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传统文化的区域格局分析

在目前的重庆市行政区域内，存在川东平行岭谷、峡江河谷以及武陵山区等三个主要的自然地理板块。参照重庆全域的地理格局，以文化面貌差异度为取向，本文将重庆全域的区域文化格局划分为平行岭谷文化区、峡江河谷文化区和武陵山地文化区等三个文化圈层。

一、平行岭谷文化区

平行岭谷文化区主要位于重庆中西部区域，属于四川盆地东缘的平行岭谷区域，包括目前的重庆主城区、荣昌、大足、永川、潼南、铜梁、合川、江津、綦江、巴南、长寿、涪陵、南川等区县。

（一）巴蜀文化传统悠久

平行岭谷文化区是巴蜀文化相互交融的重点区域，巴蜀文化悠久的历史源流在这一区域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记，形成较具代表性的巴蜀文化传统。

巴蜀区域的历史文化从广义上被泛称为“巴蜀文化”，平行岭谷文化区历史上是古代巴国的统治范围。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重庆地区属于巴国的统治范围，虽然巴国在当时属于较为弱小的方国，但立足该地区的时间持续数百年，古老的巴文化在这一区域影响至深，是重庆地区历史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源泉。平行岭谷文化区除了传统巴文化的深厚积淀，还因为毗邻蜀文化的中心区域——成都平原，因而与近邻的蜀文化存在较为密切的交流。

（二）农耕文化与商贸文化发达

我国西南地区的巴蜀文化以农业作为主要产业，稻作农业是主要的农业生计方式。平行岭谷文化区多低山浅丘，在重庆区域内最为适合发展稻田种植，并逐渐成为重庆的主要产粮区。该区域具有较为发达的水陆交通网络，依托稻作农业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商业贸易较为繁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在重庆全域中位处前列。

（三）行政经济中心区域

平行岭谷文化区所在区域是重庆社会经济的中心所在，是历代政权对重庆地区实施行政管辖的重点区域，该区域的核心为重庆主城，其作为重庆地区的主要行政中心存续历史悠久。

二、峡江河谷文化区

峡江河谷文化区主要包括重庆东部沿江地区，东面通过三峡与湖北相接，长江横切鄂西山地，形成长江三峡为代表的峡江河谷区域，包括丰都、忠县、万州、云阳、奉节、巫山等区县，另如梁平、开州、巫溪、城口等县因地理位置邻近，也当属峡江河谷文化区的影响范围。

（一）文化交融与移民走廊

峡江河谷文化区内的长江航道自古便是四川盆地与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沿着这条通道流动的不仅是商品货物，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新石器时期，武陵山地、成都平原和江汉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已经在这条走廊上来来往往，春秋战国时期，强大的楚文化沿峡江河谷西进，一度控制整个三峡地区，文化影响力辐射至重庆中部地区。秦汉统一之后，峡江河谷文化区继续成为巴蜀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通道，尤其是在巴蜀地区历史上的历次重大移民运动中，峡江河谷成为移民迁徙的主要路径，如其中规模最大的明清时期两次“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均主要经由峡江河谷通道进入四川盆地。移民运动带来的不仅是人口的增殖，还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同时增强了各区域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而峡江河谷文化区就是这种联系的枢纽。

峡江河谷文化区既是历史上各种区域文化交流的走廊，也是外来文化停驻的第一站，峡江河谷文化区的历史文化源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该区域的文化面貌相应也具有丰富、兼容的特色。

（二）盐业特色与峡江航运业特色

峡江河谷文化区内盐业资源蕴藏丰富，从新石器时期直至近现代，该区域的居住者一直围绕盐卤资源开展盐业生产，因盐业生产、贸易而兴盛的聚落群、因盐业运输贸易而发展的水陆交通网络在区域内比比皆是，盐业生产、运输以及贸易成为该区域的特色文化现象。

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峡江河谷文化区孕育了独特的三峡航运产业。数千年来，长江航道上的水驿、码头逐步产生发展，成为峡江河谷文化区的重要城市、场镇聚落，聚落居民临水而居，且大都从事与长江相关的生计，如船帮、力行、渔业和商贸服务等，这种生活方式塑造了峡江河谷文化区的又一文化特色。

（三）军事战略要地

峡江河谷文化区据三峡天险，扼长江航道交通咽喉，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每逢战乱延至巴蜀，三峡地区就成为军事攻防的重要阵地，统治政权提升区域州府的行政级别，集中大量军事资源，在战略要地修建防御要塞，沿江布置防御系统。如奉节白帝城因其独据瞿塘峡口的特殊战略位置，从东汉至近代的军事防御建筑遗址层层叠压，形成一部生动的三峡军事史。宋蒙战争时期，以白帝城为起点，在峡江区域修建了云阳磐石城、万州天生城、忠县皇华城等抗蒙山城防御体系。军事防御功能为峡江河谷文化区留下了独特的聚落生成文化脉络。

三、武陵山地文化区

武陵山地文化区位于重庆东南部，地处四川盆地东南大娄山和武陵山交汇的盆地边缘山脉，是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四省的交界处。包括武隆、黔江、石柱、彭水、酉阳、秀山等区县，该地区是重庆唯一的、成组团集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居住少数民族以土家族和苗族为主。

（一）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深厚

武陵山地据认为是远古巴文化的发源之地，相传远古巴人起源于武陵山地的清江流域，古代巴人的一支沿武陵山地的河流沟壑辗转迁移，势力逐渐强大，最后进入重庆中部并建立巴国。武陵山地是我国西南古代民族多元文化的叠合之地，秦汉以前的武陵山地是巴人、濮人、楚人、苗人、越人等多民族聚居区，秦汉以后，先后还有被称为武陵蛮、五溪蛮、酉溪蛮等少数民族长期在此居住，费孝通先生认为武陵山地是历史上重要的民族走廊。明清以来，在武陵山地逐渐形成了以土家、苗族和侗族文化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文化，并与汉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融合。武陵山地文化区整体呈现出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面貌。

（二）相对封闭的社会文化形态

武陵山地文化区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地势险峻，交通不便，区内少数民族与周边汉族之间在历史上存在一定的文化冲突，客观上造成该区域在文化形态上的相对独立，以及社会形态上的相对封闭。区域内部横山众多，农业与交通商贸发展条件受限，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其区域内部各地之间亦处于交流受限的状况。清代“改土归流”以后的移民迁入以及旱地物种推广种植，使该区域封闭的社会文化形态逐渐得以改变。

（三）土司制度下的自治区域

武陵山地文化区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当地民族自治状态。唐宋时期，中央政权在武陵山地一直实行羁縻州制度，元代开始推行土司制，这一制度由明代继承并逐渐完善，本区域内先后设置有石砫宣慰司、酉阳宣抚司、石耶长官司等众多土司机构，土司负责辖区的自治管理，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清代雍正至乾隆时期，武陵山地实施“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度，这一措施加强了中央政权对武陵山地域的实际控制，起到了促进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融合的作用，但长达数百年的土司制度给武陵山地文化区留下特殊的文化符号。

综上所述，在历史文化源流、社会生活方式和历史行政沿革等历史与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重庆传统文化的区域格局上，塑造出平行岭谷文化区、峡江河谷文化区和武陵山地文化区等三个各具特色的文化本底，展现出了重庆全域传统文化面貌的区域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