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家思想的历史变迁及其内含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摘要：儒家思想，作为古代中国的思想结晶之一，其发展与演变不仅对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王朝政治施加着巨大的影响，同时又作为一条重要脉络贯穿于中国古代教育史。思想是时代发展的背景色，也映照着社会环境，儒家思想在其发展历程中又与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相辅相成、互相映照，共同铸就了中华千年的灿烂文明。

关键词：儒家思想、政治思想、思想政治教育

一．孔子与先秦儒家

儒家思想的初步形成在于先秦，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大名鼎鼎的孔子创建了儒家学派。孔子时期的儒家思想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其核心思想主要见于“六经”中。 后来，儒家一分为八，其中最能发扬儒学思想并且深化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便是孟子与荀子。但是孟子与荀子对于人性本质的认识却大相径庭——孟子提出了“性善论”，并且建立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他认为民贵君轻、统治者要为政以德；荀子则提出“人性本恶论”，他吸收了诸子百家的思想，认为单纯靠礼制与德行是无法完全教化人的，还需要礼法相结合。而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中，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典型借鉴意义的莫过于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讲究言传身教，身正为范，儒家思想对榜样示范的作用非常重视，不仅仅是受教育者，教育者自身的能力与素质也是不容忽视之处，教育者如果胸怀天下、言行一致，那么也会在日常的教育中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儒家先贤看来，君主作为国家的统治者，需要起到表率作用，先把修身为第一目标，然后才能持好家、治好国、平定天下。修身修的是自身的人格素质、文化知识，对于古代的君主来说，当两者齐全于一身，方可为社会做好表率作用，进而对国家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同时，这种思想对于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仍然具有借鉴学习之处，所以教育者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之中，需坚持示范原则，而具体到教育教学之中，就是老师从提升自身的能力与素质出发，以自身的榜样行为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进而促进学生的思想水平、文化素质、政治修养不断提升。

早在千年以前，孔子便已经提出现代教育思想中类似因材施教的观念，并对因材施教在教育过程中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视，并将其作为主要的教学原则，根据受教育者的不同喜好，结合受教育者个人所具有个性特质来进行教学。在他的诸多弟子当中，有的喜欢经商、有的喜欢从政、有的喜欢舞枪弄棒，以此为基础，孔子根据学生们不同的喜好与个性，设立不同的学科，比如读书写字、修身养性、言谈辩论、还有从政之道等并进行有针对性的个人教育，受益于此，学生们所擅长之处都会得到更高效的利用，并在实践中取得丰厚成果。作为现代教育重要一环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需要践行层次性原则，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应从受教育者的实际出发，以事实为依据，将真理与事实相统一，承认受教育者之间存在着差距，并根据受教育者自身的特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以一致的标准来规范受教育者，要进行因材施教。对于积极、上进的受教育者应进行适当地激励：对于懒惰、不求上进者则需要适当地鞭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分层次性的教育、因材施教不是将受教育者分成不同的“阶层”，也不是单纯的分类为“好学生”或“坏学生”，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教育者的角度改变其“懒教”的思想，让教育者深入到受教育者实际处境中再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从而实现将先进性与广泛性有效结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与能力，加强并巩固受教育者的“主人翁”地位。当今时代，思想越发开放，言论越发自由，人们的个性也日益解放开来，这是人们追求自我的主观需求，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教育者在思想政治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分层进行教育教学，从而有效更新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的能力，以及对受教育者个体特点的针对性。在社会背景条件越来越复杂，而社会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的当下，这种层次性在教育教学中的存在感也会越发明显、越发突出，所以，坚持“因材施教”，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层次性原则的重要作用要一以贯之。

二．汉代的大一统与董仲舒的“政治儒学”

西汉初期，经历了秦末期社会的动荡不安，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界由于焚书坑儒等政策的压迫也逐渐凋零。为了恢复社会元气，西汉初期采用黄老学说的主张，通过“清净无为”的手段恢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文景之治，西汉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儒家思想也从焚书坑儒的创伤中逐渐缓和。 经过数十年的修生养息，当前国家面临的问题已经是中央权力的分化和抵御外来的侵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董仲舒带来了他的“举贤良对策”，随之而来的便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新儒学。在他的思想的到汉武帝的鼎力支持后，儒学从此逐渐成为了“显学”，儒家从此与封建王朝的交融也愈加深厚。

汉代的儒家思想尤其是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之后的儒家思想，其政治价值已经凸显出来。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古代封建阶级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与利益的媒介，为统治阶级提供了全面而又深刻治国方略，“四书五经”就是治国方略最好的理论来源。儒家治国讲的是“王道政治”，宣扬的是“君权天授”，其真正用意在于解释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儒家主张“为国用礼”、“以德为政”，《论语》中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意思是，以强制的行政手段、政策律令来治理国家，使子民顺服；以严苛的刑法来制约，使人们安分守己，唯唯诺诺，只不过让人暗藏了一颗不知廉耻的内心，并且短时间内不表现出违法乱纪的现象，但是这只是浅层面的和平稳定；如果以仁义礼法来感化民众、来引领人民，那么民众就不会害怕为自己所耻辱，并且能在平时的生活中摒弃不良的习俗习惯、净化肮脏的心灵。也只有采取这样的举措，才能使民众真心实意地服从统治阶级的权威，实现国家的稳定与社会长期安全，不仅有利于国家和平统一，也能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需求。

与此同时，在汉代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其思想教化的作用已经逐渐大于其教育教学的作用。儒家作为中国传统地缘政治与文化规划的设计人，其规划在离不开政治把持的同时还需要通过向人们灌输政治层面的观念，使民众形成一定的政治素养与对于统治阶级和国家的认同感。在儒家看来，民众要有一个符合统治和主流思想的国家观，个人要绝对服从于国家、忠于皇帝，儒家要求人们既要修养身心处理好家庭问题，又要忧国忧民关心天下大事，这就是规范约束人们的方式，要使人们准确地认识到属于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并为之践行，这样才能做到以“克己”和“复礼”之道最终成“仁”。儒家思想在人的内部角度讲求扩充人性里固有的“善端”，要不懈的追求高尚的修养之路，使民众信服有成就圣贤、达到理想境界的希望。这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在培养了人们拥有良好道德品质的同时，还巩固了执政者的统治地位，又达成了培育并引导民间贤才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目的。

三. 韩愈的《师说》与复兴儒学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动荡不安与隋朝短暂的大一统，一个强盛的王朝矗立在我们的面前一一一唐。唐朝主要采取以儒学为主干，佛、道为两翼的的思想文化政策。“三教合一”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东汉灭亡后的三国时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逐渐退隐“幕后”，玄学登台，社会的动荡促使人们避世与放逐自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则体现了佛教的兴盛与佛学本土化的逐渐完成。至唐朝，虽然儒家思想已经不再“独尊天下”，但是作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维护国家统一，实行思想上的控制仍然是统治者心中的重中之重。儒家守常，守的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与政治有着密切联系，“君臣父子”代表的是一种等级秩序，也是一种阶层；道家达变，变的是心态，是一种“无为”与“逍遥”，也是为了平息民众对于政策的不满；佛家治心，讲的是“因果”与众生皆苦，既有对统治阶级的警告与劝诫，又有许社会底层民众以未来幸福“空头支票”的作用。

在儒家思想不再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也在唐朝中期国家动荡初显之时，韩愈站了出来，提出了“复兴儒学，反对黄老”的观点。他一生致力于儒学，大力提倡儒学并身体力行，具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唐王朝统一，这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二、提倡儒家正统思想，批判佛老思想。元和十四年，唐宪宗派使节迎佛骨，国都也掀起信佛的潮流，韩愈不顾杀头的危险，上书《论佛骨表》，直言供奉佛骨实在是荒谬，并要求将佛骨销毁，永远革除佛教之根源，不能让天下人为佛所误；三、他引领了唐朝的“古文运动”，极力反对徒有其表的形式主义之风。并提出的文道一体、文从字顺等理论。“文以载道”也是韩愈最根本的文学思想；四、继承儒家传统，兴办儒家教育学校。具有进步思想与教育意义的《师说》是韩愈代表作品之一。《师说》是一部解放思想，极具进步意义的著作，即使在今天对于我们的教育仍有借鉴意义。韩愈在认识论的角度使人转向唯物主义，他认为“人非生而知之者”，强调人们需要学习，知识不是先天就具有的，只有学习才能获取知识。同时他还认为“古之学者必有师”，强调了老师的作用及其主导地位。其“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不耻学于师”更体现了民主的思想与师生关系可以相互转化的寓意。在思想政治的教育教学进程中教育者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人公”和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政教育的主导，必须具有积极的观念与思维，主动对受教育者进行积极的“正能量”的教育，同时教育者者必须具有创新的想法，不拘泥于教条主义，发散思维使受教育者爱学、乐学。此外还需要给受教育者提供一个“过渡阶段”，既要让受教育者立足于实际情况满足现实需要，又要给受教育者一个目标，使这个目标略超前于受教育者的实际水平，以此给予受教育者动力，引导其实现自身向前发展的趋向。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中，二者的关系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二者的关系也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既要民主，又要使受教育者敢于发言。课堂不是教育者的“一言堂”，在保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方互相尊重，课堂秩序和谐的前提下，双方可以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师”不仅是“师傅”，“生”也不局限于“生”，二者相互交流共同进步，才是使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更进一步的良好途径。

四．理学心学：儒家思想的僵化

宋明理学的兴起，是儒家的第二次自我超越，也是传统文化的一次大变化。唐朝时期，思想文化处于一个较为开放的阶段，儒释道三教都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儒学本身的原因和上层社会对于佛道两家的偏好，儒学不再像汉代一样占据主导地位。到了中唐时期，韩愈等儒家学者提出复兴儒学并将其主张付诸于实践，这些思想家吸收了佛道两家思想中对于儒家发展的积极成分，将儒家学说纳入了一个哲学和逻辑体系，经过程颐和程颢的发展，到了朱熹时期臻于完善，便逐渐成为了后世所说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一个相对表述比较宽泛的形容，用“程朱理学”对于这个时期的儒学进行概括较为准确。因为这一时期的理学中并不包含王阳明和陆九渊的心学，而是程朱等理学家的思想观点占据了主导。理学家们讲究的是“天理”至上，他们将天理这个抽象的概念从书本中提取出来，并将所谓的“天理”具现化为一套僵化而又脱离实际的强制性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并从官方的角度将其固化下来以维护思想上的统治。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不仅表现了在宋代和明代时期封建君主专制走向顶峰，更暗示了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落的历史必然。虽然理学在之后的百年时间里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是理学本身对于人性的压迫和思想的禁锢对于国家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儒家思想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与演变，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备的教育理论体系，在社会教化和道德修养教育这两个方面提出了不少教育方法与手段，其中很多对于当今的教育都有的启发意义。比如现当代思政教育的基本方法包括理论灌输、实践锻炼、自我教育、榜样示范、比较鉴别、咨询辅导法等，很多方式方法都能从儒家的教育思想中寻找到源头。除此之外，儒家思想中化民成俗、环境陶治等方式对当代思政教育教学的创新都有着不小的启发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独特的阶级属性同时又和政治、文化有着紧密的关联，但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下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封建制度下的儒家思想不仅反映出封建统治下政治经济和教育、文化、思想上的需求，还随着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根植于广大民众的思维深处。但是，现当代的中国正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并且逐步为建设现代化，实现中国千年来的复兴梦想而奋斗，儒家思想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追求，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去除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儒家思想之间的文化纽带，我们可以从传统儒家思想中吸取有助于思想解放、符合人性的部分，做到去粗取精并将其以科学的手段与方式融入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中，使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重要助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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