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回记忆：北京院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八大总”

　　引子：
　　我们要动笔写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BIAD)20世纪50年代“八大总”题材的文章是酝酿多年的愿望，虽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们先后与张镩、张开济、赵冬日、华揽洪、顾鹏程有过接触，但至少还有三位大师未曾蒙面。十年前的1999年主办“与共和国一同走来“的展览时，曾将院内历届副总建筑师，副总工程师以上的专家作过介绍，进一步了解到建院历史上曾颇有名望的“八大总”及院内“一百单八将”的说法；2004年院庆五十五周年，我们承办“在共和国旗帜下——讲述建院的五十五个故事”展览时，又将“八大总”作为一个“故事”专门讲述。尽管如此，还是由于历史资料的奇缺及相关采访线索的中断，介绍得并不深入。近来年，院老领导周治良和马国馨院士等都曾提议我们要研究、总结院里老一辈专家的事迹，因为他们在共和国建筑设计的历程中曾经做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是后辈不可忘记的。我们也在近十余年间积累了一些影像及文字资料，现将我们整理成的这篇文字奉献给大家，希望读者从中能感受到他们作为一代中国建筑工程设计先辈的不平凡，或许会从中寻觅到被历史烟云遮蔽的大家的不同命运。
　　依我们的调研，不仅现在建筑院校的青年学生(甚至青年教师)中对近代哲匠录中数以百计的建筑师、工程师先辈很陌生，就是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不少中青年设计师也已经淡忘了曾属于他们光荣的BIAD 20世纪50年代“八大总”，这不能不说是多年来对建筑师宣传的缺失。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人，风云时代产生风云人物，刚刚开启新中国大幕的建设事业使人才辈出成为可能，在新中国后不同时期来到北京院的“八大总”正是这样一批“巨匠”。如果说社会革命及其理想是群体的思想革命，它必须有一呼百应的社会基础，同时要有裹挟那个时代的物质力量。
　　在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已经到来之际，我们重沐大地春光，自然会感受到忆旧的别有情怀，因为有太多的授业于诸师的故事已经历历在目。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向来都是影响行业发展的“英雄”，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成了建筑金字塔的基石。我们以为，BIAD 20世纪50年代的“八大总”既是建筑界的“英雄”和大师，也有最为平常的知识分子不入史册的人生，所以，本文的写作力求传达生存的艰辛和他们生命的意志，这不是为了宣传那个年代的生命不能承受之真实，而在于找寻到重温经典的理由。建筑有多少事可以重来，建筑有多少事能将记忆抽离历史语境，让我们推开记忆的大门，书写这段属于“BIAD设计”品牌建设的光荣历程。
　　
　　“八大总“的由来
　　
　　印象中第一次听到“八大总”的说法是到设计院工作没多久的时候。后来问到“八大总”是谁，一旁的人将他所知道的人名如数家珍般的一一道来，从述说者的表情中，甚至他说话的声音中都可以感觉到对这几位老专家的尊重和敬仰。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BIAD)是与共和国同龄的大型民用建筑设计机构。60年来，完成了众多建筑工程项目的设计，培养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得到了业内外的赞誉。
　　在众多的专家队伍中，20世纪50年代被誉为“八大总”的八位老专家更是倍受业内外称赞。
　　“八大总”之说源于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有50多年的时间，对其中八位人员有谁也有不同的版本之传：在听取多方意见后，现将张傅先生生前的记述抄录如下。
　　已去逝的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曾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的张铸先生，在为纪念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成立50周年所撰写的纪念文章《在我院创作实践中的体会》一文中，对”八大总”的来历有详细的说明：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院有“一长八总”的技委会的管理办法。……“八总”是一笔财富，各有特性。
　　(1)朱兆雪：主任总工，常熟人，留学法，比，专攻数学，精通结构，善于运用双向走的井字梁技术，在适当空间里可把主次梁降至1／20～1／24就为建筑创造了优越条件。1952年合作友谊医院时，得领教高招，已能运用自如，在今后若干重大项目中，不断重复，得益匪浅。他多年开业作建筑师，兼任教授，中山公园的唐花坞小品是他的杰作之一。
　　(2)顾鹏程：上海人，老同济毕业生。在沪执业，1950年来永茂参加工作，精通防水，德文好，为天文馆出国考察，任副手。
　　(3)本人兼一室主任(中大)，大型公建。
　　(4)张开济总兼二室主任(中大)，办公住宅。
　　(5)杨锡锣总兼三室主任(交大)，体育。
　　(6)赵冬日总兼四室主任(日本早稻田)。
　　(7)杨宽麟总兼五室主任，陈占祥为副主任。
　　(8)华揽洪总兼六室主任(法国)，医院、住宅。
　　也有另外说法，说陈占祥先生也是“八大总”之一，陈占祥先生(1916～2001)从事城市规划和建筑事业50余年，在国内外规划及建筑界享有极高声誉，确应是我们应回忆的大家。但我们认为张铺总的这个说法根据最具历史性，也最合理，且他本人的记忆力非常之好，相信他不会记错，故本文就以这个说法展开。
　　
　　“八大总”简介
　　
　　1，朱兆雪(1900年～1965年)
　　江苏常熟人，震旦大学肄业。1923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理科数理硕士学位，后在比利时国立岗城大学(Ingenieur desConstructions Civiles de I’Univ deGand)皇家工程师研究院学习，出任水陆建筑工程师。1926年回国，曾任京汉铁路工务处工程师，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讲师及教授，北平中法大学理学院数理教授，兼任北平师范大学数学系讲师。1938年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主任。曾自营北平大中建筑师事务所。1949年后任北京市公营建筑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今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及北京市规划局主任总工程师。1961年9月任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196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8月任北京工业大学校长，直至病逝。
　　朱兆雪先生是中国建筑学会第一一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第一，二届人民政府委员。1953N1962年任《建筑学报》第一，二届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其代表作品有：北京中山公园唐花坞(与汪申合作)。世界红万字会济南道院一、二期工程(与姚立恒、于嗥民合作)。全国政协礼堂、人民大会堂结构设计等。著作有《图解力学》、《材料耐力学》等著作。
　　2，顾鹏程(1899年～2000年)
　　浙江海盐人，1925年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1926年曾任上海同济建筑公司土木工程师，1932年在上海市工务局技师开业登记，后在上海自办顾鹏程工程公司(建筑师事务所)，[从业人员有陈登鳌，沈祥森(施工现场管理)、胡廉葆(经济预算)。1949年后任(公营)永茂建筑公司总工程师。
　　其代表作品有：上海岳州路414号楼房8幢，上海龙华路2591号兵工署驻沪修理厂车库等。
　　3，张镡(1911年～1999年)
　　山东无棣人(生于广州)1934年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毕业后在基泰工程司任职，1938-1940年任(重庆)基泰工程司图房主任建筑师。1940年返津，1940年9月N1946兼任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教授(教授理论、中西建筑史、建筑设计)，并率学生测绘故宫及北京中轴线文物建筑。1941年基泰工程司原平津部主任关颂坚与事务所散伙，张铺改任主任(即华北基泰的负责人)，全权负责京、津两地业务至1948年12月。
　　曾获华北建筑协会建筑设计竞赛“祭典场附设之市民会馆”二等奖、佳作奖，“街头公共厕所”三等奖；”市民建筑与附属设施”佳作奖。
　　曾白营(北平)张锩建筑师事务所(从业人员刘友渔，虞福京)。
　　1947年初成为基泰工程司初级合伙人。1948年底到广州，1949年6月～1951年3月主持基泰工程司港九事务所。1951回北京，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兼一室主任。1964年～1967年调入北京市规划局总工室审查全市工程项目。1966年N1995年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张铺先生是中国建筑学会第一、二届理事，第三～五届常务理事，第六～九届名誉理事。1962年任《建筑学报》第三届编委会副主任委员。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编委会委员。1990获全国工程建设勘察设计大师称号。
　　其作品有近百项之多，主要项目包括：亚非学生疗养院，新侨饭店，友谊宾馆、前门饭店、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商业部办公楼，人民大会堂(与沈其，赵冬日，朱兆雪等合作主持)，积水潭医院，北京八大处佛牙塔，北京饭店东楼，北京自然博物馆等。
　　4，张开济(1912年～2006年)
　　浙江杭县人，1935年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毕业，曾先后在上海公和洋行，基泰工程司、上海大地建筑师事务所、成都、重庆新华建筑公司任建筑师。1945年～1949年在南京自办伟成建筑师事务所。1946，1获(上海)抗战胜利门设计竞赛第四名(与孙增蕃合作)1950年后任(公营)永茂建筑公司设计部主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张开济先生中国建筑学会第二届候补理事，第三届理事，第五届副理事长，第六届常务理事，第七～十一届名誉理事。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编委会委员。1990年获全国工程建设勘察设计大师称号。2000年被评为第一届”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
　　其代表作品有：南京路748号中央大药房，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天安门观礼台，北京天文馆，中央民族学院、三里河”四部一会”建筑群，北京劳动保护展览馆等。
　　5，杨锡锣(1899年～1978年)
　　江苏吴县人(今江苏苏州)。1922年6月上海南洋大学土木科毕业，后在多家公司、事务所任职。1929年开设杨锡谬建筑师事务所兼任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建筑科教师。1930年2月获上海特别市市政府新屋图案竞赛等外奖。1934年曾任《中国建筑》杂志发行人、《申报》建筑专刊主编。1951年9月~1952年5月任上海联合顾问建筑师工程师事务所建筑师，参加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讨论会。后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今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兼三室主任。1964调入北京市规划局，后又回北京市建筑设计院。
　　杨锡醪先生是中国建筑学会第一～四届理事，还曾是北京市人大代表。
　　其代表作品有：上海南洋大学体育馆，南京东南大学科学馆，上海光华大学全部校舍，上海大学全部校舍，梧州中山纪念堂设计，上海中华基督教会窦乐安路鸿德堂，上海特区法院，南京饭店，上海百乐门舞厅，国立上海商学院，大都会花园舞厅等工程。
　　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任职期间，其主要作品有：北京陶然亭游泳池，北京太阳宫体育馆，网球馆，北京工人体育馆，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红领巾湖室外游泳场，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北京展览馆剧场(改造)等。
　　6，赵冬日(1916年～2005年)
　　辽宁彰武人。1935～1941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建筑科学习，毕业。1942年任北京大学建筑工程系教授。1945年任东北大学建筑工程系主任。1949年任天津北洋大学建筑系教授，兼河北省高等工业职业学校校长。1950年任北京市建设局企划处副处长，北京市公营建筑公司副经理兼设计处长，北京市建筑专科学校副校长。195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今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赵冬日先生是中国建筑学会第二届候补理事，第三、五、六届理事。1990年获全国工程建设勘察设计大师称号。2000年被评为第一届“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
　　曾任首都规划委员会、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编委会委员
　　其代表作品有：人民大会堂方案设计(与沈琪合作)，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礼堂、全国政协礼堂，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北京同仁医院，中共北京市委办公楼，北京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北京金融街规划，北京伊斯兰教经学院等。
　　7，杨宽麟(]891年～1971年)
　　江苏青浦人(今属上海)，1909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获文科学士。美国密歇根大学土木工程(铁路工程)系毕业，获学士，1916年获硕士。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员。1914年～1915年中国留美同学会(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中西部分会主席。1915年密歇根及纽约铁路公司分段(Michigan CentralRailroad,and New York Central Railroad)副工程师。1916年~1917年美国俄亥俄钢铁厂(Trussed Concrete SteelCo,Youngstown,Ohio)工程师。1917年6月回国。任天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教员，启新洋灰公司工程顾问。基泰工程司合伙人、结构工程师。曾自办(上海)华启顾问工程师事务所。1940年~195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工学院院长。
　　杨宽麟先生是中国建筑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今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结构总工程师。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曾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北京市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
　　其代表作品有，北京通县发电厂，电车公司车库、司法部大楼，天津中原公司，沈阳火车站、东北大学校舍，上海美琪影院、大新公司(结构)，龙华水泥厂、南阳兄弟烟草公司，天津永利化工厂厂房，无锡申新纱厂。丝厂、面粉厂，南京永利化工厂，黄石华中水泥厂，北京和平宾馆、王府井百货大楼结构设计，指导修建了北京南郊冷库、西郊冷库，天津大王庄冷库、北京民族饭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和北京工人体育场等
　　8，华揽洪(1912年9月16日～)
　　北京人(出生)。1928年赴法留学，先后在巴黎公益工程大学，法国国立美术大学建筑系学习；获法国国授建筑师文凭(DPL，G，)。1951年回国后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建筑师。1954年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今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第二届理事。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1960年“摘帽”，1979年平反。1977年退休后移居法国。1981年任中国建筑学会名誉理事。曾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七～九届海外名誉理事。
　　其代表作品有，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市社会路(月坛南街)住宅楼、北京市幸福村住宅小区、北京市水碓子住宅小区、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华侨公寓以及位于北京市右安门、复兴门、西直门等多处住宅及办公建筑，巴黎Glaciere街中国留学生招待所，中国驻法国巴黎领事馆改造、中国驻联合国机构代表住宅楼的改造、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处等。华揽洪先生还曾经为二战后法国的恢复建设完成了包括马赛地区50多个项目的规划及设计，为北京市建设立交桥设计过方案。
　　法国文化部于2002年9月13日授予华揽洪先生法国文化荣誉勋位最高级勋章。
　　
　　“八大总”的建筑观
　　
　　多年的实践探索，多年的奋斗追求，八位先辈不只在工程项目的设计中建树颇多，他们也都有自己鲜明的对建筑的观点及认识。
　　张镩先生对中国传统建筑有着很深厚的研究，他在《关于帽子、屋顶、亭子之我见》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如下看法：
　　一是亭子的外形必须有内部功能，技术上的需求。二是既然采用传统的形式，可以简化原有的繁琐做法，不能搞成粗眉、大眼，厚唇，从而失去比较秀丽的原形。三是有传统轮廓造型的小巧亭子设在高层住宅之上，总从豆腐块和骰子好一些。有传统味的千篇一律，散遍具有故都风貌的首都周围，不但可以产生向心的呼应作用似乎也比光秃秃、高体量的长豆腐块好一些……方亭子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我觉得最好是成组成团的变化，不能为了打破千篇一律，又出现杂乱无章的恶劣后果……至于舍弃功能基本要求，在门，窗户壁上加以歪曲、削减，多加无功能的女儿墙和突点，就有点本末倒置，走上纯形式主义的道路。总之，我认为，无功能技术需要的外部的特殊装饰，都有点费而不惠之嫌。
　　1999年5月，张镡先生于病榻上又写了一篇长达8000字的《论建筑师从事创作的十点修养》，他一再告诫我们，这是他现身建筑事业所总结的设计哲理。遗憾的是，当我们仔细核对其细节时，只看到张镩先生所写十点修养中的九点。这里让我们记下张铸先生对建筑师的修养要点：
　　(1)端正立场，观点、方法，讲究时间、条件、地点，
　　(2)尊重历史唯物主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3)熟悉历史，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4)学习现代技术科学，避免机械唯物主义，
　　(5)传统比例尺度相关，大式小式依据则例：
　　(6)统一各专业间矛盾，靠过硬的基本功及技巧：
　　(7)遵从“经济性”并精打细算，重视面积、定额、指标，
　　(8)学习城乡规划设计，深入城市分区：
　　(9)倾听群众不同意见，领会领导者意图。
　　张开济先生在《为古建筑请命》一文中到：
　　维修古建筑是当务之急，但这项工作需要认真对待，不能草率从事，否则往往容易把好事办成坏事，“爰之适以害之”，甚至于把“真古董”搞成了“假古董”……遗憾的是，热衷于对古建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确至今大有人在。不少人往往把维修古建筑看作仅是一些修缮加固，油漆粉刷的工作，有些同志甚至于还要对古建筑任意改造，画蛇添足，结果把一些古建筑搞的面目全非，叫人看了啼笑皆非，而他们还在自鸣得意……
　　古代建筑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年代之久，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无比骄傲!我们怎忍任其毁坏!要是到了那一天，人们的物质生活大大丰富了，而一些珍贵的古建筑却已经多不存在了，人们就会埋怨我们，我们的子孙更会批评我们是败家子，责备我们这一代没有保管好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所以保护古建筑绝不是不急之务，而实为当务之急，不能等等再说，因为迟了就来不及了。
　　赵冬日先生在其所写《我的创作观》一文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我以为中国传统建筑尤其是国都皇家建筑，应以意境，气韵、格调、色彩为最高境界。因为它要求每个建筑师在艺术与境界的追求上不能受到限制，更不能带有个人喜好的倾向性。建筑师追求艺术风格的独创性是正确的，但万不可晔众取宠、矫揉造作，特别应注意建筑功能的科学合理性，建筑技术的经济可行性等原则。
　　在《求知‘突破深入》一文中赵冬日先生对建筑师提出了要求：建筑师应该是传统建筑的继承人，也应该是变革建筑的主力军。因此，建筑师要有勇气，有能力突破传统建筑的“程式”，一切事物都是在随着时代前进，都在不断变化中。建筑创作也不例外，必定随着时代有所创新。创作要抓住事物变化中的主要矛盾，认清其实质，有所突破，才能有所创新。突破就是突破传统，创新就是超越传统。
　　华揽洪先生在“关于建筑创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表达了他的一个观点：
　　建造任何房子首先是解决住和用的问题。其次，在建筑布局上，在技术和材料上，都涉及到经济问题。所以，“实用、经济。美观“这个方针从三个因素的顺序来讲，仍是一真理，不仅适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而且适用于任何地方，是一条普遍的真理。……对建筑上那种不健康的潮流，应当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能抄袭尾随。
　　从20世纪50年代起，华揽洪就非常关注北京城市的绿化工作。他在《绿色的北京老城》一文中留下了这样的话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有着种类如此繁多的树木。我多希望这些树木不要被砍掉，多希望胡同的灰墙不要再被推到，多希望一扇扇漆红的门可以永远的矗立在那里，每一座四合院都是中国的国宝，每一座四合院里的树木都是国宝中的一部分。
　　
　　对“八大总”的印象
　　
　　“八大总”中的每位专家都是业内知名人士，每个人都曾有过显著的成就和辉煌人生，无论是工作、生活都给世人留下了很深的记忆。朱兆雪、杨宽麟二位先生在建筑结构领域堪称著名专家，建筑结构业内的“南杨北朱”指的就是他们二位；顾鹏程先生百岁时身体仍很健康。杨锡锣先生设计完成的上海百乐门舞厅曾在上海滩非常有名，众多社会名流曾光顾于此。张镩先生大学毕业后得杨廷宝先生真传，得以在建筑设计行业内取得骄人成绩。华揽洪先生设计的北京儿童医院可称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建筑的杰作，他更为中国加入国际建协作出了重要贡献和努力。
　　“八大总”之间也曾在建筑设计生涯中有过亲密的合作并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传承于世的建筑项目。杨锡锣先生与顾鹏程先生等人于1949年合作开办了联合建筑师事务所。朱兆雪先生与赵冬日、张铸两位先生曾经共同为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特别是赵冬日与张镩两位先生之间的密切合作，更是享誉中外，永留史册。朱兆雪先生还曾与赵冬日先生在全国政协礼堂、北京同仁医院等建设项目中有过合作。
　　因为他们的奋斗，因为他们的奉献，因为他们为后人留下了永难忘记的记忆。他们的同事，学生对他们有着深深的怀念。这种思念是永恒的。
　　全国建筑设计大师，原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熊明曾在回忆中说道：我院以前体育建筑设计是以三室为主，总建筑师杨锡锣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就颇有名气，当年还曾主编《中国建筑》杂志。杨总是学结构的，但在建筑设计上亦颇有造诣，在建筑细部构造上尤有独到的功力。在建国初期建设的北京体育馆、陶然亭游泳场等体育建筑上，杨锡锣总建筑师都倾注了心血。
　　清华大学教授、《世界建筑》杂志原主编曾昭奋对张镩先生有过这样的记述
　　在李宗泽先生引领下，我到他的“寒舍”拜访了他，这位早已过了古稀之年的老人，仍在家中伏案作设计，图纸上满布着各种计算的数字。我为他的勤奋和安于漂泊的精神所震撼。
　　最后十几年，张铸一直是“维护、夺回古都风貌“的许多建筑项目的设计顾问。只因有了他的努力和关照，那些仿古复古建筑的“假冒伪劣”才有了一定程度的减轻和收敛，才不至于造成更大的遗憾和浪费。
　　张镩对传统的把握，今后也许会有人赶上他，但诞生在这个“建筑时代”的一个精品——民族文化宫所达到的水平，将永远没有人能够达到，能够超越。
　　资深建筑学编审杨永生曾对张镩先生有如下回忆：
　　张铸在他写的《我的建筑创作道路》一书中，不仅详尽地回顾了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而且对他历来设计的重要建筑物，都作了详尽的描述。当他把第一稿交给我时，我逐字逐句的看过后，发现里面不仅地点、时间都写得很具体，而且建筑各部分的尺度，包括细部的尺寸都写得很具体，甚至具体到多少厘米。他写稿子时已80多岁了。老实讲，我对那些数字的准确性半信半疑。于是就问他，您写那么具体，特别是那些数字，是根据什么?您有珍藏的日记、笔记吧!他说，我没有什么笔记，日记，全凭脑子里的记忆。后来与朋友们谈起张镩的记忆力，有人说，他不仅记忆力好，而且对建筑的经济指标还特别注重。也有的朋友说，他那本书我看过，前两年有机会去人民大会堂，我还核对过，他写的那些尺寸，有的准确，有的也不那么准确，说不准确，也是只差几个厘米，这也实属不易。
　　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院士曾撰写长文，对张镩先生表达了深切的怀念和敬意。文中他写到
　　从我国现代建筑史的角度看，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时期的代表，因为他在设计会堂、办公楼、旅馆，剧场、医院、高等学校等领域都是具有开拓性的先行者，对这些类型建筑设计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他按照梁思成先生“建筑词汇论”和“建筑可译论”的指导思想，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道路上做了许多大胆的尝试，这也影响了一个时代。无论在大屋顶比例和形式的探讨上，还是在三段式立面的处理上，还是在传统符号的简化和使用上，甚至在中西形式的结合上，都是值得理论界和建筑史界进一步研究和总结的课题。
　　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提到友谊宾馆设计中上下水不畅的“肾脏病”，排气不畅的“肠胃病”，暖气忽冷忽热的“神经病”，变电，锅炉环境不好的“心脏病”，并总结出“话越难听，记得越牢，改得越快”。正视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善于总结，不讳疾忌医的作风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职业建筑师学习提高的重要途径。
　　在讨论研究方案时，张总常是一边抽着烟，一边谈着话，然后图板上的丁字尺和三角板也不闲着，经常是我们的讨论还没结束，他的修改平面或透视图已经拿出来了。
　　张总还有一个突出的职业习惯，那就是喜欢算账，爱算经济账。他结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设计中特别重视相关的面积，定额和指标，重视算大账。
　　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人们只要看一眼他(张镩)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留下的作品，就会顿时感到他是一位不平凡的建筑设计大师。我以为张锝大师之所以杰出，不仅在于他深厚的建筑功底，还在于他有一种特别的创作精神；张镩先生的作品之所以有长久的魅力，就在于他具有超前的思维。
　　杨永生在《中国四代建筑师》中，对张开济、华揽洪写下了给他留下的印象
　　张开济年届九句，思维依然敏捷，经常关心建筑界的一些大事，还在不时地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身材高大，戴一副近视镜，笑起来令人感到十分亲切。善幽默，妙语连珠，往往能用一两句成语或贴切的语句形象一件复杂的事物。他待人诚恳，推心置腹，直言不讳，深得界内和界外人士尊敬。
　　20世纪70～80年代，我与华揽洪有些接触，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身材修长，面容清瘦，神态沉稳精干，谈吐思维严密，法文甚至比中文还好，待人诚恳热情，办事极为认真。
　　张开济先生的幽默、开朗给曾经接触过他的人留下了很深的记忆。杨永生曾撰文到：
　　我问他，“文革”期间红卫兵批斗你，搞的那么凶，连人格都被损害了，被侮辱了，你是凭着一种什么信念挺过来的?他未加思索，当即答曰：“不要脸!”三个字。
　　有一次在哈尔滨开会，会议室在5层，没有电梯，我一边扶他上楼一边说“今天可苦了您啦，要爬这么高的楼梯。”他笑着说：“没关系!我这个人就喜欢向上爬!哈哈!”
　　张老在1997年给彭一刚院士的信中说“大作中多次引用拙作‘古都风貌……’一文中的一些话，使拙作真正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抛砖引玉’本是一句客套话，抛的可能是砖，可是引来的却不一定都是玉。不过，你的文章确实是一块货真价实的美玉。我也不愿过分妄自菲薄，我认为我的文章至少尚能‘实话实说’。因此，还算是一块‘实心砖’，比时下那种通篇空话的‘空心砖’尚稍胜一筹也，一笑!”
　　天津大学黄为隽教授曾回忆到
　　1982年底至1983年初，曾与张开济、汪之力等人组成考察组，对福建，广东进行了“闪电式”的采风和考察，在福州军区招待所晚餐吃饭时，他忽然风趣地说：“你们天大的老师太老实，为什么不敲我‘竹杠’呢?这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于是，我们推举潘家平老师加菜，张总得知只加了一个八宝饭，又笑着说：“你们天大的老师还是太老实，敲‘竹杠’怎么能占点这么便宜的东西!”
　　在北京建院日前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曾经与华揽洪先生共同工作过的同事回忆到华揽洪先生在设计中非常注重建筑的使用功能及其效果，即便是在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时也不忘关心建设事业的发展。他在1959年下放劳动时就曾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提出：大会堂的台阶设计除了要考虑到汽车上下方便之外，还要考虑到人在步行时要使用方便，因为将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人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上年纪的，所以不能光从气派角度上讲，要讲人性化。他当时提出台阶能不能低点，以方便人的行走。在住宅设计方面，他那时就提出如何节约用地，如何考虑人的生活习惯和要求，同时也要考虑到城市道路规划及未来发展的要求。
　　曾经与华揽洪先生一同被下放劳动过的人回忆到，华总即便是参加劳动也是非常认真的，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另外我知道，华总到中国前就是法国共产党党员，1959年第一批宣布“右派”摘帽时没有他的名字，这时他得知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将要来中国访问，且有他认识的朋友，但以他当时的身份又无法见到这些人，许多人是无法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八大总”中，除华揽洪先生今日仍健在外，其他7位大师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留下宝贵的财富却给后人带来了数不尽的幸福和美满。
　　事实上，我们是怀着非常敬重之意，以诚惶诚恐的心态来完成此文的，文章难免有不敬或不慎之言流于文中，还请读者鉴谅。我们不仅想通过此文能够表达我们对前辈的怀念和敬意，更重要的是通过“八大总”的旧事与“新闻”，折射出中国建筑界的变迁，从中感悟到在特有的社会政治生活氛围下建筑先辈是怎样地承受着文化的感染，并从中找寻着修身、治心、养性之径。年代由于被历史描述从而赋予了意义，当我们回溯历史时，这些意义化的年代便成为醒目的坐标，不管今人如何议论当年“八大总”中谁与谁有什么隔阂，谁和谁更加默契，但我们都该明白那是政治“法则”的作用力，那是记忆时光闪烁出的异常光芒。在近六十载的发展演进中，BIAD设计机构已将“建筑服务社会”提炼成核心价值观，因此，“BIAD设计”的成就筑成了大师的摇篮。《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大师”一词的解释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为此我们极有必要抽象并总括BIAD五十年代“八大总”的学养及品德。以及他们过人之处，目的绝非仅仅忆旧，而是在于研究“BIAD设计”品牌铸成的根基。
　　其一，“八大总”的学养和根基值得称颂。如上所述，他们有50年代初由上海来京到BIAD的前身永茂公司工作的顾鹏程和张开济，有号称“南杨北朱”的杨宽麟和朱兆雪，有专程从香港聘请回来的张镩先生等。他们虽专业各异，但共同的是能为建筑“把脉”，能体现出设计大家的风范。这如同书法艺术一样，笔墨烟云，无声胜有声，书家之所以敢以墨点线的运转来抒发情感，营造意境，这源于深厚的学养及扎实的根基。我们的“八大总”，多自幼深得家学滋养，之所以在设计界各领风骚，在于靠根基下进发出的创新意念及务实精神，所以他们当年都似沉重的厚土和勇于奋争的精灵，
　　其二，“八大总”均体现着天堂般纯净的爱国情。前不久为编撰杨宽麟总工程师的传记书，曾多次访谈杨伟成总工程师，从杨伟成总的介绍中我们可领悟到这位跨世纪老人的爱国情怀，他的视野开阔与鲜活灵动，能从大量工业与公共建筑的安全型结构设计中感受到，他对工程结构安全度的忠诚是日积月累“配制”而成的，他反映了一个科学大家的无声呐喊；华揽洪先生曾因“陈、华反党联盟”被错划为右派，但他的“祖国情”，体现出一个建筑“批评家”的胸禁，他非但不抱怨，不责怪，反而利用“丰富”了的时间走遍北京东城、西城的胡同，并统计胡同及四合院落内的树木，绘出了一幅较为完整的北京城区树木分布图。他于1981年完成的《重建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一书不仅在学术上填补了规划建设上的空白，也反映了一个历经“大难”学人的溢美品德：
　　其三，“八大总”理论与实践的才学使之不朽。作为当代建筑师，尤其是青年设计师，我们尤其以为要学习“八大总”的实践第一，靠作品总括出的学术与思想相融的贡献。因为，在他们成功的作品(建筑或结构)中，不是靠那些含混、晦涩，歧异的语言来获取众人的“思想愉悦”，而是靠理论联系实际，或称从实践中总结出理论来获得建筑工程设计的一个个敏锐。为此，我们仿佛看到“八大总”的作品、思想、学术与其生命目标的一致性，因为他们靠的是学术为根底，在把握着中西方建筑语境的前提下，坚守住重要的关键语。今天，伴随着国家大剧院的辉煌，我们为什么没有同时感到人民大会堂的平淡，反而在”一新一旧 的对比中更彰显出特有的，不朽的中国味。永恒是有温度。有光明、有生命，有活力的存在，永恒是在与流逝岁月的抗衡的力量，不朽之作品是文脉与人文智慧的结晶体，当它用精粹新颖的形式、鲜活深厚的内容提示出存在的本质时，它自然会以雅致，德行，博爱放射出不朽的光彩，它闪耀的一定是不为时尚所动的永恒希望。作为一代设计师，要认真从他们身上悟出底气，品位及尊严来，
　　其四，“八大总”教会我们的不仅有生活姿态，更有一种社会文化哲思。时间虽肆意会从指间滑过，但社会本来就是山外山、人外人的团体，作为年轻人也好，作为较为成熟的设计师也罢，都不可自我放逐，都需脚踏实地的进取和拼搏，贵在要寻到一种理想和创作者的社会文化姿态。如此这般的人会自觉接受诸如“广义建筑学”和“建筑的科学发展观”的思路，会在创作与设计时有一种史家的战略眼光并习用诗家的笔墨，凡事都会在往事，现实与构想之间寻找光亮，这样的作品才能体现出城市的灵魂。我们以为，BIAD五十年代的“八大总”作为一个大师群体，它最为可贵的是留下了广博深邃的工程及学术思想，有许多方面不能不让我们将这些厚望提升到成就卓著的哲思上来。王国维是19世纪末一20世纪初的中国著名国学家，它在《人间词话》中有一段“境界说”，我以为用此概括我们的大师思想及眼光颇为贴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我们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回眸并总结BIAD五十年代的“八大总”，如上所述并非仅仅是忆旧，重在要为国家，为建筑界、为“BIAD设计”捡拾快要遗失的建筑遗产及贡献。确实由于时间的限制，更由于采访的欠深入，我们的写作介绍中还仅仅是一些事例及一个个片断，但愿大家能从这篇文稿中看到八位专家求实求真的专业精神，领悟到一代大师的风范，象对待建筑文化瑰宝那样学习并珍视属于北京、属于中国的北京院的“八大总”。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了王坤同学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