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围城》知识分子形象探讨

摘要：小说《围城》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长篇讽刺小说，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经历，作者批判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由浅入深地向我们展现了他们贪慕虚荣、不学无术、贪婪吝啬崇洋媚外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围城》;人物形象;劣根性

一、知识分子人物形象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一般都倾注着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和对时代的反映，作者以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为蓝本，用幽默辛辣的语言描摹了大量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充分展现了在时局动荡、内忧外患的环境中，他们的生活境遇、悲剧角色和生命体验。在小说《围城》中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贪慕虚荣

首先是对名誉的虚荣。小说中陆子潇仅有一封来自行政院的信，信封上大书“陆子潇先生”，他日日将其放在办公桌最显眼的位置上。当方鸿渐误以为他要去行政院高就时他还装模做样的推脱。李梅亭路途中一直携带名片，虽然名片上的头衔都毫无意义但他仍然将名片视若珍宝，遇到他人质疑时立刻厉声反驳。其次是知识分子对物质的虚荣。抗日战争使许多人家园被毁，但这些文人的虚荣使得原本残酷的战争成为吹嘘自己子虚乌有家产的大好机会。小说中方鸿渐在与同事闲谈时也将自家的祖产扩大了数倍，还因“房舍的扩充不会侵略邻居的地。

（二）不学无术

这些知识分子深知要想在文化圈子里立足，文凭是必不可缺的资本，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大量所谓的专家学者、“学成”归来的留洋博士、“德高望重”的教授名师，小说中“三闾大学”的命名十分耐人寻味，三闾是后世对屈原的尊称，表达了对其高尚人格和操守的敬仰，是后世文人的榜样，而三闾大学的一帮文人却互相算计同样不学无术。学校尚属草创，师生不过一百余人，校内却帮派林立。校长高松年在其位不谋其职，“潜心钻研”权术，因自己的私利一心想挤走方鸿渐。系主任韩学愈靠着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买来的假博士学位在学校里招摇撞骗，因被方鸿渐无意中发现而想尽办法勾结学生陷害他。不学无术的特点还体现在留洋学生身上。苏文纨是里昂大学留学归来的文学博士，方鸿渐无意中道破其名下作品的抄袭，被拆穿的苏小姐却不知悔改仍理直气壮地百般抵赖。“剑桥出身”的曹元朗自喻新派诗人却做得一手七拼八凑、斑驳陆离、令人作呕的歪诗。对此作者也毫不留情地讽刺他们的文凭只如亚当、夏娃的树叶般遮丑包羞、掩人耳目。

（三）怯懦无能

小说中赵辛楣曾评价方鸿渐“你不讨厌，但是你全无用处。”^[1]在留洋期间方鸿渐辗转几座城市换了几个专业，生活懒散治学不精。由于他留洋在外疏于学业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所以在家乡做演讲时信口雌黄、窘态百出。在三闾大学时明知校长有意打压将自己降为副教授但依旧不敢去向校长争取自己的权益。婚后因自己的一时激愤从岳父帮忙介绍的报馆辞职后为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想再次去找赵辛楣介绍工作。

（四）虚伪吝啬

知识分子本应有气节、有理想、有良知，在内忧外患的抗战时期教书育人、治国理事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但小说中大批知识分子丧失了基本的良知，只会投机取巧、搬弄是非。如李梅亭，李梅亭是作者重点塑造的旧派学者形象，他为人虚伪狡诈、道貌岸然。在去往三闾大学的路途中他的虚伪吝啬被展现的淋漓尽致，如他为了省旅费在买船票时欺骗方鸿渐等人事后还要向他们邀功，在旅程的后半段大家经费不足时李梅亭假装同大家一起将旅费充公却私下攒钱买烟、吃独食。他在旅途中携带了一只一人多高的大铁箱，箱子里装满了他打算带到学校高价卖出的西药，在路途中却不肯给同行的孙柔嘉孙小姐仁丹治病，只肯将启封过的鱼肝油药丸送与她一粒。到三闾大学后因未成为成文学系主任而与校长高松年等人产生矛盾，所以他在成为训导长后制定了一系列不合理的校规，以此报复从前与他“做过对”的人，如因报复顶替他文学系主任职务的汪处厚而规定教授需与学生在校共同进餐不得回家吃饭等等。

（五）崇洋媚外

小说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时代背景崇洋媚外是近代以来一部分中国人的通病。钱钟书先生在小说中将出洋比作“出痘”、“出疹”^[2]，用辛辣的语言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讽刺荒唐的行为了当时不思进取的国民劣根性。他们留洋不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先进理念与技术而是为了靠着出国的经历在国内学术届招摇撞骗。《围城》中塑造了众多这样的留洋知识分子形象，他们虽然学业不精甚至抄袭成风，但因国内崇洋媚外风气而仕途坦荡，甚至韩学愈通过买来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学位也能在三闾大学名利双收，不仅荣升系主任，甚至还比同为系主任的赵辛楣高一层级。

二、对知识分子人物形象的解读

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描绘是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笔下的形象都会因成长经历与创作风格的影响而有所不同。鲁迅先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启蒙思潮中急剧先锋意识的重要开拓者，其作品中有着大量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描写，在他的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知识分子觉醒者的形象，如《药》中的夏瑜，他以国家的兴衰为己任，以开启民智，追求自由民主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具有十分激进的先锋意识。小说《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则是第二类，他们接受了先锋思想，认清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但却没勇气冲破封建枷锁，只能无可奈何地继续接受压迫。第三类是顽固守旧的旧式知识分子如孔乙己，在这类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看不到一丝先锋意识，充斥着封建的文化与礼教。^[3]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一场坚定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先进知识分子们高举科学、民主两面大旗传播先锋精神。在这一时期鲁迅先生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传播与执行先锋思想的热切期盼与已觉醒的知识分子缺乏冲破封建牢笼反抗封建礼教的勇气的惋惜。

小说《围城》著书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经历了快速扩张逐步暴露出其腐败的本质，钱钟书先生敏锐地觉察到了资本主义文明下的恶俗，并且受英国作家菲尔丁的影响，小说《围城》的行文也采用了连类引譬的讽喻性叙述模式。^[4]早年留学的经历使得作者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使之对现代知识分子也缺乏足够的信任和支持，其对人性弱点与劣根性的普遍关注最终导致笔下的现代知识分子总是带有虚伪、懦弱、自大的负面形象。^[5]钱钟书与鲁迅笔下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具有较大的差异，这不仅是历史与时代历程的原因，同时也受个人不同的留学背景、不同的社会实践经验与文化传承观念的影响。

小说《围城》被誉为新《儒林外史》，两者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并且在对知识分子的讽刺上有很多相通之处，但二者在思想主旨上却有所区别，《儒林外史》在批判知识分子的同时挖掘了他们“荒唐”行为背后的根源：腐朽的封建礼教与科举制度。而小说《围城》的创作基于一种文化哲学，深入探讨了人性衰败和在资本主义文明下人类的生存困境。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围城[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170

[2] 孙鹏辉.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分子形象论—以鲁迅、蒋光慈、钱钟书为例[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4：23-25.

[3] 钱理群，温如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

[4] 敏泽.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J].文学评论，1999（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