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历史的诗性呈现

摘要：津子围的小说《十月的土地》是一部表现东北历史题材的力作。小说以东北地区章家三代人的生活经历与命运变迁，展现20世纪前叶东北白山黑水的苦难历史。津子围以诉诸于诗的文字信念讲述黑土地人民与土地的记忆。文章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从疾病隐喻、土地意象、萨满文化三方面入手，探寻津子围书写苦难历史的呈现方式，以期为读者提供一种想象多难历史的现代东北的新方式，使“东北”书写具有普遍的正当性，从而彰显津子围小说创作的独特性。

关键词：津子围；《十月的土地》；土地意象；疾病隐喻；萨满文化；东北历史

近年来，随着“铁西三剑客”的成功“出圈”，沉寂的东北与东北文学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东北文艺复兴”也被标榜成指日可待的精神目标与文学实践的动力。在此之上，我们一在探讨“复兴”的内涵与意义，所谓的“复兴”不仅指涉当下在东北土地上演的五行八作与众声喧哗的“兴”，也应回“响”起“复”的历史光景，即纪念曾几何时游荡在白云黑水之间的苦难与悲痛的忘却。由此，文学与历史的古老母题逐渐浮出历史地表。

2021年津子围新作《十月的土地》出版问世。小说依托清末民初到抗战时期的东北苦难历史为背景，展现章氏家族三代的命运变迁与痛苦挣扎。小说打破以往狭义的文学——历史的框架，并不沉迷于展现历史风云变幻的宏大叙事；或是揭露历史漩涡中的家族秘事，而是以诗性思维展书写东北土地及其人民的曲折经历与苦难历史，呈现作为生活主体的人与土地的深刻情谊与伤逝记忆。津子围以近乎自然主义的手法，凸显对于原乡的惆怅，由此所迸发出的乡愁的冲动为历史祛魅，而力图为生活复魅的超越性存在，为我们提供一种想象多难历史的现代东北的新方式，从而使“东北”书写具有普遍的正当性，这其中隐含着对历史重释的意味，与对遗忘历史的肯定。为此，本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将从小说开篇的疾病隐喻，全书的核心意象——土地意象，及萨满文化的信仰救赎功能等方面呈现津子围书写苦难的诗性思维，期以更好地展现该作品的独特性。

1、疾病隐喻与苦难历史

所谓隐喻，诚如劳伦斯·霍克斯所言“隐喻是在一种特殊意义上使用的词语。”[1]固然，经过隐喻化地处理，词语固然不同于字典意义，而是在两个事物之间建构出有机联系。《十月的土地》中，津子围开篇交代十二岁的章文德濒临霍乱，生命垂危，呼啸的山风将他吞灭得无影无踪。这分明就是章文德奄奄一息的征兆。章文德的“疾病”处境恰巧是东北，乃至是20世纪初中国的现实情况。考察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国社会正经历过无法掌握的急剧变化与历史转折，难逃积贫积弱的无奈。接下来章秉麟的古老预言“总有一天，世间百兽一齐下山吃人。[2]1”无疑更是加深了处于“虎口”嘴边/嘴里的中国/东北的无力与恐惧。

面对章文德的疾病生理上的苦难，津子围打破对于疾病书写的刻板印象，燃烧人文主义的温情，采取朴素诗意的手法，营造纯真的梦境，将章文德形塑为一棵小草，奋力冲破地皮，赋予其生的可能。这种表现手法的意义在于指涉出在处于内忧外患的古老中国，青年并没有一味等待末日的到来，而是采取自救的方式散发青春的热与力。然而这可能是一种向上的力量，也可能是一种冲动。但遗憾的是，此时的章文德内心觉醒不够成熟，结果注定倾向于后者，黑土地与黑土地人民仍然挣扎于苦难之中。

更具体而言，在青年章文德的疾病隐喻之外，津子围将章家三代人的生活体验与命运变迁作为演绎东北20世纪前期的社会历史苦难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章家三代人的生活经历成为观照东北苦难历史的一个生动侧面。我们可以从章家第一代章秉麟的三种身世说法中，拼凑出东北早期历史的发展轨迹。“祖籍山东蓬莱”、“移民实边”事务、“庚子事发”、“在交界顶子淘金”，这些关键信息分别对应东北充满血与泪的重大历史事件：闯关东、移民实边、庚子年事件、淘金热等，更值得警惕我们的是对于黑土地人民生命的艰难的铭记。相较于章秉麟的身世传说，津子围不惜笔墨，采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呈现以章兆龙和章兆仁为代表的第二代传统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家庭之艰，深入东北民间乡土社会肌理。章氏兄弟纷争的焦点在于“谁才是大份儿”的问题。深究问题的本质在于土地归属问题。当章兆龙站在土地的“对立面”，利用手中的权力，撕开原本和睦的表兄弟的情感伪像之时，这说明以土地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小农社会之间的亲缘关系正逐步瓦解，大家族之间的纷争逐渐暴露。弟兄之间伦理关系的解构实则包含另一层且亟需讨论的古老哲理——“仓廪实，知礼节。”作为生存第一性的土地难以保全，何谈苦难大地生长朴素的正义与良知？如果说章家第二代的苦难表现为家庭之艰，那么等待章家第三代的苦难则的异族的侵略与国家的沦陷。作为地主家的少爷，张文智执着于玩弄新鲜事物，偶然间的土匪绑架，成为土匪“张胡”，后经由姜照成的指点，在封建私塾教育与布尔什维克党理论的知识体系碰撞下，亦在革命历史的淬炼下，渐趋明晰革命的真谛与价值；章文德在其所热爱的土地渐趋被霸占的痛心处境中，被迫卷入保卫土地，保卫国家的历史进程；除此之外，章文海在无情的革命战争中献出自己的生命。缘此，以章家第三代为代表的东北民众在东北苦难的黑山白水之间重新发现“人”的灵魂，再现古东北的野性力量。

在此论述基础上，津子围期以诗与思、人与土地、我者与他者之间建立“有情”的纽带，勘探东北白山黑水的折磨与苦难。质言之，东北，不是孤寂寒冷的“地方”空间，而是成为作家倾注心史与情史的故事讲述与叙事。正如陈晓明所言“苦难是历史叙述的本质，而历史叙事则是苦难存在的形式。[3]”诚斯言哉。土地与人民本是“同根”，发生在土地之上的苦与难值得诉诸以小说文字的方式探讨与留存。

2、土地意象与现实苦难

所谓意象，即“独照运匠，窥意象而运斤。[4]”刘勰《文心雕龙》首次将“意”与“象”的关系进行整合与升华，他主张审美主体在进行艺术创作时，赋予客观外物“象”以主体情感之“意”，打破“象”与“意”的现实空间距离，从而实现审美心灵空间的超越。津子围《十月的土地》中精心构思土地意象，在土地与人民的神圣关系中，叩问“农民生命之根与命运之魂”[5]，赋予土地意象以新质，即黑土地农民确立主体身份认同的物质媒介。也就是说，津子围建构土地意象的目的在于通过朴素的土地物象诗意地再现处于苦难社会中的人民，通过自身奋斗，直面苦难的经历。除此之外，小说以“土地”命名，更显现出津子围对记忆中原乡“土地意识”的真诚敬意，“十月的土地”更是代表丰收、收获之意义，暗含小说人物对农民主体身份的逐步认同与革命精神实质性跨越。

爬梳章家三代人的苦难经历，每一次苦难后的奋起均借助“土地开荒”的原始劳动生产方式。从有关章秉麟身世的第二种说法中，我们得知章秉麟在庚子事发之后，移居莲花泡老宅。而下文章文德在百草沟中发现之前用过的农具，二者形成互文性关联。由此我们可以推测章秉麟所建立起的章家大业很大一部分源自于垦荒。当章兆仁被章兆龙以“劳金”的借口驱逐章家过后，章兆仁凭借踏实肯干，不怕艰苦的精神，冒着严寒，选择来到蛤蟆塘开荒，白手起家，从头再来，享受独属于“大份儿”的自由。很显然，章秉麟与章兆仁在苦难中找到了一条“大智若愚”的生存之道，即利用土地资源，创造财富，直面现实苦难。

如果说章家前两代对土地与农民身份具有天然性的认同，那么章氏第三代对土地的依赖与认知情感靠的是血缘关系的传承。正是章兆仁发现章文德是个种庄稼的好把式，同意章文德去莲花泡“锻炼”，章文德逐渐加深对土地的热爱与农民身份认同。对于章文德来说对土地的喜爱首先经历从“似乎还没有明白”到“一点点适应”的过程。这说明津子围并没有起先赋予章文德对土地情感的神性光辉，而是从“人”的本质层面思考农民之于土地的重要意义，体现津子围细节处理的高超与朴素的情感。当章文德来到百草沟时，面对陌生的环境以及周围人的不信任，处于四面受敌的章文德将种地的方式作为自己“唯一解脱的方式”。可以说，此时的章文德已经将土地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不计较收成的多少，只是出于自己对土地无条件的热爱。随着国族的沦陷，章文德决定参加革命军，保卫土地免受日本占有此时，土地在章文德心中已经被放置于比生命更重要的位置之上。虽然章文德在作战时仍不免惧怕，但是回想起章兆仁临终前守住的嘱托，骨子里的血性与野性充分被激发出来。由此，章文德实现了由“自然的人”向“历史的人”的光荣蜕变。与此同时，章文德在革命炮火与家族传承的嘱托中完成主体精神的成长与对农民身份的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津子围在结尾发出饶有意味的呐喊：“解放捆绑于土地的人”，“为人民争取当家做主的权力”[2]368在此，津子围严肃表明的是“土地”有可能是苦难的来源，但更应该是新生幸福的起点，所以“天马上就亮了。”可见，人文主义是津子围苦难书写的底色。在此基础上，他重新体察与思考土地之于人民的意义与价值，将“诗”性思维与对历史之“思”紧密结合起来，谱写一曲东北苦难历史的交响！

3、萨满文化与信仰救赎

如果把《十月的土地》单纯地理解为一部书写东北土地苦难历史的小说，很大程度上会遮蔽小说中东北民族独特的地域文化要素。萨满教作为广泛且普遍存在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原始宗教，潜移默化地影响长于斯的东北作家创作，津子围也不例外。《十月的土地》中多处描写萨满教影响的痕迹，例如作为神灵的“狐仙”、“黄仙”等。就历经磨砺与苦难的东北人民而言，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与外界交流较为封闭的黑土地中，萨满与萨满教的存在获得了高度的认可与崇拜。如果说土地意象具有缓解现实苦难的作用，那么笼罩在东北大地的萨满文化就在精神层面给予人们希望。换言之，在小说中津子围充分张扬萨满的宗教职能，以民间的立场为处于苦难之中的人们带来心灵的慰藉。

小说中三仙姑与小货郎二位萨满通过宗教仪式或显或隐地发挥宗教职能。小说开篇讲述十二岁的章文德染上霍乱，奄奄一息。为此，章家上下采用各种方法，各显神通。章兆仁与薛郎中用尽民间各种“土”方法，例如“捣碎大蒜抹脚心”、“艾灸刺少商穴”、“灌生姜与牛粪熬制的汤药”等，仍旧无力回天。就在众人将要放弃之时，小说侧面描写到“外面传来汤仙姑跳大神的鼓点与高腔声”[2]11。简短的细节描写深刻揭示出萨满文化对于东北民间日常生活的深层次的“无意识”渗透。在这里，汤仙姑作为神与人沟通的媒介，履行萨满神职人员的社会功能。“鼓点”与“高腔声”则是萨满与神灵沟通时必要的治疗仪式，通过音乐、歌曲的渲染，诉说自己的意图，从而与神灵交往。进一步来说，在当时医疗条件落后的环境中，汤仙姑“做法”的举动，无疑为深受丧子之痛的章家女性带来一丝心理安慰。也就是说，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成为缓解苦难给人们带来焦虑的一种方式，一种途径。

除汤仙姑“跳神”使得章文德起死回生之外，我们不能忽略小货郎的功劳。当章秉麟查到可用巴豆霜、大黄和干姜配伍的古方可就章文德一命时，但由于时间的紧迫，这种几种药材很难凑齐。然而小货郎先知先觉，提前抓的药正好是章秉麟需要的那几种药材。这一系列巧合的操作，充满神秘性。随后小说中描写章秉麟“神秘”地笑了一下，就说明这一系列的巧合并不是“巧合”。在以往的阅读经验中，小货郎是游走于乡村与外界的媒介，为封闭的乡村带来新事物与新消息。而在小说中，津子围赋小货郎另一种身份，即隐藏于民间的萨满。对于章家一部分人来说，小货郎可以招魂亡灵，是“阴阳人”。由此，小货郎能够准确抓药的“巧合”也变得可解。诚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6]”在小说中，津子围采用草蛇灰线的手法，处处设置悬念，将科学无法解释的超自然力采用艺术地方式呈现出来，使得小说变得神秘化。这种神秘化显现出津子围的创作的温度，给予受苦难家庭信心与希望。

提到萨满的信仰救赎力量，我们很难忽视刘庆于2017年出版的小说《唇典》。《唇典》以萨满文化为底色，讲述小说主人公满斗萨满用一生摆脱可预见性命运的苦难，最终借萨满与神灵的信仰力量，选择与自己命运和解，灵魂得到救赎的故事。如果说刘庆致力于探索如何救赎苦难的方式，那么津子围则执着于直接发挥萨满解救苦难的功能。津子围并没有将叙述的重点放在苦难本身的意义与价值上，而是侧重于挖掘与展现萨满文化的救赎功能，展现信仰之于东北人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因此，小说中章韩氏等女性会借助超自然的力量缓解现实生活的苦闷，给寒冷干枯的心灵一丝慰藉，重燃希望的火种。在此层面上，津子围坚信萨满的信仰救赎的观念与迟子建不谋而合。迟子建的小说中多次写到萨满具有解救苦难的功能。例如《额尔古纳河右岸》尼都萨满帮助鄂温克族转危为安等。可以说，对于苦难的书写，津子围并没有停留在对苦难的夸大渲染，而是采取发掘本土化萨满教的宗教救赎观念，试图理解苦难、超越苦难。津子围以诗人般的禀赋捕捉涌动于东北民间寻常生活之下的信仰光辉，为苦难的生活不断增色。

4、结语

津子围《十月的土地》以归诸于诗的文字信念，书写20世纪20-40年代东北苦难的历史，显示其创作的用心与野心。津子围的“用心”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残忍地撕开历史的苦难肌理，而是以疾病隐喻的方式悲悯地表现社会积贫积弱的无奈；以土地意象唤醒人与土地的深情记忆，直面现实苦难；以本土萨满文化作为信仰救赎的精神良药，为处于苦难中的人们带来心灵的慰藉。可以说，在诗意的叙事之中，津子围找到自己小说创作的突破点，立足于东北浑厚的历史土壤，执着于起承转合的故事叙述中融合精神性，凸显自己小说创作的特性。王德威在《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一文中，针对东北当下严峻情况，从文学角度谈论“振兴”东北的方法，方法之一就是重启大叙事[7]。在此层面上，津子围在洋洋33万字的复杂叙述中，回望东北苦难历史，在家与国，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对话中，重启独属于东北土地的宏大叙事，力图为当下“东北”书写寻求普遍正当性。

参考文献

[1] 霍克斯著；高丙中译. 论隐喻[M]. 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103.

[2] 津子围著. 十月的土地[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21：1.

[3]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403.

[4] 刘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493.

[5] 林嵒.当代作家研究 主持人语[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2）：7.

[6] （捷）米兰·昆德拉著；孟湄译. 小说的艺术[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6.

[7] 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J].小说评论，2021（01）：6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