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中国６０年：建筑创作发展历程分析（一）

　　编者按
　　
　　2009年是新中国建国60周年，60年来中国建筑创作之路凝结了几代建筑师的心血与努力。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建筑发展揭开了新的篇章开始，到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中国建筑创作经历了从现代建筑的短暂自发延续到民族形式的主观追求，建筑技术的革新与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探索，改革开放与繁荣建筑创作空前高速发展与奥运建筑等几个历史阶段。在这七个阶段中分别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经典作品，虽已时过境迁，值此60周年之际，对影响中国建筑发展的建筑作品进行系统的梳理旨在记录下那些曾经的辉煌，为今后建筑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为建筑师今后的创作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
　　
　　1949～1957年：从现代建筑的短暂自发延续到民族形式的主观追求
　　
　　1949－1957年中国建筑经历了由现代建筑的短暂自发延续(1949～1952年)向民族形式的复兴(1953～1957年)转变的发展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建筑发展在国内战争的尾声中开始了新的里程。8年的抗日战争和3年的国内战争使中国原本比较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几近崩溃。中国当时的建设环境实际上是全国政治环境的一部分，经济建设和巩固政权相结合。
　　新体制刚刚建立，旧体制的某些部分还在起着作用，因此建筑设计环境还处于尚未成熟时期，原有的一些个体建筑师，事务所及营造商还在继续执业，当局还没有形成足以控制全国建筑设计的政治方针，并且由于建筑任务紧急而经济力量又非常薄弱，所以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少见行政干预。在清理战争废墟的同时，也展开了许多规模不大，但生气勃勃的建设活动。建筑创作方面，建筑师自发地采取了自己所熟悉的，最能适应当时形势的现代建筑思想和方法，并以重视基本功能、追求经济效果，创造现代形式为主要原则。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国建筑设计延续了1949年以前的一些创作理念与方法，自发地设计出一批典型的现代建筑，适应于现代建筑存活的外部环境，造就了现代建筑的自发延续，1949年－1952年中国现代建筑正是处于自发延续阶段，建设规模小，建筑类型集中、建设速度快、政府干预较少、苏联影响渐入等恰恰成就了这一阶段建筑发展方向。在这一时期，中国进入了清除废墟建立秩序的阶段，首先是医治战争创伤，以北京市为例，进行了一系列的行动，如改善自来水和下水道设施、1950年三海疏浚工程，改善城市交通等，其次建立国营企业，最后是恢复工业生产，恢复，改建、扩建等工作随即展开。同时城市市民和城市贫民阶层的居住条件急需改善，因此政府决定在各大中城市以较少的投资建设大量的“工人新村”，如上海曹杨新村、北京百万庄住宅区等。
　　为解决各行各业办公需求，在几年之内迅速建起一批办公建筑，其数量在当时新建公共建筑所占比例位居首位，建筑形式方面受苏联影响很大，如北京政府大楼。此外，已经开始着手对旧有剧场进行改扩建，并重点维修了一批新的剧场和工人文化宫，引人注目的重庆西南人民大会堂在同期建成，并且在20世纪50年代末建成了大量质量相当好的剧场，如西安人民剧院，北京首都剧场、乌鲁木齐人民剧院等。在教育建筑方面，新建高等院校的总体规划多在中间布置教学区，左右分别为教工生活区和学生生活区，教学区则多采用中轴线对称，高主楼加左右配楼的布局，千篇一律，缺乏多样化。
　　
　　1　苏联建筑思想给中国建筑师带来的冲击与困惑
　　1952年，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落幕，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在全国范围展开。前苏联社会主义文化与建筑思想的进入对中国，建筑创作发展起到了直接的影响，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前苏联为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的建设活动提供了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援助，建筑设计思想：“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原则”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被提高到了阶级立场的高度在中国加以发扬。
　　当然，前苏联建筑思想的进入也给中国建筑师带来了新的冲击和困惑。首先是中国原有现代建筑文化潮流与来自苏联的建筑文化发生了碰撞，其次建筑设计和学术被纳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阵营的斗争之中。在强大的社会政治背景的驱动下，中国建筑师开始了第二个回合的建筑探索之路。
　　为了顺应形势，1953年9月政府决定将建筑力量转向工业建设，而城市建设也是主要围绕工业建设在全国各个重点城市展开，将原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作为重点建设任务。工业建筑设计和建设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所碰到的全新事物，中国的建筑师从来没有进行过如此规模和如此复杂的设计工作。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原苏联援建的机械工业项目中最大的工厂，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预制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结构形式。苏联援建工业项目为中国提供了许多工业建筑设计的经验，通过这类工程设计实践，锻炼出了一批掌握大型工业企业设计的技术队伍，并为中国工业建设发展和设计力量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原苏联援建的项目中也有许多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以至于难以适应灵活的工艺变化，造成日后使用和发展的不便。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把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开始有计划地重点建设一批城市，工矿医院，建设了一批专科医院和疗养院，这一时期建设的医院比较多地借鉴了苏联的经验。由于当时建设用地并不紧张，因此医院总体布局大多以分散式为主，增设了理疗科室，平面布局上出现了一批“工字”“王字”形布局，例如北京儿童医院，采用平屋顶，仅以屋檐四角，细部节点装饰以传统纹样，青砖墙面建筑群与北京特有的灰色调浑然一体，北京友谊医院，分散式布局，单体为3层砖混结构，外观端庄，造型朴实无华。除了旅馆建筑外，全国高校也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开始就地扩建校舍，同时还新建了不少高等学校，尤其在1955－1957年间，在高校校舍建设中较普遍地出现了片面强调节约、降低造价、过分降低建筑标准的偏向。
　　在当时中国《建筑学报》所转载的重要苏联建筑理论文章中提到：建筑的内容不是功能，而是思想，最能反映思想的是艺术。因此，在建筑创作过程中，苏联建筑在艺术方面的追求清晰可见。“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口号的提出，将建筑创作从理论上引向了重视思想意识的道路。梁思成著《中国建筑的特征》一文中所提到的中国建筑的9个特征中，有5个特征与建筑屋顶有着直接的关系。
　　对于建筑的艺术性斯大林是这样强调的：“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来说，同古典艺术传统的联系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不是脱离世界艺术文化历史的大道的，它是世界艺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但是也有另外一些比较特殊的原因我们有必要重视古典作家的遗产。克服形式主义的主观主义这种要求，使那些探索新道路的艺术家们特别迫切的感到要研究古典现实主义的经验教训。正是因为如此使中国建筑师们开始探索建筑的“社会主义”形式，并将“社会主义内容”运用到中国的建筑创作中，并以此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形式复兴。
　　
　　2　民族形式的复兴与社会主义建筑形式的探讨
　　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复兴是中国现代建筑史上三次民族形式复兴的高潮之一，在这一轮民族形式复兴中，中国本土的建筑师为探索“社会主义建筑形式”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也构成了这一时期建筑创作的最大特点。
　　195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涌现出了一大批代表作品，在旅馆建筑中反映尤为明显，例如北京友谊宾馆曾被认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但在“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的运动中，被指责为华而不实。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过批判复古主义与形式主义后，旅馆中的大屋顶逐渐减少，但在“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思想影响下，民族特色仍然被认为是建筑设计中的必要因素，如北京饭店西楼、国际饭店新楼等。在民族形式探索阶段中，由于些建筑功能和形态并不是适合从屋顶形式出发进行创作，同时也有一些建筑师并不想拘泥于现有的现代建筑发展道路，因此在民族形式探索的后期，中国建筑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最终重新定位的过程。主要特征是注重新的功能，以平屋顶为基本体型，在建筑的檐口、门窗等部位加以简化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例如北京电报大楼、全国政协礼堂、西安人民剧院等。
　　除了过去已经有的“大屋顶”形式之外这一时期出现的民族形式包括“古典式”、“民族式”，“地域式”、“外来式”等建筑形式。所谓“古典式”是指以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为基本范式，在新的功能、技术和建筑材料的建设条件下探索民族形式的创作模式。基本特征是，整体建筑分屋顶、墙身和基座上下三段。屋顶一般敷设琉璃瓦，檐口有相应的装饰构件，如抖棋，檐椽和飞檐椽梁枋部位有彩画点缀。古典式民族形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宫殿式大屋顶为核心，严谨、正统，在北京、南京等地多见，例如北京四部一会办公楼、长春地质宫等，一是做法不拘一格，屋顶和各类部件或装饰，在不同地区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创造了一些比较灵活的形象，这类建筑在南方比较多见。所谓“民族式”是指除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利用当地古代民族建筑的屋顶或其他建筑构件和符号，在新的条件下加以改造使用，以探索不同民族的建筑形式。这种探索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比较少见因而能在一个时期给人以耳目 新的感受例如北京伊斯兰教经学院、新疆人民剧场等。所谓“地域式”主要指建筑师在不同地区的民间建筑形式之中寻求灵感，多取自民居，没有“官式”古典的宏伟气派和强烈的纪念性。地域式是探讨中国建筑民族形式有显著成就的领域之一，例如北京外贸部办公楼，上海鲁迅纪念馆，厦门集美学校等。所谓“外来式”主要的指两个方面国外民族形式对建筑的影响一是苏联设计，也包括合作设计，二是受国外建筑的影响。其共同特点是，建筑形象基本上是外国的，比如具备西洋古典主义的构件和比例、尺度有些是由国外地域建筑发展而来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以苏联建筑的影响居多，例如北京苏联展览馆、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社会主义建筑形式是建筑创作的基本目的要求，因此建筑师在建筑实践中反复对于建筑的社会主义内容进行探讨与分析，并因此形成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筑中有别于其他时期的建筑特点。其一，用代表社会主义内容的符号取代传统建筑符号。代表性实例为用和平鸽(代表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的符号)取代中国传统建筑吻兽形象，如北京四部一会大楼。将红星(代表革命意义的符号)广泛应用于建筑的细部装饰中，如北京革命军事博物馆。其二，通过标语、口号等文字符号强调建筑的纪念意义。如北京苏联展览馆入口处的“友谊”、“和平”，民族文化宫入口处的“团结”、“进步”。在很多公共建筑以及工业建筑中，屋顶或者墙面的标语口号被用来表达时代精神或者建筑的功能内涵。其三，通过雕塑，绘画等艺术手段达到建筑的“社会主义内容”的实现。以上的几个关于体现“社会主义内容”的建筑创作特点的探索还主要是集中在建筑的形式方面，在建筑的功能与构造方面并没有涉及。
　　20世纪50年代的这次中国建筑民族形式复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思想中再一次建立的民族主义信念。而“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实现是以民族古典主义形式，综合运用相关绘画、雕塑等手段，将建筑塑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纪念碑。但由于对于思想层面内容的过度追求，导致了这一时期的建筑向着纪念性、形式主义方向发展，反而对于建筑创作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局限作用。虽然这一轮的民族形式复兴高潮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但对中国建筑创作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甚至1959年的国庆十大建筑都深受其影响。对于建筑艺术思想性的强调也在创作指导方针中沿用了许多年，甚至在此后20世纪90年代民族形式又一轮复兴高潮中都仍然能看到这一轮建筑创作手法的一些影子，因此，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筑民族形式复兴不仅让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的尊重与重视，也为今后的建筑创作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1958～1976年：中国建筑技术的革新与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探索
　　
　　1958－1976年，中国建筑经历了“双革”运动，首都“国庆十大工程”，新风格的追寻、“设计革命运动”、“文革”等一系列的过程，虽然其中的某些时期导致中国建筑发展停顿或缓慢，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国建筑师的不断努力下，这段时间留下了许多值得称颂的优秀作品，为改革后的中国建筑发展奠定了坚实而有力的基础。
　　
　　1　建筑技术的革新与革命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高潮。“大跃进”期间中国的建筑活动总的来说是从强调阶级斗争和浪费展开的，与1956年相比政府对建筑行业的指示和评估并无太大差别。
　　建筑技术革新、革命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属于非科学的一面，“双革”运动主要有两个出发点：一是提高速度，一是节约材料。“双革”运动初期，建筑技术活动还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但后期革新逐渐开始走向越来越“左”的方向，施工事故屡屡发生。1958年11月中旬统计，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建筑工程部所属的建筑安装企业，共发生重大伤亡事故408起，尤其是半山钢铁厂的事故触动了中央领导。面临血的教训人们开始清楚地看到“大跃进”活动给建筑领域带来的破坏的严重性，但1958年“大跃进”活动依然走进高潮，在1959年中对于这种破坏的认识并未被人们关注和重视，
　　1950年代末期，世界各国都进入新的建筑发展时期，中国也恰好在此时进入“大跃进”时期，与世界各国掀起的探索新结构和新技术的热潮相吻合。新的结构形式为中国建筑师在建筑造型方面的困惑提供了恰到好处的答案：相同的现代结构，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民族形式”。这一时期对建筑结构的开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标准化与装配化，二是薄壳结构，三是悬索结构，四是构筑物的新结构。如民族饭店的预制装配结构，北京火车站的双曲扁壳，全国农业展览馆的各个新结构的陈列馆。
　　
　　2　首都“国庆十大工程”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政府决定在首都北京建设10个大型项目。1958年9月5日确定工程的建设任务，10月25日陆续放线、挖槽开工，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到1959年9月，全部完成了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迎宾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共10座建筑。
　　不可否认，在大跃进运动中诞生的首都“十大建筑”，是一个时期建筑的里程碑。50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无论是建设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还是建筑技术的复杂和施工所遇到的难题，首都“十大建筑”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建成是一个奇迹，它是新中国成立10年的建筑纪念碑。这是一次全国性质的建筑设计的群众运动，正是由于集中了全国的设计和施工的精英，“十大建筑”的设计，施工和建筑内容都是当时最高水准，在今天看来仍然有许多值得推敲、借鉴，学习之处。与后来的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十大建筑相比具有独特的时代特点
　　①规模大、工期短。从开工到竣工仅一年的时间，人民大会堂工期仅十个月。
　　②中央决策、全国支援。1958年-8月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建设“首都十大建筑”。周总理亲自审定设计方案，专门委派国务院一位副秘书长负责联系工程建设事宜。他说：“要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就因为我们能吸取世界一切好的东西。”
　　③土洋结合、革命加拼命。全国劳模。原北京建工集团高级工程师扬嗣信把十大建筑的建设概括为四句话“小米加步枪”；“土洋结合，以土为主”；“粗粮细做”，“革命加拼命”。他说，当时大部分是土机器，上不去，就用卷扬机代替塔吊。人民大会堂好多水磨石、木装修，现在看这些材料土里土气，可做出的活却是一流，质量一直到现在还那么好。这就是“粗粮细做”。另外就是“革命加拼命”，24小时连轴转，涌现了一批青年突击队。
　　④推动了城市建设，确立了北京城市布局。“十大建筑”与改扩建天安门广场的工程同步进行。广场发展了原有的南北中轴线，打通、展宽，延伸了长安街，十大建筑中的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和北京火车站等六个建筑耸立长安街两侧，形成新的东西轴线——神州第一街。两线垂直相交于天安门广场，改建后的广场达40ha，雄伟、壮丽、宽阔，可供50万群众进行集体活动。改变了北京旧城以故宫为中心、体现封建帝王唯我独尊的格局，呈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首都的新风貌。
　　⑤建筑艺术方面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创作思路基本上是自由的。并不讳忌已经被批判过的大屋顶模式，也不拒绝西洋古典或苏联模式，包含着对新结构和新形式下的中国建筑的探讨。
　　⑥许多建筑暗合国际潮流，以新结构为切入点进行中国的建筑探索，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的可贵探索。薄壳结构，预制装配结构以及悬索结构的应用，加上在应用这些结构时对民族形式的思考，构成了继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自然延续现代建筑理念之后，又一次探索中国新建筑的高潮，是中国现代建筑发展历史上的又一亮点。
　　
　　3　中国现代建筑风格的新探寻
　　建筑界在批判复古主义之后，曾一度过分强调节约，几乎完全忽略了建筑艺术问题，建筑创作思想沉闷，国庆工程设计激起了建筑界对中国现代建筑风格的新探寻。1959年5月18日－6月4日在上海召开了住宅标准及建筑艺术座谈会，会后建工部部长刘秀峰发表了《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一文。1961年关于“新风格”的探讨是一次完全由官方发起的建筑理论学术活动，这次争鸣活动的主要论题包括：什么是建筑风格，建筑风格的决定因素；新材料、新技术和建筑风格的关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建筑的基本特征，建筑艺术问题(包括建筑的双重性、思想性，美观)，建筑的内容和形式等，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1964年，也就是在“文革”开始之前，毛泽东发动了“设计革命运动”，1965年全国设计革命工作会议召开，标志着建筑界的“文革”正式开始。在1964年12月4日发出的《关于设计革命的指示》里明确指出了这次设计革命的基本目标：“这是一个从设计思想到设计内容、设计方法，从技术理论到技术规范，管理制度的设计革命，基本目的是打破阻碍我国设计工作发展的各种旧框框，洋框框，摆脱苏联的一套框框的束缚，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创造和摸索一条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符合多快好省总路线的设计道路，使我国的设计队伍走向革命化，设计工作走向革命化。”1966年中国建筑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革命圣地延安的召开自此开始全面贯彻“干打垒”精神。“干打垒”是中国东北地区农村的一种用土夯打而成的简易住宅，其特点是居住面积小，空间局促，屋顶矮，墙壁薄。“干打垒”是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精神的体现，表明宁可身居陋室，也要为国家多出石油的志气。但“文革”开始后，推广“干打垒”全国向大庆学习，不适当地将它应用于民居的建设，各地建起一批建筑标准很低的简易住宅楼。
　　
　　4　“文革”中的建筑活动与创作手法
　　“文革”开始，中国建设基本停顿，各设计单位工作也基本瘫痪，广大建筑工作者，特别是高级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几乎毫无例外的受到严重冲击，他们的主要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中国的建筑发展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就建筑活动而言，“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从宏观上看，全国范围内都处于一种动荡的混乱状态，但就局部而言，建筑活动仍旧是断断续续地在进行。尤其是林彪事件以后，建筑活动也日益增多。文革中的建筑活动可以概括为：政治性、地域性，领域性、现代性。其中，“政治性建筑”基本特征：一是建筑的功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斗争”，二是让建筑设计表现具体政治内容。具体手法包括形象的明喻和数字的暗喻。典型代表是“万岁馆”和一些纪念建筑，如四川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长沙火车站。这类建筑除了表现政治口号外，还肆意扩大厅堂，抬高空间，使建筑大而无当，造成了没有必要的浪费。“地域性建筑”具有双层含义：一是建筑反应当地的自然条件和风土人情，二是建筑师对国情有深刻的理解，真实地反应当时当地国情国力。典型代表包括广州矿泉客舍，广州白云宾馆等。“文革”期间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建筑的发展都停顿了，有些“领域性建筑”也存在一些明显的进步，比如体育建筑、外事建筑，援外建筑等。典型代表有首都体育馆、辽宁体育馆、北京饭店东楼、几内亚人民宫，斯里兰卡国际会议大厦等。尤其是援外建筑，1961年～1965年，援外工程规模逐步扩大，至此，我国建工系统援外工作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也为以后大量经济技术援助工作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6年－1979年是援外工程的第三阶段，尽管处于“文革”的动乱中，但随着经济状况的转好并未影响援外工作的进程。在中国建筑师心中“现代建筑”理想没有因为“文革”而消失，在“文革”期间，现代思想感情又一次进发，并与地域性相结合，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也说明“文革”时期片面的思想并不适合中国当时真正的国情。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同年毛主席纪念堂最终选址于天安门广场，1977年5月落成，占地约57000多m²，总建筑面积为28000m²。毛主席纪念堂是改革开放前重大项目的总结，也为天安门广场地面上的政治建筑画上了一个句号。
　　
　　1977－1999年：改革开放与繁荣建筑创作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1977年 1978年国民经济处于“洋跃进”状态，这一阶段促使中国各行业大规模引进国外的成套设备，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益、低消费的套路最终导致了这段时间中国国民经济始终无法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随后的1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建筑领域而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政治影响的逐渐消退，经济影响迅速上升到主导地位。由于长期以来从事设计工作的环境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建筑创作实践中的一些学术、技术问题，最终导致建筑创作大环境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约，建筑创作作品也就无法达到理想水平甚至许多项目都是在指标不够、投资不足的前提下运行和完成的。1979年8月全国勘察设计工作会议召开，推翻了“文革”期间对建筑界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并提出“繁荣建筑创作”的口号。
　　
　　1　“繁荣建筑创作”的高峰年代
　　1979年政府开始着手重建建筑学术环境，努力开辟各种对外交流渠道，从而为中国建筑师创造良好的设计环境。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与西方隔绝，20世纪60年代拒绝了与苏联的交流，直到此时终于结束了30年的闭关自守状态，重建在过去的10年间被破坏殆尽的中国建筑创作环境。中国建筑师在这30年间十分缺乏对外交流，渴望完善对西方现代建筑的认识，希望了解并跟随世界建筑最前沿的趋势。政府开始以团体形式组织建筑师出国访问、交流、考察，进修，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重建中国建筑师与外界的联系。同时，国外著名建筑大师纷纷来访，为中国建筑师带来了新鲜的思想以及成熟的经验与理论。此外，积极重建建筑教育体制，出版学术著作并广泛开展建筑设计竞赛以及评选优秀建筑作品。1980年7月9日国家建工总局颁发《优秀建筑设计奖励条例》，1981年7月28日国家建委，国家经委颁发《国家优质工程奖励暂行条例》，1984年6月28日建设部颁发了1984年全国优秀建筑设计获奖名单，广州白天鹅宾馆、扬州鉴真纪念馆，上海龙柏饭店、福建武夷山庄等5个项目获得一等一级奖，塞拉利昂政府办公楼等11个项目获得一等二级奖此后这个评选活动每两年举行一次，为建筑创作繁荣发展起到了极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0年代是提倡“繁荣建筑创作”的高峰年代，力度最大的一次是1985年末的广州会议。按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关于“研究建筑创作千篇一律问题的提示，由中国建筑学会组织的繁荣建筑创作学术座谈会在广东召开，本次会议由建筑学会理事长戴念慈主持，这是继1959年上海住宅标准及建筑艺术座谈会之后，又一次讨论建筑艺术和建筑创作的重要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关于千篇一律，关于学习外来文化。关于继承传统：关于信息与建筑创作。戴念慈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论建筑风格，形式，内容及其他》的长篇讲话。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建筑已经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筑创作环境的最佳时期。
　　
　　2　第二次理论引进高潮：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冲击和思考
　　1979年－1989年的10年是继20世纪50年代初引进苏联建筑理论之后的第二次理论引进高潮，其中包括6个“理论制高点”；拨乱反正阶段现代建筑的再认识，后现代建筑的宣传，对建筑技术的关注、有折衷倾向的论述、建筑文化热的兴起。这次高潮与以往不同之处是并没有太多的政治干涉，建筑创作环境充满了主动性和积极性。关于中国现代建筑定位与发展方向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有人认为中国建筑之所以“千篇一律”，是现代建筑造成的；另有人认为，之所以“千篇一律”是由于没有真正实现现代建筑的缘故。这一时期中国建筑理论受到一些外来理论的冲击，中国建筑师不断面临新问题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解决中国建筑创作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进入、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引进，解构主义带来的剧烈震撼。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西欧出现反对或修正现代主义建筑的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代主义建筑成为世界许多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建筑潮流。但是在现代主义建筑阵营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分歧，一些人对现代主义的建筑观点和风格提出怀疑和批评。20世纪70年代，建筑界中反对和背离现代主义的倾向更加强烈。对于这种倾向，曾经有过不同的称呼，如“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之后”和“后现代主义”，以后者用得较广。美国建筑师斯特恩提出后现代主义建筑有三个特征采用装饰；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与现有环境融合。詹克斯于1977年发表《后现代主义的宣言》，把西方进人后工业社会而出现的许多新建筑正式称为后现代主义建筑，这理论为中国建筑引进了更多的是时尚。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的进入为中国建筑师对于“千篇一律”问题的迷茫提出了解决办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惑与挣扎。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关注建筑文脉，重新推崇传统、恢复装饰地位，在建筑中注入象征和隐喻的主张为中国建筑师提供了解决“千篇一律”问题的办法，特别是建筑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学说，深深地启发严肃的中国建筑史去追求建筑的丰富性。但是，后现代主义建筑在形式问题上，走的是新的折衷主义和手法主义路线，这种过多的注重建筑表面的理论，为新一代的青年建筑师带来了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导致一些建筑师的设计失去了应有的水平，最终演变成为单纯的模仿。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人认为；现代主义是一次全面的建筑思想革命，而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建筑中的一种流行款式，不可能长久，两者的社会历史意义不能相提并论。
　　
　　3　民族建筑复兴运动与地域建筑设计
　　20世纪70年代末 80年代末出现的民族建筑复兴运动，恰恰体现了特定时期，环境下社会审美趣味对建筑创作的影响。这次复兴运动不仅是建筑创作多元化取向的真实反映，也是中国建筑师的民族情结的真切体现，当然，也不排除当时建筑师受到的来自国际的传统保护热情和文化多样化关注。在建筑创作中，建筑师开始注重建筑自身所表达的意义，在通过建筑表达一种思想内涵的同时，也关注突出建筑自身的纪念意义，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
　　另外，多样性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建筑创作的基本特征，建筑师再次开始关注到地域建筑，并掀起了继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后的第四次地域建筑浪潮，并且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这类建筑作品中，许多设计是以建筑所处环境、地方文化特征为依据，从而确定建筑形式的其中典型的优秀作品有北京香山饭店、曲阜阙里宾馆，临潼华清宾舍，清华大学图书馆扩建等。
　　
　　4　光芒四射的旅馆建筑创作
　　旅馆建筑在这一时期绽放出了最为美丽的光芒，既是最先起步的建筑类型，又是最早引进国外建筑大师作品的领域。1979年国家建委与国家旅游局共同下达《关于旅游旅馆建设的几点意见》，作为各地建设旅游旅馆的基本准则，为迎接旅馆建设的高潮做出准备。1983年3月17－23日在无锡召开旅游旅馆建筑经济问题的学术研讨会。1984年，国家计委设计管理局会同国家旅游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旅游旅馆建设的有关规定》。1985年，国家计委指定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华东建筑设计院，中南建筑设计院、广州市设计院为全国旅游旅馆指导性设计院，任务是承担旅游旅馆设计，负责旅游旅馆设计的咨询业务，及时了解国内外旅游业及其设施的发展，掌握国内外有关经济技术信息，总结交流旅游旅馆建设经验。1986年颁发了《旅游旅馆设计暂行规定》，中国旅馆建筑建设自此蒸蒸日上，蓬勃发展。
　　建国饭店，香山饭店，金陵饭店、长城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等都是这一时期旅馆建筑的优秀典范，它们所体现的旅馆建筑设计观念至今仍旧值得我们分析，学习。其中建国饭店、香山饭店、金陵饭店、长城饭店都是由海外建筑师设计，自建国以来这是首次。
　　建国饭店是由美籍华裔建筑师陈宣远设计，尺度偏小而得体，有亲切感。建筑师陈宣远同时又是饭店的合资建造人和经营人，因此十分重视建筑的功能以及建设过程和建成后的经济效益。他曾说，顾客不会愿意为饭店的立面而多付房租的。这种观念和建国饭店轻松，亲切的外观与长期以来中国建筑追求的庄重，气派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因此受到了中国建筑界广泛关注。
　　香山饭店是华裔美国建筑师贝聿铭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件作品。这座350个房间的酒店为中国庭院式风格建筑屋顶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轮廓，大堂像一个中国庭院。在香山饭店，西方现代建筑原则与中国传统的营造手法巧妙地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气质的建筑空间。1979年，香山饭店的设计和建成，引起中国建筑界的强烈震动。香山饭店在美国的影响也很大，后现代主义者把它理解为贝幸铭在建筑上的一次妥协。他们评论说：现代主义的权威终于采纳了借鉴历史进行装饰的做法。贝幸铭的答复是：“现代主义没有衰竭，根本没有衰竭。当然，现代主义发生了变化，在向好的方向转变。如今现代主义拥有了更多的自由。”
　　长城饭店是由美国贝克特国际公司设计，建成于1983年，是我国第一座外墙用镜面玻璃幕墙的高层旅馆。广州白天鹅宾馆建成于1982年，是1980年代初建设的中外合资旅馆中唯一由我国建筑师设计，并由国内自行负责经营管理的宾馆。
　　1980年代，在新的社会条件形成的宽松环境中，中国建筑师可以对创作进行独立的理解与思考，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旅馆创作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各具特色而有影响力，如西藏拉萨饭店，上海龙柏饭店，曲阜阙里宾舍，武夷山庄等。拉萨饭店成组多层群体建筑体现了环境与民族特色，外墙面是白色的现代材料，具有时代感。龙柏饭店典雅的建筑及庭院虽经数十年，仍保留英国风格，为了与环境协调，采用了自由的总体布局。分块处理。曲阜阙里宾舍，设计注意地处重点历史文物——孔庙、孔府附近，以现代结构形成轻快的古典建筑形式。武夷山庄总体布局与造型汲取闽北山区民居特点，外形用简洁的坡顶，内部以不同的光，色，声，形提供不同的心理感受，以传统工艺及其制品作装修，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经过多年的建设，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旅馆在数量上大大增加，从这一阶段的旅馆建筑中不难看出，中国建筑师的才华在旅馆设计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同时旅馆建筑也逐步成为我国建筑设计水平较高的建筑类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