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汪曾祺创作中的饮食书写

摘要：古往今来，饮食在中国的地位可以说都是非同一般，它不仅在餐桌上令人垂涎，更在文学作品中成为主角，大放异彩。古有《食经》、《山家清供》、《饮膳正要》、《随园食单》等专门记载饮食和烹饪的专著；现当代，鲁迅、周作人、胡适、梁实秋等无不是文人兼食客，他们用细腻流转的文字叙写对美食、对生活的热爱。但汪曾祺作为一个会吃、敢吃且善做的美食家，他独特的个人经历，随遇而安的生活姿态以及纤细敏锐的文学触角，使他的饮食书写在一众作家间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格特色。本文将从主要从饮食书写独特深厚的解读层面展开论述。

关键词：汪曾祺；饮食书写；小说；吃食文化

汪曾祺认为作家个人风格的形成大体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模仿与尝试的阶段，其次是摆脱他人影响的阶段，最后才会逐渐形成极富个人特色的风格。”他的语言观的形成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40年代，初入文坛，一方面继承传统文化的元素，另一方面又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技法，在模仿与实验中摸索前进，呈现出诗意的语言和随性的自我表达；60年代，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集体话语与个人话语之间徘徊，语言带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80年代，文革结束，思想解放，语言表达也由于冲破束缚而自由发展，逐渐形成自己清新淡雅、朴实生动的语言风格。其间，恩师沈从文对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沈从文认为写作“要贴到人物来写”，受其语言观的影响，汪曾祺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语言观，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叙述语言都依据人物自身的特点来写，而饮食书写语言的运用自然也遵循这一逻辑。

汪曾祺的饮食书写既表现出其人生态度的悠徐闲散、从容自适，同时也展现着独特而丰厚的内涵，如同他自己所说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吃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同情

在《我是一个中国人》中，汪曾祺自陈：“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1]有研究者也认为“这种人道主义主要体现的是悲悯情怀，糅合了儒家的关心天下及佛家的宽容慈悲与道家的随缘超越。”无论记人记事或是饮食书写他对自由人性的彰显，对贫苦大众的同情是不变的，而生于吴地、长于吴地的汪曾祺，他的正义之感和同情之心与吴文化对他的影响很难说毫无关系。宋代以前，吴地尚武之风盛行，直至全国文化与经济的重心南移，崇文之风才转而成为主流，这种历史基因影响下的吴人既有心思细腻的“柔”，又有崇高正直的“刚”，深受吴文化影响的汪曾祺对人的悲悯之情是与吴文化息息相关的，如他自己所说“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抒情”[2]是手段，是方式，而“人道”才是本质，是核心。

小说《八千岁》中，八千岁的生活在“草炉饼”的“吃”与“不吃”之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一年四季只穿“二马裙”；开米店恪守自己的信条：“僧道无缘”、“概不作保”；家境殷实，却从不舍得在吃上花钱一日三餐均是青菜、豆腐、头糙米饭，晚茶只吃草炉烧饼，看戏、打牌、抽烟、喝酒他更是从不沾染，以至于可以说是个没有任何生活情趣的人。小说中的八千岁勤俭节约到甚至可以说有些尚吝，生活得一丝不苟，虽然量米、看稻样的日常生活也还充实，但单调中却透露着苛刻与古板，甚而有些灭绝人性。而作者汪曾祺呢？热爱自由、随性、诗意的生活，这样有些僵硬的生命形式显然不是汪曾祺所欣赏的，也与人道主义格格不入。这样一个八千岁的生活却因为八舅太爷的出现而被颠覆，因而八千岁也来到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不吃草炉饼，改吃三鲜面的阶段。八舅太爷仗势欺人、寻衅滋事，关押八千岁，无奈之下，八千岁花了九百块钱并由宋侉子请人作保，才化险为夷。于是看着八舅太爷用自己的钱办的满汉全席，自己平时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钱财也瞬间化为乌有，而一直以来苦心坚守的做人准则和人生信条也随之显得一文不值。结尾八千岁不再吃草炉饼而改吃三鲜面的变化则不仅暗示着八千岁信念的崩塌，更蕴含着汪曾祺的人道主义同情。底层民众一辈子苦心经营的劳动所得可能还比不上权贵一餐饭的挥金如土，而贫苦的百姓，却还要忍受着官吏权贵的横征暴敛，何其悲哀。这与老舍《骆驼祥子》笔下祥子的遭遇又是何其相似社会底层的人们生如喽蚁，有权有势之人想毁掉他们的个人理想，破坏他们的生活信念则轻而易举。想想祥子，想想八千岁，再想想无数和他们一样夹缝中求生存的劳苦大众，怎能不让人生出无限悲悯与同情。

总的而言，汪曾祺的人道主义思想其实并不复杂，也没有太多高深的命题，简单来说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所以汪曾祺常常由食物及人，表达自己对人的深切关心。在散文《食豆饮水斋闲笔》里，他回忆起自己曾吃过的“烂和蚕豆”，卖蚕豆的是一个七十多岁，两鬓斑白的老人，后来因病，抬不起头，但还是埋着头继续卖烂和蚕豆：再后来，老人突然销声匿迹，作者猜想他已经死了。虽然老人已不在但汪曾祺每每吃到蚕豆还是会想起这位素昧平生的老人，烂和蚕豆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成为贫苦老人的象征物、作者感情的触发点，作者由蚕豆想到卖蚕豆的老人，想到他凄惨的晚年生活，更想到千千万万和他一样艰难生存的人们，同情之心油然而起。正是这种思索使汪曾祺能从凡俗的日常生活场景里看到人生悲凉的内蕴，而温情的眼光又让他无法置身事外，而不断生出对人的悲悯的关照。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汪曾祺全集》第9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273页。

[2]汪曾祺：《我为什么写作》，《汪曾祺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12页。

[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4]黄子平.故乡的食物：现代文人散文中的味觉记忆[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4）.

[5]王紫玉.“五味”中国：汪曾祺作品中的饮食书写[D].青岛大学，2019.

[6]陈思.汪曾祺饮食散文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7.

作者简介：袁鹤绮，2002.03，女，汉族，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知行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专业在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