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历史自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明确的价值导向性、知识的总体性、内在的知识统一性与内在的两重性特征，具备维护功能、批判功能与引导功能，因而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党的历史自信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特点，也成为了二者互动融入的前提。二者在理论、实践与社会三方的相通成为了互动融入的基础。所以，二者互动融入对党与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历史自信；意识形态；互动融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党的二十大报告也进一步要求全党“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1]。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是对党的历史自信内涵的具体阐释，指出了党的历史自信具有的意识形态的功能特征，又对新时代如何坚持党的历史自信作出了部署。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之后，学界关于党的历史自信的研究便成为了重大理论研究热点。学者围绕历史自信的内涵要义、价值意义、实践指向等方面开展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成果。内涵要义研究方面主要形成了4种观点。一是本意说，认为在众多解读中，需要凸显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取得的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肯定的本意，指出历史自信既是中国共产党对百年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既是对理想信念的自觉坚定，也是对初心使命的自觉坚守。二是领导自信说，认为党的历史自信的自信源于党对自身领导的自信，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离开了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成果，因此必须坚定党的领导自信。三是三维度说，从历史伟业、历史自觉、历史担三个维度分析，认为汇聚历史伟业、彰显历史自觉与把握历史主动是党的历史自信的内涵。四是自信统一说，认为对党的历史自信的理解应当与“四个自信”的内涵紧密结合，历史自信与“四个自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贯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价值意义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探讨党的历史自信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学者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加强与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加强党员干部理论素养、党性修养和理想信念等角度探讨了党的历史自信对新时代党的思想建设的意义作用。实践指向研究方面，认为持续推进历史信念的制度化、历史认知的理论化、历史自觉的大众化，不断增强全党全民族的历史自信，是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关键。

在深化对党的历史自信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还要看到，党的历史自信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特征，应该分析党的历史自信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探讨二者互动对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功能价值。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自提出后，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其理论实践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党的历史自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逐渐从政党层面扩展至国家、社会与个人层面。因此，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深入阐释党的历史自信的意识形态功能特征，探究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找到二者互动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功能价值意义重大。

一、党的历史自信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特征

学者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具有5大特征与3大功能。就特征而言，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明确的价值导向性、知识的总体性、内在的知识统一性、内在的两重性。就功能而言，意识形态具有维护功能、批判功能与引导功能。事实上，党的历史自信就具有以上5大特征与3大功能[2]。

党的历史自信的特征。第一，党的历史自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特征。党的历史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自信，是其代表并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表现，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与初心使命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改革开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不彰显党鲜明的无产阶级特征。因而，作为党奋斗成就的自我肯定的党的历史自信，无疑也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第二，党的历史自信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性。相对于理论说教，党的历史自信具有明确的导向性。所以其突破了理论层面走向价值层面与实践领域。党的历史自信告诉人们什么是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告诉人们如何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统一。因而党的历史自信是个人发展方向上的价值目标。第三，党的历史自信具有知识的总体性与统一性特征。党的历史自信是一个复杂的结构，表现为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了政治、法律、经济思想、哲学等内容。其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工程，其内容在逻辑上是完整的、发展的、一致的，体现了党对自身奋斗成就的自信。同时，党的历史自信是以系统化、理论化的形式出现的，表明的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基于自身利益而形成的统一思考，由此形成系统化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第四，党的历史自信具有内在的两重性特征。一方面，党的历史自信能正确反映建党以来党不懈奋斗取得革命、建设、改革成就的历史过程与历史经验。另一方面，党的历史自信也具有否定性，将建党以来的错误路线、错误思想予以否定，即对不符合中国实际的虚假意识的否定。

党的历史自信的功能。第一，党的历史自信具有维护功能。党的历史自信是党一百多年来理论实践成就的总结，是被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普遍承认、普遍尊重，而具有合法性权威的思想认识，其揭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为维护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为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充足的历史依据、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第二，党的历史自信具有批判功能。党的历史自信客观分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进程，批判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的丑恶嘴脸，批判了愚昧落后庸俗的意识，同时又批判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与错误路线，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维护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党的历史自信具有引导功能。党的历史自信承认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引导人们群众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这个共同的理想信念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马克思阐明了无产阶级最终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将经历两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即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具有以下特点，“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同时强调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以上两个论断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拥护，起到了，起到了价值引导的作用。可见，党的历史自信作为中国共产党对百年奋斗的物质成就与精神成就的充分肯定与积极践行，其具有意识形态的的功能特征，属于意识形态范畴[4]。

二、党的历史自信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融入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一般认为“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相适应，从劳动者的立场出发，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自觉反映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思想观念综合，其主体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决定了党的历史自信具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同一性与非同一性[5]。

党的历史自信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同一性与非同一性。同一性是二者的共性，即共同特点。民族性与先进性则彰显了二者的共同特点。党的历史自信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均植根于中国大地，是在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与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斗争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非同一性即二者具有不同特点。最突出的不同是二者所承载的主体范围与影响范围不同。党的历史自信是党内的主张与观点，是对全体党员作出的要求。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是对全党全社会的要求；党的历史自信影响的是全体党员，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则是包括全体党员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公民。同一性与非同一性成为了二者互动融入的前提。

党的历史自信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互动融入的基础。党的历史自信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互融入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与社会基础。第一，理论基础。一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党历史自信的理论根基，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区别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标志。党的历史自信赋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多的斗争底气与思想资源，推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通过对人民群众思想观念产生影响，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助力党创造新的价值，形成新的优势，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历史自信的内涵，扩大其意识形态功能，从而使两者达到互相渗透和共融。二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优势理论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理论。一般而言，优势是指具有超过同类的形势。党的历史自信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普遍优势与中国共产党特有的优势之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普遍优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有优势之上，两者具有共同的最大优势，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第二，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二者融合的实践基础。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党的历史自信彰显了党的先进性优势。社会主义事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了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对多元化的思潮发挥了优势的引领作用。第三，社会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党的历史自信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共同的中国社会现实是二者互相融入的客观基础，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则是二者相互融入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党的历史自信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互动融入的途径。既然党的历史自信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互动融入有了前提条件与基础，那么就必须找到二者互动融入的途径。第一，党的历史自信融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途径。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党的历史自信的社会化，吸收党和国家在奋斗中形成的一切优秀成果与一切优势，将党的历史自信提升到国家层面。经归纳提炼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写入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历史自信的概念引入宪法。二是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断发展着的党的优良传统与形成的新优势等内容，将不断地被纳入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中。三是以党的历史自信的强大感召力、辐射力与亲和力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化。第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融入党的历史自信的途径。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要求融入党的历史自信的内涵之中，进一步扩大党的历史自信的意识形态功能。二是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进一步健全党的思想体系，切实把党的历史自信作为指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的重要武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党的历史自信统一起来。三是全体党员在党的历史自信的感召下，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者与捍卫者。

三、党的历史自信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互动融入的价值与策略

党的历史自信“印证了意识形态内含的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理论张力，架设起了由历史过往到当下及未来的实践通道”[6]，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践的方向和道路，也影响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效果”[7]。就这个意义而言，二者的互动融入在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者互动融入对党的建设的价值。一是丰富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二者互融使党的历史自信不仅在党内得到高度认同，而且在全社会得到高度的认同，从而增加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资源。二是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二者互融能让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的要求更加深入人心。三是改善党的执政环境，让全党思想更加高度统一，集中力量应对“两个大局”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后世界经济复苏的挑战。四是发展党的执政思想，进一步丰富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的内涵与外延。

二者互动融入对国家建设的价值。一是凝聚共同意识，形成社会合力。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后，一些人有着“未来我们能否继续成功”的困惑。二者相互融入通过发挥思想的引领作用，把对党和国家“未来必定继续成功”的思想共识统一起来，形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价值追求的最大共识，凝聚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合力。二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当前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意识形态安全形势，敌对势力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破坏与打压妄图颠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二者互融有利于巩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人民防线，有效维护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三是提升国家软实力。二者互融有利于在人民群众中进一步讲好党的故事与中国故事，增强党对人民群众持久的影响力、感召力与凝聚力；有利于进一步在全球发出中国声音，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从而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促进二者互动融入的策略。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为促进二者的互动融入，首先，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要是党通过对自身理论、道路、制度、文化与历史的自信话语与优势话语构建，进一步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价值导向与舆论导向的领导权，筑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阵地。其次，要加强党的历史自信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阐释与宣传教育。社科理论界需要运用多学科交叉知识，不断丰富党的历史自信的内涵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教素材，使之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与更强大的亲和力，使其成为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后被人们群众承认接受的社会共同价值观。再次，要完善党的历史自信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互动融入的体制机制。既要防止利用机械植入与简单融入的方式，保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又要保护爱国进步的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使之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力量。同时，要积极探索党的意志与国家意志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效融入的机制，既不能“左”更不能“右”，确保党的意志能顺利转变成为国家意志。最后，要运用科学方法。在二者互动融入过程中特别是在宣教中增强针对性，善于运用信息化等现代技术手段巩固与夯实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打好意识形态领域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版，第553页。

[2]唐晓、杨帆：《政治科学基础》，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309-311页。

[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14页。

[4]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16页。

[5]赵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50页。

[6]朱文琦、祝志男：《论历史自信的意识形态功能——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河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第13页。

[7]刘雪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主要功能、实践指向》，《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16页。

本文系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党的历史自信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互动融入的价值研究”（编号：145S035）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