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视角下《斯通纳》中的女性人物解读

摘  要：约翰·威廉姆斯创作的长篇小说《斯通纳》以斯通纳为中心，塑造出众多生动鲜明、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将人物间的利益冲突和爱恨纠葛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读者。在威廉姆斯塑造的这个男性世界中，亦有血肉丰满的女性人物形象，但在全男性视角下，女性人物成为被动的、接受凝视的客体——他者，读者无法看到女性人物的心理全貌。本文试图通过对《斯通纳》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位女性人物进行评论与分析，揭示出文本中同样具有研究意义但被人忽视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约翰·威廉姆斯；《斯通纳》；他者；女性形象

一、前言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文学界群星璀璨，各种文学思潮涌起，黑色幽默、荒诞派、存在主义等新文学思潮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约翰·威廉姆斯出版的传统叙事小说《斯通纳》在此时出版并未引起过多关注，读者寥寥。但在二十一世纪初，这本小说重获读者的认可，在欧洲大陆掀起了一股热潮。

小说以主人公斯通纳为中心，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性格冷漠扭曲的妻子伊迪丝，表面顺从内心却想要逃离家庭的女儿格蕾斯，长袖善舞的好友费奇，因身体残疾性格偏激的同事劳曼克斯，还有知性热情的情人凯瑟琳。这些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同时增强了故事的张力。在威廉姆斯高超的人物刻画技巧下，人物或嗔或痴，跃然纸上，故事中的主人公遭受的挫折与不公也让读者动容。小说中所富含的力量就如同亚当·福尔兹所言：“这本小说完美展现了小说艺术的要素，它的叙事节奏与情节构架均堪称完美无缺。这本小说像一条河流，冷静而又流畅的平静笔调裹挟着磅礴延绵的力量。”[1]

《斯通纳》的情节结构和叙事技巧堪称绝佳，尤其对主人公斯通纳的刻画挥洒自如，游刃有余。但其中女性人物的描写，难以达到男主人公那样生动鲜明，小说中女性人物由男性视角展现，女性成为被描述、被刻画的“他者”。所谓“他者”，即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2] 近年来，《斯通纳》的文本研究多关注于男性生存困境和文本叙事层面，对女性人物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通过分析《斯通纳》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位女性人物，进一步展现有血有肉被人忽视的女性形象，可以为《斯通纳》中的女性书写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

二、伊迪丝——婚姻中的“孤独者”

作为在《斯通纳》中占据最多篇幅描写的女性人物，伊迪丝对整部小说的故事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复杂的人物性格给予小说较高的女性人物研究价值。 伊迪丝出身名门贵族，在密苏里大学院长家的聚会上，斯通纳对她一见钟情。“她年芳20，身材修长五官柔美，高挑的个子穿着蓝色带波纹的丝绸长袍，纤细的手指熟练的侍弄着水壶和杯子，微笑的招待着院长家的客人。她是校董夫人的外甥女，院长的远房亲戚，父亲是一家小银行的行长。”[3]

在好友费奇的牵线搭桥下，斯通纳成功接触伊迪丝。威廉姆斯并没有花费大量笔墨书写这段感情经历，从相识到确认婚姻关系仅有一章的内容，在作者如此单薄的叙述刻画下，预示了两人的婚姻悲剧。婚后一个月，斯通纳就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婚姻是失败的。伊迪丝并没有准备好从女孩到妻子的角色转变，她厌恶丈夫的触碰，甚至产生了剧烈的排斥反应，夫妻两人不得不分房而居。婚后伊迪丝为了维持端庄的妻子形象，总是在人前营造相敬如宾的假象，回到家中就会卸下自己的假面。

伊迪丝是整部小说中最令人费解的角色，其性格的复杂性给予读者强烈的探究欲，想要明晰伊迪丝行为背后的具体原因，不得不考虑文本的叙述角度。在以斯通纳为主的叙事聚焦下，读者看到的是带有斯通纳式滤镜的人物形象，伊迪丝自动成为被人表述的“他者”。伊迪丝形象的变化体现了斯通纳对她的感官变化：一见钟情时，斯通纳眼中的伊迪丝高贵优雅；新婚时，她冰冷不解风情；结婚多年，她神经质不可理喻。“婚姻中，斯通纳的热情与伊迪丝的冷漠形成强烈的对比。每次伊迪丝所表现出来的躲闪和身体不适都深深地挫伤斯通纳的积极性，使他变得冷漠。”[4] 斯通纳作为男性，无法站在女性角度思考，他所看到的仅是妻子对其造成的压迫。在冷淡的婚姻关系中，作为男人的斯通纳拥有事业慰藉心灵，但作为家庭主妇的伊迪丝只能在家中消磨时光，日复一日地料理家务，成为婚姻生活中的“他者”。

在斯通纳眼中，伊迪丝是家人痛苦的来源。她在生活上排挤打压丈夫，残忍地掌控女儿的人生。她总以假面示人，从不关心家人的想法，也不在乎家人对自己的看法。她的内心没有爱，也不允许周围的人相互爱着对方。伊迪丝就像是一个无趣的人。读者看到“无趣”的伊迪丝，自然不会心生偏爱。斯通纳从未了解过伊迪丝的需求，甚至对伊迪丝存在躲避心理，伊迪丝的烦恼无人倾听，痛苦也无法得到纾解，伊迪丝难以通过自我救赎来摆脱当前的生存困境。“波伏娃在阐释女性生存困境时，使用了‘女性内在性’来形容女性困境，即依赖性、被动性和服从性的综合表现。”[5] 伊迪丝的生计掌握在父亲和丈夫手中，精神压力同样需要丈夫排解，因此其生存困境来源于她对家庭男性成员的依赖，自身无法决断未来规划，最终成为失去自我自主特性的“他者”。

伊迪丝无力改变自我陷入“他者”的命运，通过伤害斯通纳纾解内心无法排解的痛苦，斯通纳对待婚姻困境消极的处理态度，加剧了夫妻关系的恶化。伊迪丝的“恶母”形象，也正是女性对长期无爱的婚姻生活抗争的体现。在《斯通纳》这本以男主人公为叙述中心的小说中，读者就如同斯通纳一样，至始至终都未走近了解伊迪丝。通过伊迪丝的人物塑造，描绘出一个男人视角中的妻子，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斯通纳家庭的不幸，也揭露出社会中大多数家庭的悲哀。

三、格蕾斯——家庭中的“被掌控者”

斯通纳夫妇婚后第三年，格蕾斯出生了。格蕾斯的出生带给家庭新的生机，但并没有为岌岌可危的家庭关系带来任何改变。格蕾斯六岁前由父亲全权照顾，母亲伊迪丝在生产后，精神脆弱，对照顾孩子这件事情提不起任何兴趣，有时想起才会抱一下孩子。六岁后母亲逐渐接过照顾格蕾斯的任务，但是随着父母关系的恶化，母亲极端的掌控欲，和父亲软弱的退让，使得格蕾斯的生活彻底改变，格蕾斯成为父母之间无声战场上的牺牲品。“伊迪丝给女儿买了许多娃娃、玩具，女儿跟这些东西玩儿时她就在身边走来跑去的......她还严格监控女儿阅读、做家庭作业，绝不允许孩子学习，除非在她指定的时间里。”[6]格蕾斯在母亲多年的管控下变得沉默寡言，郁郁不乐。当斯通纳提供了一条远离家庭的选择——外地上学时，格蕾斯迫于母亲的层层掌控，并没有听从父亲提出的建议。

在威廉姆斯的笔下，边缘人物格蕾斯的形象刻画是单薄的，读者不能看到她的全貌。父母亲感情不和，导致格蕾斯成为最无辜的牺牲品，变成一个失败家庭教育下的“他者”人物。母亲刻板复制的错误教育方式和父亲竭尽全力远离压抑的家庭，让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几乎享受不到爱，感受到的只是束缚。伊迪丝总是希望把女儿变成自己，以父权社会下固化的教育方式对女孩进行教导，不允许女孩做一些男孩会做的事情，她认为只有这样做才符合男权社会下女人的生存法则。格蕾斯冷漠固执地选择结婚嫁人的方式逃离原生家庭，逃避成为被管束的“他者”，却走进命运的死胡同。格蕾斯选取反抗的方式以牺牲自身幸福为前提，在根本上依旧依附男性的支持，并未真正超越“女性内在性”。

从小说的描写中，读者无法获知格蕾斯的内心活动，我们看到的整个人物形象只是斯通纳眼中的格蕾斯。作为叙述中心的斯通纳对格蕾斯的了解并非全面。伊迪丝将格蕾斯和斯通纳隔离，斯通纳也将读者和格蕾斯隔离。在斯通纳的人生中，格蕾斯所占的份量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小说叙述中，格蕾斯却成为了边缘人物。格蕾斯的边缘性体现了她在斯通纳的人生中只是一个过客，命运注定了斯通纳要注视着格蕾斯离开，成为斯通纳人生中被注视的“他者”。相较于父亲，母亲对格蕾斯的影响巨大，格蕾斯在伊迪丝的强权教育下成为被掌控的提线木偶，变成专制家庭中的“他者”。

四、凯瑟琳——爱情中的“牺牲者”

主人公斯通纳的婚姻冷淡且荒芜，无法给他的心灵带来半分的慰藉，他心中渴望的是可以与他达到精神共振的女性，凯瑟琳的出现满足了斯通纳心灵上的需求。凯瑟琳是一位知性又富有思想的女性，她的第一次出场是在斯通纳的研究生研讨班的课堂上，起初斯通纳对于这位旁听生没有太大的印象。“她名叫凯瑟琳·德里斯科尔，大概二十八九岁的样子。斯通纳从来没有真正注意过她。”[7] 凯瑟琳在班上的汇报让斯通纳眼前一亮，大加赞扬。凯瑟琳找到斯通纳，希望他可以帮助自己修改论文。凯瑟琳独特的学术想法让斯通纳对这个曾经在他课堂上写出过优秀论文的姑娘愈发欣赏。起初，两人都在克制自己的感情，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是常年心灵孤寂的斯通纳无法抵挡诱惑，最终他们选择了道德不能允许的爱情，同时也懂得了一个道理：“你最初爱的那个人并不是你最终爱的那个人，爱不是最终目标而是一个过程，借助这个过程，一个人想去了解另一个人。”[8]

斯通纳会在下班后偷偷地到凯瑟琳的住处，他们在有限的两三个小时里，享受短暂的甜蜜时光。凯瑟琳和斯通纳有许多共同话题，他们是一对情人，也是一对知己。但在斯通纳的老对头劳曼克斯的胁迫下，两人最终还是选择分手。为解决这段婚外情带来的舆论风波，凯瑟琳选择辞职离开密苏里大学，至此斯通纳再也没有见过她。

凯瑟琳是一个十分理想化的人物，是斯通纳梦寐以求的理想伴侣。确立关系前，她自持自重，不越雷池半步，是一个纯洁的形象；确立关系后，她热情炽烈，为斯通纳提供温暖的港湾。她和斯通纳情投意合，才情相当，是斯通纳倾诉的对象。凯瑟琳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她没有沦为陷入家庭和教育困境下的“他者”。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经济自主权和思想独立权，实现了女性的超越性。拥有作为思想独立的女性，起初凯瑟琳没有在意世俗的“目光”，但周围释放的压力，让她将“目光”内化，逐渐接受“他者”的身份，放弃不道德的感情。

凯瑟琳的人物塑造充满了悲剧性的宿命感，威廉姆斯将她的出场置于斯通纳婚后的中年时期，命运注定这段感情不会有完美的结尾。世俗社会的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他者”，同时也维护着社会秩序，即使是有情人也不能不顾社会道德，凯瑟琳注定为理想而牺牲。

五、结语

结合上述几位女性人物来看，《斯通纳》中的女性角色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可以明确的是，从一个男性的视角进行叙述，带上了很强的男性意识，所以威廉姆斯笔下的女性基本上被剥夺了“话语权”。文学中，多数女性形象首先是由男性作家塑造和表现的，女性在作品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男性作家赋予的。男性身份影响着他们对女性的认识与理解，他们所采取的实际表现手法在事实上使女性成为被描述的“他者”。在以上的局限条件下伊迪丝歇斯底里外表下的孤苦、格蕾斯一意孤行抉择下的迷茫以及凯瑟琳不告而别时的痛苦，这些被掩盖在人物内心的特殊心理不会直接展露出来。

参考文献：

[1]刘楚慧.《斯通纳》：讲述爱、认同与怜悯[EB/OL].凤凰网， 2015-11-18.http：//jx.ifeng.com/humanity/ds/detail_2015_11/18/4569700_0.shtml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5.

[3][4][6][7][8]约翰·威廉斯.斯通纳[M].杨向荣，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 37，67，97，117，111.

[5]刘慧敏.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与女性的自由与解放——浅析波伏娃的《第二性》[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