页。

? 谢德铣：《鲁迅作品方言词典》，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 吕元明：《新发现的鲁迅致井上红梅赌博解说图》，《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7期，第45-47页。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小说全集》，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年版。

[2] 鲁迅：《鲁迅全集》，井上红梅译，日本：改造社1932年版。

[3] 鲁迅：《鲁迅作品集》，増田渉訳，日本：东西出版社1946年版。

[4] 魯迅：《阿Q正伝》，増田渉訳，角川文庫2009年版。

[5] 安德烈·勒菲弗尔：《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6] 李爱文、纪旭东：《竹内好的鲁迅翻译特征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版。

[7] 曾玉婷：《井上红梅误读〈孔乙己〉的现象分析——兼论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8] 陈蓓蓓：《〈孔乙己〉日译本的分析对比》，《小作家选刊》2016年第24期。

[9] 朱思金：《〈孔乙己〉两个日译本方言翻译比较》，《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0年。

[10] 谢德铣：《鲁迅作品方言词典》，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11] 吕元明：《新发现的鲁迅致井上红梅赌博解说图》，《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