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博士研究生分流退出机制在于为博士研究生提供合理有效的选择，以期实现多样化发展，从而真正实现博士研究生人才培养目标。完善优化博士研究生的分流退出机制，有利于提升博士研究生培养机制体系的细化与完善；同时能够更好地实现研究生思想教育与学业引领，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完善高水平博士生的选拔、培养与分流机制。目前我国博士研究生分流退出机制实施进程中存在管理职责不明确、分流渠道不畅通、信息技术支撑不足等问题与挑战。需要在对该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执行过程、责任主体、保障举措和实施效果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才能进一步提出具有本土意义与实践价值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改革建议。因此需要做到对关键时间节点的把控，对不同博士生类型的考量，对不同学科专业的考核标准的选定，同时需要做到博士生分流退出的善后保障工作。

关键词：博士研究生；分流；退出；机制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直接关系着国家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供给和国家总体实力的竞争。高质量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不仅需要聚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统筹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内部结构、协调与外部社会需求的关系，更需要健全和创新培养制度保障。探究博士研究生的分流退出机制，从理论层面来讲，有利于提升高校研究生尤其是博士培养机制体系的细化与完善；从实践层面来讲，有助于做好研究生思政教育和学业引领，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完善高水平博士生的选拔、培养与分流机制。

一、当前中国博士研究生分流退出机制现状

教育生态学是近年来兴起的教育学与生态学交叉学科。教育生态学旨在运用有关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达到促进教育发展的目的。教育生态学主要关注人与教育环境的关联、教育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主体间的互动等内容。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来看，教育的环境与生态环境所处的位置相似，由于教育者与周边多种教育因素之间发生相互作用与影响，从而产生了教育生态体系。在整个教育系统之中，每一个组成的生态因素因子不断变化都会给周围因素以及全部的环境带来不平衡性。因此，做到多种教育生态因子均衡，使得生态环境变得融洽，是目前教育发展所追求的理想目标。

生态学中存在“花盆效应”，个体在离开一个有限并且狭小的空间时会失去生存的能力。在这样的效应下，博士研究生教育应该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学校应该提供平衡、有序、开放、多元的生态环境，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顺利发展。与自然界不同的是，教育生态链不仅包括传递能力的关系，也包括信息与知识流的一种富集关系。博士教育建设要形成规模，使得相近或者相似的专业形成更优质的集群，推动专业群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博士教育生态环境在认知层面也具有独特性。依据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心理学家赫兹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博士生培养环境在认知层面有独特性，博士研究生对高校所提供的软件、硬件设施存在不同认识，其满意度更会对博士研究生教育生态环境的质量，对环境的进一步提升起到关键性作用。

招生机制是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的首个关卡。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和实施细则是高校博士招生的正式文件、制度文本，规定了招生方式、报考条件、报考流程、选拔方式、选拔标准等，直接决定博士招生的方式、程序和录取，影响博士招生质量。其中招生机制的材料评审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目前多数评审标准比较模糊。在调查中可以发现，清晰且标准的材料评审细则寥寥无几，更多的是对标准的模糊提及，没有细致明了的分数赋值与详细的指标。而相较国外高校，以耶鲁大学为例，严格的把控博士研究生的生源质量，以复杂多元的招生遴选标准和计划书、非正式成绩单以及专家推荐信等文件，可以为其教育质量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教育生态学中，限制因子定律理论同样适用于博士教育机制。我国博士教育机制可以分为由上而下的“政策倡导式”和自内而外的“经验借鉴式”。博士教育涉及一个庞杂的教育循环系统，其中因子包括学校、教师、学生、政府等。具体来说，博士教育机制需要优化高等院校提供的平台，以博士教育为本的理念促进实践完善，加大提供高职院校专业设备的品质与数量，促进博士生教育方式的转变，保证研究过程的高效优质。因此，博士教育机制的建设要不断地激发各生态因子活力，促进教育群高质量发展。

其二，博士生分流之后的去向是分流退出机制的关键一环。上个世纪90年代，有学者对高校学生的退出通道进行总结，分别是成绩原因、学费问题和主动退出三个因素。如今的博士生退出机制依旧没有被有效打通，博士生分流之后的去向问题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实施的分流退出制度意味着被淘汰与出局的命运。相比之下，国外的博士生资格考试中，如果未达到相应的成绩，但是达到硕士毕业条件即可授予硕士学位，这项措施缓解了分流退出机制的压力，实施难度较小。除此之外，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趋势下，博士生主动退出的情况不断减少，加之对自我认知不足的问题，使得科研成果产出不足，缺乏职业规划与指导。因此，由于目前的博士生分流与退出机制不畅通和观念不断增加了分流退出制度的难度。

二、当前影响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运行的实施困境

目前我国多数高校已建立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但在实施中存在导师育人积极性参差不齐、个别学生消极反应所带来的压力、管理职责不明确、分流渠道不畅通、信息技术支撑不足等困境。

首先，导师育人积极性参差不齐。在博士教育过程中的分流与退出机制存在学生数量庞大，而导师的数量相对不足的状况。博士生导师一方面要完成自身的学术任务，另一方面要对学生进行专业培育，还要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工作中，工作的难度和数量上升，导致工作的效率下降，成效甚微。导师机制的核心在于“师生交往”，这就会对导师提出要求，导师要深入到学生群体之中，多和学生们进行交流与沟通。在传统的教育理念下，导师很难确切地把握学生的动向与发展状况，有关导师的激励机制并未达到完善的程度，导师的任务量完成情况很难进行量化与评估。另外，由于机制的不健全使得高校很难将已经制定的相关约束机制的作用发挥出来，不利于导师日常进行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

其次，个别学生消极反应带来机制执行压力。由于博士教育培养的持续性与连续性，其中每个子部分都是相互关联的，要对每个部分进行严格控制，不断优化局部，实现整体的优化与提升。以耶鲁大学为例，在漫长且复杂的学习与培养过程中，严格把控教育质量“过程关”，明确划分考核期间的每个节点。对于部分博士生的消极反应，在整个培养过程中要给予充分重视，避免对分流退出机制的具体实施带来落实的困难，减轻由于机制带来的部分博士生的消极反应，缓解机制压力。

再次，校方管理职责不明确。从目前的高校管理进程来看，我国实行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的院校多为国内的顶尖大学，但多数具有博士授权单位的高校很少会经历政策的实际落实，造成这种情况主要在于博士教育的稀缺性特征，我国的博士生教育仍处于精英式教育阶段，不同高校之间的博士生数量差距很大，顶尖高校需要进行规范管理紧迫性更大，而其他院校人数相对较少，一般很难落实分流退出机制。分流退出机制大多都作为一种政策性建议写入文件之中，由于并非是强制性的措施，导致其执行力度有所欠缺，另外，一些高校也会采取经验借鉴的方式来比肩世界一流高校。但是这样的机制会有内生动力不足，影响整体的实施管理有效性与积极性。

最后，分流渠道不畅通。结合目前的状况来看，由于博士生的分流退出机制的实施主体是“松散结合系统”的大学。大学有一种“有组织的无序状态”，表现出维持传统的“保守”和抗拒革新的“懈怠”与适应变化的“迟缓”等组织惰性。可以发现仅靠大学的自发内生实施，其机制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需要依靠一定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控。当前的分流退出机制对导师和学校来说都意味着名额的减少，因此在具体的分配名额问题上给予支持，避免简单使用“一刀切”的方式，才能做到差异化的实施。

三、优化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的路径

建立在对博士研究生退出机制产生的历史背景、执行过程、责任主体、 保障举措和实施效果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才能进一步提出具有本土意义和价值的博士生培养制度改革建议。因此需要做到对关键时间节点的把控，对不同博士生类型的考量，对不同学科专业的考量考核标准的选定。同时需要做到博士生分流退出的善后保障工作。

其一，把控关键时间节点。在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之中，相对而言，越是靠前的步骤就会对培养质量产生更大的影响。如果需要一个相对准确的时间点作为是否开启机制的关键，那么中期考核的结束相对合适。中期考核是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对课程学习以及选题等的一个综合评价，也是对之后撰写毕业论文的一个铺垫。在这个阶段，如果博士生顺利通过中期考核，并进入撰写毕业论文的阶段，之后的机制就没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考核；相反，如果在新生考核之中，考生就出现了不合格的状况，那么可以直接考虑分流退出，如果是整体的课程学习，可以酌情考虑。

其二，考量不同博士生类型。博士研究生存在不同的类别，类别的不同会影响分流退出机制的作用。对于本科直博生与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可以进行分流处理。其中的流程可以是学生本人提出申请，经学院和学校批准进入同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中继续进行学业，然后按照硕士生的培养方案授予硕士学位。对于普通的招考博士生，其分流退出机制比较复杂。通常来看，同校不同专业、同专业不同学校、同校同专业这三种状况都可以进行分流处理，分流之后授予其相应的硕士学位。

其三，选定不同学科专业的考量考核标准。分流退出机制对不同的学科专业也有不同的标准，涉及多种理念的选择。需要认识到博士生分流退出并不是为了分流而进行分流，为了退出而退出，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更优秀的博士生。国外的博士培养模式中，对博士生实行“末位淘汰制”，会出现部分人才浪费的现象。可以制定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以及不同学科的培养标准。如果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考核，将顺利通过的高质量博士生，引入培养的下一阶段，以通过考核为标准，不避讳“零淘汰”，也接受“全淘汰”的现象。

其四，优化博士生分流退出的善后保障工作。基于目前对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核标准和退出程序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从世界范围来看，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有效方式是结构化模式，注重从招生机制、课程学习、相关考试、论文达标整个过程的管理，同时伴有严格的考核与淘汰的机制与制度。目前，我国的博士生培养机制并没有达到应有程度的重视，中期的考核时常会偏向于形式，使得其规范遭到了质疑。因此，其考核程序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规范。

四、结语

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需要有基于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博士的标准，其机制的关键是考核博士生真实水平。分流退出机制不是高校追随国家政策导向的工具，也不是判定教育结果是否成功的依据。高校与博士生的培养相互形成默契，统筹协调学术、教学与管理三个主要方面，积极沟通彼此，形成良性互动，才能实现完善高水平博士研究生的选拔、培养与分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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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淳，1984年6月生，辽宁省黑山县，满族，硕士研究生，副研究员，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管理，吉林大学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