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翻译观的《庄子》英译研究

摘  要：《庄子》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庄子以汪洋恣肆的语言展现了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深邃的哲学思想。自19世纪末，许多译者对《庄子》的翻译，推动了中国典籍在世界上的传播。然而，由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同译者在理解和翻译中国典籍时采取的策略也有所不同。本文以翟理思、林语堂对《庄子·逍遥游》一篇的翻译为例，基于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探究蕴含深刻哲学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典籍在英译中面临的矛盾及译者的处理方式。研究发现，基于文化翻译观的翻译策略，对深厚文化语境下语言意义的保留和传递方面有积极作用，对历史典籍英译活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翟理思；林语堂；《庄子》英译；文化翻译观；典籍翻译

一、引言

《庄子》又称《南华经》，是我国古代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庄子及其徒弟所编著。《庄子》是道家思想的主要著作，现存版本有33篇（内篇7章，外篇15章，杂篇11章）。道家的思想主要是探究自然、社会和人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思想是无为而治，原著就集中体现了这种无为的思想。《庄子》的语言汪洋恣肆、纵横跌宕、风格诡谲，展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风格，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也是古代中国文化之瑰宝。

语言作为一种载体，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惯性思维方式，表现出此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模式。不同民族语言的表层意义的背后必然包含着深层意义上的不同程度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只有在了解了某一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把握（付江涛等，2007）。庄子的思想内涵深刻，用以表达的语言又十分简练，往往一个字或词就表达了非常复杂的内涵。面对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以及对古汉语的理解困难，怎样才能做到译文流畅、符合英语语言习惯的同时，又能准确传达出中国古典文化的含义和韵味，使读者易懂，一直是翻译工作者和学者探讨的问题。因此，本文以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为理论指导，通过对比中西方不同翻译家对《庄子》的英译，旨在进一步揭示文化因素在实现不同语言之间交流和内涵理解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同时也希望能为中国典籍的英译与传播提供借鉴和启发。

二、《庄子》英译情况概述

清政府与英国建交初期，随着两国交往日渐频繁，许多英国传教士、外交官与在华工作者凭借其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与深入考察，开始了中国典籍的英译，《庄子》就是其中之一。早期的中国典籍几乎都由外国人进行翻译。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庄子》也开始被翻译为多种语言供海外读者欣赏，单是其英译本就有二十多个，其中包括十个全译本及十多个选译本，这些译本对英语世界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文化与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西方译本

《庄子》的第一位英译者，是对道家学说颇有研究的英国报业家、记者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1881年，巴尔福翻译的《庄子》全译本在上海与伦敦同时出版，开启了《庄子》前往英语世界的文化交流之旅。随后又有了翟理思（H.A. Giles）、翟林奈（Lionel Giles）、理雅各（James Legge）等著名汉学家分别对《庄子》进行英译，这四位早期的译者为后续《庄子》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39年，英国东方学家、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选择性地介绍了《庄子》中部分哲理故事和论辩情节，虽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却易于读者的理解和接受。1942年，英国汉学家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选译了《庄子》的内七篇，将译文命名为《自由诗人庄子》。1964年，美国翻译家、汉学家巴顿·华兹生（Burton Waston）翻译了《庄子》内七篇与部分外、杂篇；四年之后，华兹生又完成了全译本《庄子全集》。华兹生翻译的《庄子全集》兼顾译文的思想性与文学性，因此入选《诺顿世界名著选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代表作品丛书著作选集《中国系列丛书》。

（二）东方译本

1931年，哲学家冯友兰翻译了《庄子》的内七篇，在此基础之上结合郭象的注疏以及自身的见解编撰完成《庄子：内容选译与郭象之哲学阐述》，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64年，该译本在纽约再次出版。1942年，中国学者、翻译家林语堂编撰了《中国与印度的智慧》一书，书中介绍了庄子的思想与其神秘主义，并包含了《庄子》中十一篇内容的翻译。1999年，中国学者汪榕培与任秀桦合译的《庄子：汉英对照卷》出版，这是中国本土译者贡献的首个《庄子》全译本。由于两位学者具有丰富的翻译经验，再加上对中国文化了解颇深，使得这个译本有很高的文化参考价值（游忆，2020）。

三、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为了解决传统语言学角度在解析文学翻译中面临的难题，翻译研究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转向。人们不再将翻译看成是纯语言的、静止的行为，而是把它看成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交流活动。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是英国沃瑞克大学比较文学理论和翻译研究生院的教授、翻译家、诗人和文学家。作为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文化翻译观”对当代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苏珊·巴斯奈特强调，文化翻译观把翻译看作一种文化交际行为，还提出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其中还涉及诸多社会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如果把文化比作人的身体，那么语言就是人体的心脏，只有心脏与身体相互协调了，人才能保持活力与生机。外科医生在给病人做心脏手术的时候，一定不会不顾病人心脏周边的身体情况。译员在从事翻译工作时，也绝不能割离文化而孤立地看待翻译。在阐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后，苏珊·巴斯奈特在她与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论述了文化翻译理论的具体内容：第一，翻译应该把文化作为翻译的基本单位，而不是停留在以往的语篇之上；第二，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解码——重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第三，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上的等值；第四，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用来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廖七一，2004：362，365，383）。巴斯奈特翻译思想的核心，就是“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所以，为了实现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达到原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在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时，译者应采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尽量保留原语中的文化因素，展示原语文化的独特魅力，让不同文化的人们了解和认识彼此的传统文化。

四、《庄子·逍遥游》译文对比分析

《庄子》原文共33篇，体例庞大，内涵丰富，加上各个时期不同翻译家多达二十余种译本，受篇幅限制，本文仅选取其开篇之作《逍遥游》作为分析材料，英译本的选择分别来自英国汉学三大巨擘之一的翟理思，和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林语堂。

《逍遥游》的内容体现了庄子奇特的想象力，以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形式为载体，表达了庄子轻灵飘逸、无我忘我、追求无条件精神自由的思想。本文试从文化负载词翻译和哲学思想传递两个方面对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一）文化负载词翻译

例1：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翟译：In the northern ocean there is a fish， called the Leviathan， many thousand li in size. This leviathan changes into a bird， called the Rukh.

林译：In the northern ocean there is a fish， called the k'un， I do not know how many thousand li in size. This k'un changes into a bird， called the p'eng.

《庄子》原文中涉猎很多我国古代的地方、诸侯国、历史时期名称、帝王称号、人名、物名、称谓以及宗教和传统习俗的词语。这些词语包含了源自悠久历史的独特中国文化元素，以文化翻译观来看，为了保留文化中的独特性，应该以异化为主要翻译策略。而且，自玄奘以来，专名翻译往往被认为在“五不翻”之列，即：秘密故不翻；多义故不翻；此无故不翻；顺古故不翻；生善故不翻。除此之外，音译还有易于操作的特点，被广泛用于专名翻译中。但是，这种“依声托事”的方式，往往佶屈聱牙，未必能传递原文的符指和符释，特别是对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读者而言，要么会因为不知所云而出现理解困难或误解，要么就需要读者花时间追溯到原文产生的语境去理解其含义，并不是每一位读者都有这样的资源和精力，译文的可读性和准确性也因此大打折扣（赵彦春等，2017）。

笔者认为，应辩证地看待文化负载词音译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在例1中，翟译与林译对“鲲”和“鹏”两种神话动物的名字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翟译将其译为了西方神话中的海怪和阿拉伯神话中的大鸟，通过这种方式以方便读者产生适当的、即时性的联想而明白原文所指，但是这两个词语与中国文化中的“鲲”和“鹏”并非完全对应，甚至语言色彩上也有较大不同；相比之下，林译则以音译的方式处理，通过“fish”和“bird”来给出一定的指示性线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读者的阅读困难，但更重要的是保留了中国独特的神话动物名称，以异化翻译的方式将文化元素传递出来。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鲲”的本义是鱼苗的总称，又指某种具体的鱼苗、小鱼。庄子在文中以小喻大，巧妙呼应他的主张，即抹去万事万物的差别，逍遥于天地之间。这种矛盾般的修辞手法，在翻译中却无法准确被还原，造成了文化传递过程中的断裂，是广大译者仍需努力解决的问题。

（二）哲学思想传递

例2：逍遥游

翟译：Transcendental Bliss

林译：A Happy Excursion

一些评论家认为《庄子》存在着大量的语意模糊性现象，这正是由于其哲学文本的类型属性造成的。哲学文本是文本意义和哲学思想观点的组合体，是一个内容丰富而不易界定的、开放的系统，具有可变更意义的观点和没有固定限度的哲学思想内容，其内容对读者来说既富有挑战，又令人深思。而语意模糊性则是指文化意义的扩散性、连绵性和语意的相对性，模糊性语意外延不确定、内涵无定，所以又具有较大的概括性和灵活性。庄子的哲学思想与他那矛盾、神秘、超然的语言艺术风格享有共同的基础。行文汪洋恣肆、跌宕跳跃、构思玄妙，其语言看似夸言万里，想象漫无边际，然皆有根基，重于史料议理。（刘泽林，2018）。

著名汉学家修中诚曾经指出，西方哲学以实体为本源，存在即实体，而中国哲学以关系为本源，存在即变化，西方哲学家认为事物不能既生又灭，而中国哲学家则认为事物总是方生方灭。这种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给翻译带来了严峻挑战：译文不但要在内容上忠实于原文，还要在目的语文化中被识别为哲学（侯健，2019）。根据文化翻译观的理论，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解码——重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在翻译《庄子》文本的同时，还要充当起一位哲学家的角色，用目标读者能够理解的方法去翻译、去诠释，忠实地把原文作者的哲学思想传达给目标读者。

例2是《庄子》第一篇的标题，虽然仅有三字，却包含着庄子“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智慧境界。翟与林两人在这三个字的翻译上也截然不同，翟以西方哲学广为接受的理念，以哲学中的术语“transcendental”对应“逍遥”二字，而用“bliss”来体现庄子这种逍遥境界；相比之下，林用简单、普通的单词进行翻译，译文甚至看起来不像是一篇哲学文章的题目，其目是为了以隐性方式体现庄子随意洒脱的思想精神。但是笔者认为，二人的译文都未能较好地体现出“游”这一字，翟的译本将这个字略去不翻，林的译本则译为了“excursion”，缺失了庄子笔下“游”字在精神方面更广阔、深刻的含意。这是东西方两种语言之间差异带来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正是由于文化背景的缺失，才使得信息在传递途中丢失了部分内涵意义。

四、结语

言语的交际功能是以思想、心理、文化的交际为基础和目标的。人们在进行语言交际时，便是在进行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人与人的思想和感情交流（付江涛，2007）。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庄子·逍遥游》中、西方两位译者的译文，探讨了在文化翻译观视角下，中国典籍翻译如何更好达到文化交际目的，实现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由于中国文化典籍有着深厚且丰富的历史内涵，其不确定性和开放性，意味着对意义的探寻始终没有尽头。而能够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适应国内外环境需要的译本，才能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

参考文献

Giles， H. A. 1889. Chuang Tz?： Mystic， 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er [M]. London： Bernard Quaritch.

Lin， Y. 1944. The Wisdom of China [M]. London： Michael Joseph.

付江涛， 张慧丽. 2007. 浅谈英语学习中的文化语境 [J]. 河南职工医学院学报 （05）： 502-503.

侯  健. 2019. 英国汉学家修中诚的《大学》《中庸》英译 [J]. 国际汉学 （04）： 45-52.

廖七一. 当代英国翻译理论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刘泽林. 2018. 庄子模糊性语意英译研究 [J].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38（05）： 76-80.

游  忆. 2020. 《庄子》英译的历史特点与发展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1）： 181-182.

赵彦春， 吴浩浩. 2017. 音译的尴尬——《庄子》英译中专有名词的处理及译学思考 [J]. 外语学刊 （06）： 100-106.

丁章钰（1989-），男，河南许昌人，汉族，河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笔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