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在建国初期主政西北期间的民族工作探索与启示

摘要：民族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仲勋在建国初期主政西北期间，把搞好民族团结作为西北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西北民族的实际，探索并总结出了一些列民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主要体现在了“坚持四个结合”，即：坚持党的领导和统一战线相结合、坚持自上而下和稳进慎重相结合、坚持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相结合、坚持思想建设和队伍建设相结合，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习仲勋；民族工作；坚持四个结合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到1952年8月奉调入京这三年期间，习仲勋实际主持着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全面工作。在这期间，习仲勋把搞好民族团结作为西北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坚决贯彻中央政策的前提下，结合西北地区民族宗教的实际，以一名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眼光和定力，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民族工作的策略，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为西北地区民族团结解放、经济社会发展、政权巩固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建国初期西北地区的民族实际

建国后西北地区统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5个省份和西安市一个直辖市，山河壮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具有情况复杂且矛盾突出的特点。一是少数民族众多。西北地区面积三百三十九万平方公里，占到我国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地域广、人口稀。西北五省一市中有四个省属于民族或者多民族地区，包括了维吾尔族、回族、藏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塔吉克族等十多个西北地区独有的少数民族和跨境民族，人口达到了七百多万，约占当时西北地区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二是宗教信仰复杂。各个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如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均信仰伊斯兰教，藏族信仰 藏传佛教，蒙古族主要信仰萨满教和佛教。同时在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内部还分化出了不同的教派，形成错综复杂的信仰体系。三是民族矛盾突出。每个民族都在历史的发展中，都会逐渐形成其固有的活动范围、风俗习惯、文明理念和处事方式，在发展过程中各个民族难免会因为自身原因对其他民族的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害。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隔阂，这对西北地区形成安定有序的发展局面极为不利。四是发展极不平衡。在近代国民国民政府及马家军阀的控制下，西北经济以发展军事为主，工业实力得到增强。但是，经过反动统治的压迫摧残、近代的战争动乱加之天灾人祸，西北地区积贫积患，人民流离失所、艰难生存，部分民族仍然处于封建统治，特别是藏族还处在农奴制社会，人民思想被禁锢，文化教育发展受到严重破坏。五是外部势力干涉。近代以来，英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加紧入侵中国西北地区，英国更是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刻意制造民族矛盾，以达到瓜分中国之目的。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残余势力不断与民族分裂分子、土匪恶霸勾结，散布谣言、武装叛乱，企图颠覆新生政权。

二、习仲勋民族工作的主要做法

由于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兼有特殊性、复杂性、严峻性和艰巨性四大特点，因此作为“老西北”的习仲勋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多次谈到：“民族问题就是西北地区的实际，西北的所有工作，如果脱离了民族问题，就是脱离了实际。”[1]并且强调“如搞不好，就要亡头，就会被杀掉。”[2]在主政西北的三年时间里，习仲勋探索出了一系列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与策略，主要体现在坚持“四个结合”。

（一）坚持党的领导和统一战线相结合

西北地区民族矛盾的主要特点，决定了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特别是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整个西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将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团结起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习仲勋是坚决贯彻并创造性的开展统一战线政策的杰出领导人。无论是在陕甘边时期、延安时期，还是在主持中共西北中央局期间，习仲勋都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为日后主政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等西北地区领导人对坚持统一战线方针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在1950年1月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习仲勋就指出，地方政权同中央政权一样，“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3]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党的基本政策，坚定不移且永远不变。为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习仲勋亲自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统战部长，在西北人民政权建立的过程中，有意识的吸收各个方面民主人士参加人民政权，张治中、张凤翙、邓宝珊、黄正清、陶峙岳、邢肇棠等著名民主人士都担任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有些人还担任了省市县等地方政权的重要领导。习仲勋积极学习借鉴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成功经验，在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各省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各少数民族人士占到参会人员的半数以上，“回、蒙、藏、维、哈、撒（撒拉族）、乌（乌孜别克族）、土（土族）、柯（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约占五分之一。”[4]大家针对当前的方针、政策以及工作实际等情况，开展讨论、交换意见，充分协商后拿出决定办法。这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大会，是西北地区历史发展中从来没有实践过的，也是从来不能想象的。

（二）坚持自上而下和稳进慎重相结合

由于历史原因和宗教关系，在建国初期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王公、贵族、千百户和活佛等上层人士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影响非常大。习仲勋针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这一特点，凭借自己长期的统战经验，敏锐地看到西北地区的民族统战工作必须从民族上层人士入手打开局面。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民族地区的各级干部要主动团结民族上层分子，“一定要先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争取宗教方面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然后去发动群众，不可颠倒过来”[3]，并且指出民族问题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在于这些上层人士。特别是在收服青海昂拉部落千户项谦的过程中，采取政治争取为主、军事进剿为辅的办法，先后在两年零七个月之久的时间里与项谦谈判达17次之多，使其最终归顺，在西北地区引起很大的震动。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全面开展减轻了最大阻力。为做好民族地区的土改工作，习仲勋又亲自兼任西北土改委员会主任，创造性的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的工作方式，联合一部分封建势力反对另一部分封建势力，来换取发动群众的较好条件，以保存一部分封建势力的代价去搞掉大部分的封建势力，充分保证了土改工作的平稳有序。因为西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为彻底实现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习仲勋提出要采取“稳进慎重”的工作方针，宁可迟办、不可急办，一步一步、稳扎稳打。扎实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和熟悉西藏各方面的宗教历史、风俗文化；通过召开代表会、座谈会、联谊会等方式，向各地区的上层分子讲解政策、建立关系，同时组织访问团、调查团、救济组、医疗队分赴各地开展工作，采取反复的上来下去的工作方法，为成功解决西藏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稳进慎重”的工作方针也成为了指导西北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

（三）坚持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相结合

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尊重是习仲勋在做好西北民族工作中一直遵循的基本原则。在1949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兰州扩大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必须广泛宣传并坚决执行《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平等政策，建立起各民族人民间互助友爱合作的新关系。1950年1月19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的第一次会议上，各不同民族委员间充分表现了相互尊重与团结友爱精神对大会的各项议题进行了讨论，凡涉及少数民族的问题，特别重视各少数民族委员的意见，大会不轻易表决。为更好地处理西北民族宗教问题，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中央的部署安排下，专门成立了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邀请各族过去的王公、贵族、千百户、阿訇、活佛、教主等当权者和宗教职业家出席或列席，共同筹划西北民族的团结发展。习仲勋在西北工作期间，先后召开了三次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在为大会所作的讲话中，习仲勋深情地讲道，西北各民族过去相互仇杀的历史已经转变为平等、团结、互助、有爱的新历史，应该珍爱这一翻天覆地的各民族新历史的开端。

在认真分析反思过去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大民族主义”的压迫统治，总结党在革命时期建立统一战线中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区的实践探索，习仲勋提出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权建设思路，按照民族杂居、单一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划分以及农业区、畜牧业区的产业地区划分，分区域实行各族联合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代行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职权。习仲勋还注意统筹恢复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事业，在农业区域大力整修水利、扩大耕种面积、改良农业技术、减轻公粮负担；在畜牧业地区开展贸易活动，用当地皮、毛、中药材等土特产品，售换群众生活用品，积极扶助各少数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稳步恢复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教育制度和课程维持原状、逐步改进，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悉依自愿、不加干涉。西北民族工作的全面开展，极大地争取了少数民族的群众，当地群众盛赞共产党是“既光明又温暖的太阳”。

（四）坚持思想建设和队伍建设相结合

打铁还需自身硬。习仲勋在开展西北民族工作的同时，始终将思想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原本的干部队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大量的新干部被吸纳进来。在习仲勋的指导下，西北局和军队前委着手制定年度干部教育学习计划，明确一般干部着重政策学习，高级干部须认真学习理论，部分干部须进行文化学习，拟定了《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学习文件》和《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干部必须注意事项》，要求各级干部必须把党的政策同当前实际工作紧密联系，稳步推进各项建设。习仲勋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他将自己的身份定义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普通的为人民办事的勤务员。他经常强调，要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站在为人民办事的立场上，同全党同志、同各民族、各界党外人士一起，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为进一步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习仲勋反复告诫各级党员干部要注意加强调查研究，必须克服工作中生搬硬套汉人区经验的作风和简单、急躁的强迫命令的作风，必须彻底摈弃“大民族主义”思想残余，为提高干部思想认识、加强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

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而各级干部是党的各项决策部署的最终执行者和落实者，因此一支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对于做好西北地区民族宗教工作至关重要。一方面是从内地派遣大批有丰富经验的干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帮助当地干部开展工作，并要求各地区要关心关爱派遣干部，使其能够安心工作。另一方面是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西北五省开办少数民族干部学校训练班，对现有的少数民族干部进行教育提高，同时有计划地大力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对其进行必要的照顾。各地人民政府先后吸收和培养了两千多名民族干部，为密切干群关系、推动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新时代启示

习仲勋在建国初期主政西北的三年时间，以坚定地马克思主义立场、善于创新的开阔思维、服务人民的宗旨意识、勤恳务实的工作作风为西北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奠定了不朽功勋，得到了西北人民的一致拥护，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为工作“炉火纯青”。习仲勋在这一时期对民族工作的探索和实践对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一要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就是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动员各民族、各阶层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二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56个民族虽然渊源有别、风俗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同属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各民族优秀文化汇聚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要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牢牢把握民族团结这条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的生命线，在尊重各民族特点、包容各民族多样中实现民族认同，构建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情感纽带，“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三是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各民族群众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讲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如今，中国共产党已历经百年风雨，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勇毅前行。在新征程上，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项事业繁荣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充分保障人民根本利益，不断提升各民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参考文献：

[1]习仲勋革命生涯编辑组.习仲勋革命生涯[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2]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仲勋论统一战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习仲勋文选编委会.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4]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习仲勋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A]//西北政报：第二卷.

作者简介：

惠瑞康（1991-），男，汉族，陕西富平人，西南林业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