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为研究对象，运用GIS解析2016年—2020年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分布特征，着眼于特点区域居民的幸福指数和社会经济的支持力，从经济水平、生活消费、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及生存环境幸福度五个方面为支撑，选取22个指标建立徽州生态保护区居民幸福指数评价体系，采用熵权TOPSIS剖析居民幸福感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1）2016～2020年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幸福指数介于0.402～0.607间，呈缓慢上扬态势。突出了各区县差异的始终存在性，同时反映出居民幸福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然而考虑到各区县差距及区域的协调发展，其任重而道远。（2）2016～2020年从分类幸福度看，经济包容、公共安全与生存环境幸福指数总体呈连续"M型"上升趋势，各分类幸福指数的波动，反映了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幸福感提升的瓶颈与短板所在。（3）从幸福指数综合评价来看，2017年的前两年贴近度总体较为平稳，2018年开始到2020年四年间各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4.7%，增长幅度较大。（4）从2020年的空间布局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幸福指数空间格局呈显著的"中间高两边低"态势。各区县呈"大聚集，小连片，微散落"的空间分异状态。

关键词：熵权法TOPSIS法；幸福指数；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分异

一、引言

关于居民幸福研究，以跨学科交叉为主，其中使用了很多术语，包括幸福感、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体验效用和生活质量[1]。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分析居民的幸福指数[2]。几十年来，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分析引起了社会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的兴趣[3]，对幸福指数的实际测量被认为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4]。在定量研究中，已经开发出的新方法在不同的空间当中测量群体及个人的幸福感，关于幸福感的获取和测量在新研究轨迹中逐渐出现。在目前的研究中，尽管经济因素与人们幸福指数密不可分，但是它并不是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唯一因素。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学的研究者们才开始将“幸福”与经济相结合进行研究，并通过实际案例研究国家之间居民幸福的影响因素。目前，社会科学研究界广泛关注社会福祉和幸福感评价体系的衡量标准。

学术界对幸福指数的关注始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感概念。国内学者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认识国民幸福指数重要性的[5]。随着幸福指数研究的发展，研究方法从幸福感调查问卷与量表向结构方程模型发展[6]。引入享有幸福感体验这一概念，由于幸福指数与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等方面密切相关[7]，很多关于区域居民幸福感的研究，包括经济因素、收入分配机制、社会公平的根本保障对居民幸福指数进行测评[8]。国外很多学者是从多维度来研究幸福指数， 以便分析福祉，而不是仅仅依靠GDP来捕捉所有关键方面[9]。需要客观和主观结合的方法，已有研究对居民幸福感的空间分布涉及较少，且在诸多影响因素尚未有统一定论，这为本研究突破提供了可能性。

考虑到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承担着文化保护和生态发展的重大使命，其居民生存环境的提高、资源的合理分配等问题，已成为迫在眉睫的理论课题与实践任务。文中以社会福祉服务设计的发展为切入点，考虑资源分配的均衡性，借助熵权TOPSIS法，分析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幸福指数的变化趋势，五个维度的幸福感及各地幸福指数空间格局特征进行测评，对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幸福感﹑缩小城乡差距、带动地方文化生态发展提供重要的实践意义。

居民幸福感主要分为主观幸福感（SWB）和客观幸福感（OWB）两部分。SWB主要是指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尤其是在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的认知上[10]。这些评价往往会产生积极的情绪，包括心理活动、休闲娱乐活动和家庭氛围。对居民OWB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保护区文化服务价值、医疗情况和休闲交通之间的关系。OWB的研究主要基于反映居民客观经济和社会生活条件的外部指标，如经济收入与支出，就业与社会保障等方面[11]。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应考虑OWB的应用，如在户外游玩过程中更加关注居民的福祉，不断优化文化旅游的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功能，提高服务效率，提高幸福感，推动中国共同富裕的发展[12]。文献中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健康的生态环境可能对人类健康的一系列方面有益。城市中健康的生态环境是很重要的，有助于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福祉发展，能够提高工作能力和学业能力，并影响整体幸福感。然而，其中，生态保护区与幸福之间的联系受到的关注较少。

二、调查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该文以黄山市三区（屯溪区、黄山区、徽州区）、四县（歙县、休宁县、祁门县、黟县）、安徽绩溪县、江西婺源县共九个县级行政区（即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地理空间）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来源于2016～2020年《黄山市统计年鉴》、《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各类统计年鉴及各地州网站相关数据分析和整理，最终整理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2016——2020年22个指标的统计数据，研究区域的位置。

（二）幸福指数构建

依据构建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全面性、可得性、规范性以及体现生态保护区的区域特色等原则，参考前人研究的现有高质量文献研究，该文综合考虑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普遍性和前瞻性，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进行研究，突出了社会公平、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等特点。从选取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幸福指数为一级指标出发，选取契合徽州生态保护区居民幸福指数特点的经济水平（人均CDP、I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城镇化率）、生活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乡比、人均居住用地建筑面积、人均道路交通面积、城市燃气普及率）、公共服务（城镇登记失业率、一般公共财务预算支出、普通中学生师比、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千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公共安全（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百万人火灾发生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城乡比、年末社会保险参保率）与生存环境（森林覆盖率、人工造林面积、工业用电量、全年优良天数比例、污水处理率）5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

（三）研究方法

熵权TOPSIS法。与以往的主成分分析法、AHP法、熵值法等不同，熵权法主要原理是根据指标的大小来确定客观权重，最大程度上减少主观上模糊的赋权方法，最终以综合所有因素提供的信息量，计算出多指标综合评价统计学方法。该文采用熵权 TOPSIS法，一方面是考虑到综合评价中二级指标与三级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另一方面是考虑到评价对象与指标之间的评价结果与真实情况的吻合度，文采用熵权 TOPSIS法对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整体和九个地区的居民幸福指数水平进行比较，以分布的空间特征和时间节点上进行差异性研究。

三、结果与分析

（一）居民幸福指数变化趋势

2016—2020年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幸福指数整体缓中有稳，稳中有进，呈递增趋势。五年间，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幸福指数介于 0.402～0.607之间，最大振幅0.205，并在2020年达到峰值。该增长趋势说明了首次将” 幸福” 二字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以来，政府不断加大对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普惠政策，使得包容型经济、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结构、环境保护等得到快速发展，居民的幸福感也从这些社会资源的普及与共享中得到了提升。

从幸福指数系统层的影响来看：幸福指数权重占比最大的是经济水平，高达23.63%，城乡经济发展的水平差距较小，不仅是经济水平的一种体现，而且能够反映出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的经济发展效益较好，极大地影响着居民的幸福指数；公共服务和生存环境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次之，说明提升徽州文化保护区居民幸福指数的过程中， 就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应当深度的考虑提高社会文化服务及居民物质生活基础，加之重视生存环境的保护，有利于满足居民幸福感的需求；加大徽州生态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地域空间上具有的先天环境和基础教育、医疗等的公平性；生活消费和公共安全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较为薄弱，表明当地居民在生活消费方面的差距不大，公共安全系数较高，因此，没有产生较大影响。

从各具体指标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来看：从城镇化率（9.14%）在22个指标中占据第一的权重可以看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城镇化建设管理措施逐步落实到位，实现了城镇规划延伸到乡镇和居委会的城市化进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城乡比（5.96%）的权重排名第二，说明社会公共服务的包容性更强，真正做到了为居民谋福利；人均造林面积（5.84%）、森林覆盖率（5.73%）也占据较大的影响地位，由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占据安徽省和江西省较大的生态保护区，对于生态保护的意识更加强烈，所以在生态保护方面更加具有显著优势；千人拥有卫生技术入员数（5.42%）和人均GDP（5.40%）的权重相对较高，整体上反映了医疗环境对幸福指数的干预强度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居民幸福指数;一般公共财务预算支出（4.93%）、工业用电量（4.86%）、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4.82%），第三产业占GDP比重（4.52%）、年末社会保险参保率（4.51%）和千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4.49%）这6项指标的权重也在均值4.51%之上，表明公共服务和安全方面需要多依托社会层面的重视，少部分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人居环境改善，这些指标的大小不同，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也不同，需要加强重视这些指标对居民幸福度的影响。

（二）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幸福指数子系统评价

在经济水平评价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贴近度逐年呈现出一个上升的态势，在2020年达到峰值，城镇化率和人均GDP的关注在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的中处于核心地位。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越来越注重经济水平的发展，花大力气抓城乡的收入差距和人均GDP等其他方面，在提升居民幸福度方面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在生活消费中，2018年作为峰值点，整体呈M型趋势，且各指标变化浮动较大。说明在2018年，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住用地、道路用地以及燃气普及率受到了重视，在2019年下降，可能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来袭导致2019年和2020年的生活消费受到影响，所以在生活消费的四个方面有待加强。在公共服务中，贴近度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公共服务的影响主要依托于一般公共财务预算支出、普通中学生师比、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千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这4个方面，说明居民对教育和医疗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在公共安全中，逐年呈现出倒挂的趋势，其中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代表着交通事故发生率的高低，显然交通事故发生率是逐年递增的，包括火灾发生率这些安全事故的发生，均处于逐年递增的状态。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城乡比指标均逐年递减，充分体现了社会在居民享受的基本社会保障、不平等待遇及服务缺位现象。年末社会保险参保率的递减说明居民不重视，从贴近度的趋势可以看出，公共安全这一指标阻碍了居民幸福指数的提升，需要提高重视程度。在生存环境中，从2016年至2020年这五年间贴近度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表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在资源环境利用与保护中越来越重视包容、协调、绿色、共享及可持续发展。

横向比较结合来看， 经济水平、公共服务、生存环境与总体居民幸福度呈上升趋势，生活消费和公共安全幸福指标与其呈波动下降态势。1）2016～2020年间经济水平、公共服务、生存环境与总体居民幸福指数变化趋势一致性较高，而其他分类幸福度则波动较大，在一定程度上阻抑了整体居民幸福度的提升。2）五年间各分类幸福指数均有所增加，增加值顺序为： 经济包容（23.63%）、公共服务（21.55%）、生存环境（21.39%）、公共安全（20.52%）以及生活消费（12.92%）幸福指数，而生活消费幸福指数为最低。3）就整体而言，除经济水平、公共服务、生存环境幸福指数外，其他分类幸福指数均波动较大，极大地阻碍了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幸福感的稳步提升，反映了居民安全、生活消费是其提升的短板。

（三）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幸福指数综合评价

经计算，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幸福指数最高得分是最低得分的1.509倍，从综合贴近度的纵向分布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到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均呈现出上升态势。具体来看，2017年的前两年贴近度总体较为平稳，2018年开始到2020年四年间各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4.7%，增长幅度较大。

第一，2019年和2020年综合得分超过0.5，居民幸福指数总体发展上取得相对较高的优势，子系统评价均位列前二，这两年的发展在各方面发展均衡并且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没有受到较大的影响，说明不管从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做到了有效支持，将黄山市各区县和江西婺源等旅游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的影响降到最小。

第二，2018年排名第三，居民幸福指数处于中游水平，在生活消费和公共安全效益方面略显薄弱，主要是由于2018年的大环境还没有受到较大的影响，仅仅是各区县的经济发展以及公共安全未得到很好地重视，缺乏除了经济方面其他幸福度的考虑，所以居民幸福指数普遍受到影响。2017年和2016年排名四、五，居民幸福综合发展水平较低。其中，2017年各子系统评价差异较大，生活消费和公共安全较好，经济水平、公共服务以及生存环境薄弱。2016年在各子系统评价中排名均居末置位，居民幸福指数有待提高。由此可以看出，随着年限的增长，居民的幸福指数也随之增加，说明国家出台了许多关于非遗文化保护和生态保护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居民生活的积极性，且随着社会层面的高度重视，居民的幸福指数围绕着经济、消费、服务、安全、环境5个方面不断提升。

（四）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幸福指数空间分异

借助ArcGIS10.2.2软件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到各区县2020年幸福指数分布图。从区域分布看，以蓝色为主基调作为研究区；从图中能清楚分辨各区县居民幸福感的层级划分，可以看出，整体可分为四个层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各区县幸福指数呈"大聚集，小连片，微散落"的空间格局，根据幸福指数得分及空间格局特征将各区县居民幸福感分为四个梯度，具体包括：

第一梯度的黟县，居民幸福指数较高。黟县居民幸福指数（0.71）居各地州首位，其就业﹑消费水平、收入﹑社会保障等较为完善；中小学、医院﹑科研机构等较为集中，人才队伍较为健全。黟县2020年人均GDP达到36358元，城镇化率除均为100%，城市燃气连续8年全覆盖。

第二梯度屯溪区、婺源县 ，分布呈现聚集型珠串式带状片区，幸福指数差距较大。幸福指数最高的屯溪区是最低婺源县的1.172倍；两地幸福指数的均值（0.41）高于各区县的总体均值（0.381），说明虽然两地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其居民在社会资源共享方面的幸福感并不低，但受高山地理形式的影响，生存环境幸福感有待提高。

第三梯度黄山区、徽州区、绩溪县、歙县，地区分布呈聚集型且居民幸福指数较低。黄山区、徽州区、绩溪县、歙县年降水多、风力强，造林面积有限可能是致使其幸福指数普遍较低（0.495 ～0.59）的原因;在各指标中，黄山区的人均GDP仅占歙县的55. 9% ，占黟县的41.59%；城乡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达到5.79，表明城乡生活消费资源的共享方面极不均等；严重制约了城乡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第四梯度祁门县、休宁县，地区分布较散落且居民幸福指数最低。祁门县和休宁县处于相对劣势地区，幸福指数普遍较低，祁门县在公共安全幸福指数层面整体较低，主要是由于交通死亡率的增加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城乡比的增加，休宁县与祁门县接壤，休宁县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城乡比较祁门县更高，由此可见，居民的生活保障方面有待提升，并且要关注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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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金：2022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调查与价值评价研究”（AHSKY2022D197）。

作者简介：郭延龙（1991-），男，山东聊城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非遗保护和数字化设计研究。

王珂（1998-），女，安徽六安人，安徽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生态与环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