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控理论视域下对《红字》两个汉译本的研究

摘要：霍桑的著名小说《红字》自1850年发表以来，于1851年出现德文译本，1853年出现法文译本，此后陆续译为世界各国文字。具体语言种类与译本已不可考。笔者选取了2012年北方文学出版社陈嵩先生译本以及中国第一个《红字》汉译本——1934年张梦麟先生译本，运用勒菲弗尔的操控翻译理论试进行分析，发掘操控理论中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三大因数对两个译本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红字》；操控理论；翻译研究；意识形态

1.引言

1850年，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发表的小说《红字》一经问世便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很快便被译入各国语言。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提倡用新文学开启民智，开始大量地译入外国文学作品，一度将其视为新文学发展的方向。鲁迅把翻译过程比喻为“偷外来的火，烧自己的肉”。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各类译本在中国的发表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张梦麟（1901-1985）的翻译活动也在此时达到了最高峰。他在翻译外国小说、戏剧和解读文艺思想，开展大众教育等方面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作为《红字》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张先生的译本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纪念意义。译本本身的质量也无可挑剔。很大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外国文学汉译的特点，对后世的翻译也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但上世纪三十年代，白话文正方兴未艾，现在读起来难免有拗口之处。加之当时保守之风尚存，使得译文的道德取向偏向传统（如在译文中多对主角海斯特持批判态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开放的春风吹拂，外国文学翻译也开始讲述它春天的故事。不仅许多新翻译作品不断涌现，以前翻译的作品也大量再版。《红字》在这一新时期也得以新生。陈嵩在2012年的译本中，则少了很多主观成分，对待小说主角的态度也同张大相径庭，极力将海斯特刻画为为摆脱命运努力抗争的正面形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界发生了“文化转向”。勒菲佛尔等“操纵”论者认为翻译活动不可能在真空状态下完成，意识形态、诗学和权力等因素作为一定社会与文化产物，始终是影响翻译的隐形力量和制约因素。翻译应介于文化和历史中。（Bassnett 2013：9）笔者试用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从多方面考察这一翻译现象发生的原因。

2.“操控翻译理论”研究述评

20世纪50年代，翻译研究的重点是语言学，许多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多种翻译理论和方法。20世纪7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呈现出多种趋势，即从翻译从语言现象向文化问题的转变。翻译研究者们已不再只关注字句这一语言学层面的对等，对于翻译背后的文化、社会和历史意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到了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发生了变化。翻译赞助者、译者、读者和译文环境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操纵”一词最早是由西奥·赫尔曼斯（Hermans）引入翻译研究的。1985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的文章，他在文中把多元系统的制约归纳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要素（Hermans，1985），标志着著名的“操纵学派”的出现。该学派广纳贤士，其中包括西奥·赫尔曼斯（Theo Hermans）、安德鲁·勒菲佛尔（Andre Lefevere）、吉迪恩·图里（Gideon Turi）和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net）。翻译研究界不再把翻译当做是纯语言活动，而是社会文化语境的一部分。这很快成为了翻译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并逐渐取代了当时语言研究的主导地位。另一操控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翻译学家勒菲佛尔，作为操控理论的集大成者，在以色列著名翻译理论家、文化研究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Even-Zohar）的多元体系理论的影响下建立了自己的“操控理论”，提倡把翻译研究同世俗权力和思想意识结合起来，提出翻译的实质就是改写，把翻译作品纳入多元系统是十分重要的，翻译不能仅仅关注语言学层面的对等。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由当时的意识形态和译者自身的诗学特点为主导，不能准确地反映原文。因此，他认为翻译本身就是将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改写和再创造到其他文本中的过程。而在政治学中，它被用来描述政治信仰体系，在社会科学中有许多政治意识形态。（Lefevere 1992）他的理论形成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981年，在Beyond The Process：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 Theory一文中，他指出文学系统不能在“真空”中进行，开始探讨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制约和促进。（Lefevere 1981）“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也是在此正式提出。在同年的Translation Literature：Towards an Integrated Theory一书中，他很少提及，更多谈论到描述性翻译，提出了“refracted text”（折射文本）这一概念。（Lefevere 1981）1984年，在That Structure in The Dialect of Man Interpreted中，他提出了“patronage”这一概念。总之他认为，翻译是文学系统下的一个因数，文学系统和其他因数互相影响，同时受到社会环境这个大因素的影响。任何时代的翻译活动都要受到内因和外因的影响。内因来自文学系统内部，如译者，批评家等专业人士的影响；外因则来自文学系统外部，常常为有能力阻止或者促进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进行的个人或机构，统称为赞助人。专业人士关注的是诗学，赞助人关注的则是意识形态或利益等。综上所述，操控理论作为一种指导译者翻译的标准，要求译者跳出传统的逐字对应翻译方法，翻译时要注意考虑译入语和目标语两种文化的互相转化；作为一种翻译研究方法，则要求我们在研究翻译作品时综合考虑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对翻译作品做出公平的评价。

3.两个译本下对“操控”的表现

3.1意识形态的操控

政治是一个国家的各个阶级为了维持和发展自己而采取的有利的策略、行为、手段和组织模式。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和统治。政治是意识形态的突出部分，政治权力是非常强大的。一切文艺活动，不得直接同政治相抵触，否则予以禁止和销毁。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翻译和传播活动都与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为了达到通俗化的目的，古代佛经翻译是用道家思想来解释的，道家思想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到现代新文化运动时期，小说的翻译救国，无不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文学形象的归化和原文所持力层也是政治性的。

《红字》的文学性虽然远远超过了政治性，但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因素的控制。在文章的第17章的开头，海丝特·白兰努力告诉阿瑟·丁梅斯代尔，他的朋友兼医生罗杰·齐灵渥斯是她的前夫，也是那个用尽浑身解数加害与他的男人。阿瑟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惊，接着又大发雷霆。我们来看看丁梅斯代尔在译者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形象。

原文：“The minister looked at her，for an instant，with all that violence of passion.”（Hawthorne 2012：273）

张译：牧师向她看了一下，脸上现出极尽他所能够表示的极猛烈的愤激，（张梦麟 1934：117）

陈译：牧师异常激动地看了她一会儿，这种激情有着各种各样的形态和他那比较高尚、比较纯洁、比较温柔的品德混在一起，（陈嵩 2012：100）

本章说到：牧师（阿瑟·丁梅斯代尔）意识到他所迷恋的女人；那个和自己一样佩戴红字的女人；那个和自己一起在上帝的注视下虔诚地赎罪的女人。她的前夫和她在同一所房子里住了七年，而他却不知道。在他高贵外表的伪装下，掩饰了七年的，内心深处的秘密，在另一双眼睛里，像白昼一样清晰地显露出来。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他被欺骗了七年，在这些讽刺的目光下像小丑一样表演了七年。让我们看看两个译者是如何处理的：

在张译中，牧师只是看着她，他的脸尽可能表现出他的愤怒。也就是说这个牧师很愤怒，几近疯狂，但是还是保持住了理智。给人感觉是一个善于克己保持礼貌的温柔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越界。而这正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形象，中国历代文人经过几千年传统儒家思想的培育，在20世纪30年代仍然根深蒂固，特别是在张梦麟这样倾向于新文化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他对对海斯特持批判态度，对丁梅斯代尔持同情态度。

3.2 诗学的操控

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中，对诗学的定义为：一种诗学形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种文学手法、体裁、母题、人物原型、场景以及象征等；二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作用。后一方面在决定选择何种与社会体制相关的文学作品的主题才能使作品引起注意时特别具有影响力。（Lefevere，1992：26）诗学是另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他决定了文学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出现，才会在社会的某一特定时期受到广泛接受。每一个时代几乎都有自己对应的诗学形式。这种诗学在当时是实践的主流，而且具有很强的排他性，所以我们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每一个时代都形成了适合其自身诗学形式的环境。对于作者来说，特别是对于译者来说，它必须沉浸在两种不同的文学中，所以翻译一部作品不仅仅包括文字的转换，更多涉及到文学形象和文学样式的转换。所以译者（改写人）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不得不稍微修改原著的文化和宗教因素，否则翻译活动就很难进行下去。下面笔者就尝试分析诗学因素对两个译本的不同影响。

原文："A wise sentence！" remarked the stranger，gravely bowing his head.（Hawthorne 2012：94）

张译：“好一个贤明的判决”陌生人庄重严肃的鞠了一躬说了。（张梦麟 1934：21）

陈译：“真是个好办法，”这个异乡人说，接着恭敬地鞠了一躬（陈嵩 2012：12）

“贤明的裁决”在传统社会中是比较流行的说法，但现代人肯定很少这样说话了。在张先生看来，这名男子庄重地鞠了一躬。更符合当时知书达理之人的礼貌习惯。张译处处体现了传统儒家诗学大环境下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白话文仍具有很强的文言文色彩。措辞方面同现代文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但综合当时历史情况来看，张先生的白话文水平已经是出类拔萃的水平了，毕竟白话文直到1920年才由北洋政府正式推行。

到了如今改革开放的年代，封建时代和革命时期的语言早已是昔日之花，很少被我们提起。在新时代思潮的影响下，陈先生的译本则更多体现了现代人说话的干练。“真是个好办法”听上去也更接地气，充满乡土气息。体现了当下宽松自由的诗学环境下，文学更加的贴近了生活。

3.3赞助人的操控

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一书中勒菲弗尔对“赞助人”定义

为：主要指那些可以促进或阻碍文学阅读、书写和改写的力量。（Patronage means

“something the Powers（Persons or institutions）that can further or hinder the reading，writing and rewriting of literature.”）（Lefevere 1992：14）

这种力量既可以由个人行使，也可以由宗教团体、政党、皇室、政府部门、出版商和大众媒体组织等团体行使。这种力量也常常让译者在选择和出版译文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但赞助人往往更倾向决定文学意识形态，而把诗学的有关问题留给专业人士。正如陈德鸿，张南峰所说的那样“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陈德鸿，张南峰 2000）我们从中可以知道，赞助人对于翻译文学的走向、翻译文学的兴衰、译者的地位乃至生命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张丹 2006：2）

杨宪益先生曾在《漏船载酒亿当年》中这样回忆道：“不幸的是，我俩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我主要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所以在选材方面还算幸运的。但有时候即使是古典诗歌的选择也要视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而定，我们常常要为编辑们选出的诗和他们争论不休，经过长时间的商讨方能达成妥协。”（杨宪益 2001：190）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赞助人权利的绝对性，同时赞助人也代表了当时取得绝对优势的社会意识形态。

4.结语

本文从勒菲佛尔的操控视角出发，利用操控理论的三要素，分析了两个不同时期《红字》译本，得出：20世纪30年代，张梦麟的翻译深受其新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影响，在道德伦理方面存在着传统价值观的偏颇。译者试图从诗学中的“艺术人格”的角度来将小说描写成一出希腊悲剧，在客观描写的同时，为人物增添一种宿命的色彩。21世纪陈嵩的翻译则更贴近寻常百姓的心境，将人物塑造的更加饱满，凸显了人类永不褪色的话题——善与恶。在措辞上则更加从容，少了张译的几分阳春白雪，更有烟火气息。

参考文献：

[1]Andre Lefevere.Beyond The Process：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 Theory[M].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1981.

[2]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 Literature：Towards an Integrated Theory[M].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1981.

[3]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2.

[4]Bassnet，Susan.Translation Studies.4th Revised edition[M].NewYork：Routlege.，2013：9.

[5]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