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以来图像史学研究综述（2012-2021）

摘要：图像作为一种有别于文字的特殊材料，在史学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历史上的学术研究活动向来也有“左图右史”的传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界兴起了新文化史研究的风潮，重视图像作为有别于文献史料的特殊作用，在史学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新时代以来，图像史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集中在基于本体论的研究及基于图像本身的史学研究，同时本文认为图像史学的发展必将在多学科之间合力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开拓。

关键词：图像；本体论；历史学

一、基于图像史学本体论的研究

世纪初以来，新文化史研究传入国内，在我国史学界逐渐受到青睐，葛兆光先生在那时就提出了将图像史料引入思想史研究的观点，可谓开风气之先。新时代以来关于图像史学的理论在不断的发展之中，余欣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的文章在图像史学的发展方兴未艾之际就主张不仅应当在历史研究中把图像作为证据使用，还应该从人类思想的基本表达方式来理解图像在历史情境中的含义[1]。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刘中玉对国内图像史学的新发展进行了把握，认为图像史学对中国古代文化史料学的发展，拓延相关领域的视野和深度有重要作用，而这一方面需要应对近现代以来诸前辈学人在利用形象材料研究文史方面的实践成就给予必要的继承和吸收；另一方面，必须结合当前学术研究发展的趋势和前沿动态，对原有的研究模式进行改进和升级[2]。此一领域研究的重要人物贾登红认为图像史的研究，要追求通史的目标与解读图像深层次的意义，图像研究更需要理论的支撑。图像史处于交叉学科的节点，认为在对图像史的研究中，学者应将自己的研究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避免“碎片化”的遮眼和断章取义[3]。成一农以中国古地图为例，探讨了图像如何入史，认为史料的挖掘和积累只是基础，在图像入史中，关键并不在图像，而是作为研究主体的我们，我们看待的视角越多，它们能告诉我们的也就越多[4]。葛兆光、白谦慎则在一起探讨了思想史视角下的图像研究，认为舆地图、职贡图、蛮夷图对研究帝国政治思想史是非常有用的[5]。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有学者认为图像的引入或许会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湖南大学的包志国与陈宇翔对这一研究领域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自身的构想和展望，认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完全可以吸收和借鉴图像史研究的理论和范式，加强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中图像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挖掘党史上留存的丰富图像资源，拓展党史研究的视野，诠释与解读图像中的历史议题，构建中国共产党的视觉档案史[6]。

在进行自身有关图像史研究的理论探索中，学界把眼光注意到了世界图像史研究的重镇，法国大革命图像史研究，汤晓燕2020年在《史学理论研究》上发表的文章就法国大革命图像史研究的兴起、趋势及存在的问题给出了她的回答[7]，我们从她的探讨中了解到，国外的研究者在使用图像材料的时候，没有把它们看成观念的说明或者印刷材料的补充，而是它们有它们自成体系的逻辑、运作方式以及影响能力，这点看法对我们进行图像的研究也是极具意义的。

二、基于图像的史学研究

自图像史学在我国史学界形成一种风潮后，基于图像的史学研究方兴未艾，近年来学界在图像史学研究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黄鹤以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女画家安古索拉的一幅画来研究此一时期女性的性别建构问题，认为它反映了女艺术家群体与整个社会中女性群体逼仄的生存境况，还揭示了历史中不容忽视的性别身份等问题。而这种性别身份的界定之所以能够对女性群体产生控制作用， 一方面在于规训与身体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为这种控制提供了必备的前提， 另一方面在于当时的社会语境为这种控制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根本的保证[8]。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的沙武田和另一位学者考察了莫高窟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最终指出有唐一代，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在佛教界发生了“角色转换”，由政治和外交图像转换为佛教题材内容，并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图像文献，赋有“历史记忆”的功能，在佛教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9]。

武晓梅基于抗战时期的图像研究这些图像对国人的情感认同到价值认同构建所具有的意义[10]。侯松涛则在图像史视角下观察《人民画报》冷战四十年的台湾图像，呈现了冷战时代两极宣传对战的典型样征，另一方面，也隐含着中国大陆方面致力于摆脱冷战思维，形成理性基础上的涉台宣传取向，引导大陆民众客观认知台湾[11]。西藏大学的伍金加参在壁画图像中考察了甘丹才旺的历史，其展现的服饰文化也是值得深入考究的[12]。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的历史名誉教授彼得·帕斯特发表在《斯拉夫评论》上的文章就针对一篇文章中出现的两张照片的使用和解释提出了质疑，认为历史学家必须对图像的来源进行严格的审查[13]。

三、余论

2000年彼得·伯克出版《图像证史》一书，对图像的历史证据意义进行了阐述，积极寻求历史研究方法的拓展。2011年中国史学界提出了“形象史学”的观念，从视野、理论、方法、深度等批判性地吸收和内化“图像证史”。学界近年来的理论探索虽然有一定的成果，但是反应在具体的研究层面上可能还未将这些理论、方法等贯穿到史学研究中去。图像史学和文字历史研究一样，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但图像和文字在还原历史的层面上有所区别，图像具有自身的系统和脉络，以历史图像重构“历史原境”，在这一点文字则力所不逮。如何在理论上构建一种图像史学叙述的一整套方法论，切实指导图像史学的书写，是一个需要努力的方向。还有一点颇为棘手的是，由于图像史学的书写涉及到众多学科，图像自身引出的历史学、艺术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在书写中必然会有交叉，一些史学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就需要跨到另一个领域，在这些研究中，多学科之间的合力也是必须的，相信这一定会促进中图像史学叙述策略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余欣.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写本时代图像与文本关系再思录[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61-68.

[2]刘中玉.形象史学：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J]，河北学刊，2014（01）：19-22.

[3]贾登红.以图读史：图像史研究中“碎与通”问题的探讨[J]，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7（02）：50-60.

[4]成一农.图像如何入史——以中国古地图为例[J]，安徽史学.2020（01）：5-12.

[5]葛兆光、白谦慎.思想史视角下的图像研究与艺术史的独特经验[J]，探索与争鸣.2020（01）：138-144+160.

[6]包志国，陈宇翔.“中共图像史”：研究视域、构想及展望[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1（06）：64-71.

[7]汤晓燕.法国大革命图像史研究的兴起、趋势及存在的问题[J].史学理论研究.2020（04）：95-108+159-160.

[8]黄鹤.图像证史——以文艺复兴时期女性的性别建构作为个案研究[J].世界历史，2012（02）：69-77.

[9]沙武田、WANG Pingxian.角色转换与历史记忆——莫高窟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的艺术史意义[J].敦煌研究，2014（01）：21-29.

[10]武晓梅.基于视觉修辞的抗战图像国家认同建构及价值研究[J]，编辑之友.2020（03）：90-95.

[11]侯松涛.<人民画报>冷战四十年的台湾图像史[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1）：121-130.

[12]伍金加参.文本与图像——阿里噶尔本甘丹才旺有关史料的历史人类学解读[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2）：80-86.

[13]Peter Pastor：《Photographs as Historic Documents》，《Slavic Review》， SPRING 2017， Vol. 76， No. 1 （SPRING 2017）， pp. 5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