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末民初，伴随着官派留学以及民间留学风潮的兴起，近代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海外留学生群体，他们作为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学成归国后自然而然成为当时的社会精英阶层，在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其中，留学法比瑞的学生在整个民国留学生群体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19世纪20年代便成立了一系列早期组织，在各种重要社会活动中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特别到了抗战时期，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为依托，创办了《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会刊》，同时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开展国民外交，在抗战建国、国际宣传、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民国时期；留法学生；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

19世纪70年代，以福州船政学堂建立为标志，中国开始出现第一批官派留英、留法学生。在这之后，各省以及民间自发、自费的赴欧留学者源源不断。20世纪20年代，在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倡导下，国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以此为锲机，中法、中比等国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教育合作，培养了一大批留学法、比、瑞等国的学生。仅以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例，据学者葛夫平的推测，留法学生总数就有近2000人。民国时期的留法运动，在中国国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留法比瑞学生群体。早在海外时，他们便有成立同学会组织的习惯，学成归国后，他们也在国内陆续建立自己的组织，而抗战时期成立的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即是其中的代表。

一、留法比瑞学生的早期组织及其活动

笔者在这里将留学法比瑞三国的学生放在一起探讨，首要原因即是中国留法比瑞学生拥有一个共同的、全国性的同学会组织——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关于留学法国、比利时、瑞士三国的学生为何会聚集在同一个组织之下，笔者尚未在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会刊，以及各个会员发表的文章、言论中找到直接答案，因而仅从语言、地缘以及历史三个方面做一简单推断。在语言上，法国、比利时、瑞士三国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留学三国者皆需习法语；在地理上，三国互为邻国；在近代留学运动中，留欧学生多分部法国、比利时等国，以赴法最多。因此，在历史文化层面，留学法比瑞的学生算得上关系密切。

早在赴法勤工俭学时期，赴法、比、瑞等国留学的学生或自发组队前往，或通过俭学会等组织赴欧，且大部分学生就读于同一学校，彼此为同学。归国后，留法比瑞学生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同学会组织，以满足联络感情的需要，在20世纪20年代相继成立了一些早期留法比瑞同学会组织。

赵志游、沈观寅等人于1923年12月份在上海发起组织了法比瑞同学会，是目前可查的最早成立的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组织。此次聚餐为该同学会首次举行之活动，到者约二十人，规定每月至少举行聚餐一次，推定胡文耀等六人为筹备员，担任起草简章、通讯及调查在沪同学等，并推胡文耀为会长。此时的法比瑞同学会，当属于中国留法比瑞学生建立同学会组织的第一次尝试，成员构成主要以上海的留法比瑞学生为主，笔者在后文中皆用上海法比瑞同学会为称呼，以进行区分。经过两次聚餐，到1923年底，上海法比瑞同学会的会员人数发展到了三十七人。由于规模小、人数少等问题，上海法比瑞同学会的成立初期活动甚少。到1924年，每月一次的聚餐活动，由于同学多忙于他事，到会人数过少，乃改为每季聚餐一次。

上海法比瑞同学会虽然是一个小规模的地方性同学会组织，但其社会活跃度却没有因其规模、经费上的限制而冷淡。1923年正逢第一次国共合作，随之而来的是席卷全国的大革命。上海是大革命时期群众运动的中心之一，成立于此的上海法比瑞同学会在这一时期也积极参与到社会运动中。1925年，上海南京路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上海各界掀起了反帝运动的浪潮。6月6日，上海法比瑞同学会召开大会，专门讨论“五卅”事件的救济办法。第一，决定电告法国总理班乐卫，说明事件之起因经过，希望法国主持公道；第二，派代表与学生联合会及各团体接洽，商讨和平有效之解决办法，争取一致态度；第三，针对法人舆论，发表公平议论，揭露真相，避免误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6月11日上海十万市民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游行，上海各社会团体也纷纷参加，其中便包括成立不到两年的上海法比瑞同学会。面对中法新汇报诬蔑上海群众运动为“赤化”，上海法比瑞同学会的发表了针对赤化谣言的声明。

上海法比瑞同学会作为留法比瑞学生的早期组织，没有因为成员、规模、经费的不足而限制了其社会组织的功能。上海法比瑞同学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站在革命群众的阵营，这与法国的革命传统以及留法学生的革命精神不无渊源。同时，上海法比瑞同学会的早期社会活动，也为之后抗战时期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投身抗战建国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的成立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自国府西迁，集武汉同学突增至二百余人，因感我同学有团结之必要，遂以组织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总会之议”。经过毛庆祥等同学的筹备，1938年2月1日，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正式成立。“当日警报频传，而到会者仍如是踊跃，不能不谓本会前途之良好气象”，足见各同学对于成立同学会之积极。大会通过了会章，选举了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李石曾、吴稚晖等任名誉主席，毛庆祥任理事长，会址暂设于汉口，同学会以研究学术，服务社会，维护中华民族生存为宗旨。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以下或称同学会）的成立，使留法比瑞学生有了一个统一的、正式的全国性组织，这个组织不同于之前的上海法比瑞同学会，它有完整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机构。

同学会在组织结构上，设有名誉主席团与理事、理事会（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监事会（监事长、常务监事、监事）、总务组、组织组、宣传组、研究组、服务组等，形成自上而下的、缜密的组织机构。其中，理事会下设的分支组织负责办理各种具体事务，如总务组办理文书庶务，组织组办理调查登记、会员工作分配，宣传组办理出版演讲，研究组办理学术研究之事务，服务组办理慰劳救济等事宜。其中组织组又专设的调查股有为失业同学介绍工作之责，体现了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对于同学之间的扶助。宣传组下分讲演、编纂、艺术、通讯四科，分别负责从事广播演讲（包括中文、西文）、刊物与书籍的出版、组织抗战漫画展览会和抗战剧团、办理国内外通讯、搜集国内外杂志书报等，其中由宣传组主要负责的同学会官方刊物为《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会刊》（1939年更名为《欧亚文化》），此刊于1938年8月1日正式发行。

会刊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活动，获取社会影响力与舆论影响力的工具，其内容基本能体现一个组织的思想与态度。《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会刊》于1938年8月1日在武汉正式发行，期刊为半月刊，一直到1939年3月同学会迁至重庆，期间共出6期。1939年3月，同学会会刊在重庆恢复出版，同时对内容结构进行了修改，并更名为《欧亚文化》，改为月刊。根据笔者的调查收集，《欧亚文化》自1939年3月15日第一卷第一期出版，到1941年10月第四卷第五、六期合刊出版，共发行17期。期间因空袭、经费紧张等诸多因素，会刊的发行出现过短暂中断。20余期会刊刊载了会员的大量文章、言论及其信息，记录了同学会的各种会务、活动等，这些内容展现了同学会组织的全貌。

关于同学会的社会活动与责任，会员吴嵩庆在会刊上指出同学会在抗战时期的责任，即“尽力国民外交”、“加紧国际宣传”。，再如理事长毛庆祥在同学会会刊创刊词中，总结了自2月1日同学会成立以来，六个月内之工作，如“宣传抗战，参加民众运动，联络友邦，从事于国际宣传及协助政府救济难民，促进生产等”。理事朱永邦谈到近代留学生使命问题，认为留法比瑞同学当团结互助，肩负起抗战建国、保卫文化的使命。

简单分析会刊刊载文章的内容，便能看出留法比瑞学生对于他们社会责任的认识。除刊载会务报告以及会友信息、收支情况外，大量篇幅刊载同学所发表之论文与专著，这其中包括有关抗战建国，对中国时局的看法，政策之建议的内容，以第1卷创刊号（即第1期）为例，12篇文章中，涉及国家外交政策、战时行政、国民参政会以及国防建设的就有4篇。通过公开的论著，对国家建设提建议，对国家政策进行议论。同学会主席毛庆祥指出，“本刊主旨，即在发表同学平素研究之心得，以资切磋。贡献有关抗战建国各部门之计划，用备采纳”。

此外，会刊还有大量关于国际局势的文章，这其中又以法国主题的居多。以《欧亚文化》第1卷第1期为例，17篇文章中，关于法国的就有7篇，并且专门开设了中法与法苏特辑。身为留法比瑞学生，对战时中法关系以及法国对华政策甚为关心，会员们在文章中普遍表达了希望法国为中国提供援助，推动战时中法合作的愿望。

三、同学会的民间外交活动

进入20世纪以来，法国一直是欧陆强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举足轻重，抗战时期法国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显得至为重要。中国迫切需要法属越南作为重要的国际通道，更指望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存在能使中国有一条安全的南部疆界。因而在法国沦陷以前，针对法国的国际交流、舆论宣传活动当是战时中国的外交重心之一。

中国的留法学生群体，因其留学经历与背景，与法国关系密切。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及在法国的人脉，成为对法国民间外交的主力军。而作为代表中国留法学生群体的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在创始之初就已经把致力国民外交作为自己肩负的任务之一。

在武汉时，同学会已开始从事国际宣传、对外联络等工作。在会刊的第一卷创刊号中，即专门提到了宣传组负责的国外通讯宣传事务，包括与国外同学联络并向其提供抗战宣传材料；电告日内瓦国联大会制裁日本；响应巴黎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等，虽未提及具体情况，但也算是为国际宣传出了一份力。在会刊第一卷第三期中，刊载了国际友人应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之邀的来信，他们多是欧洲著名的学者，其中包括法国文豪罗曼·罗兰，他在给同学会的信中怀着人道主义精神，表达了对日本轰炸中国非战区城市的强烈愤慨，以及对今后世界和平事业的嘱托。

同学会利用自己的资源，积极从事国民外交，联络国际友人，特别是法国记者，让他们了解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抗战的决心，通过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为中国抗战争取国际支持与同情。1938年，法国知名记者蕾那于8月15日到达武汉，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派人迎接，并于31日下午举行盛大茶会，并邀请了新闻界及各团体人士。1939年，法国记者李蒙来华调查中日战争实况，于1月6日抵达桂林，李蒙夫妇到桂林后受到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桂林分会的接待。

同时，同学会还致力于积极推动中法两国关系，促进两国密切合作。1939年，法国大使戈思默来华赴任，同学会“为敦睦邦交，联络友谊起见，于2月16日，举行茶会，表示热烈欢迎”。同学会主席毛庆祥及张继同学致词，表达对中法友好合作的期望，希望法国能给予中国同情与援助。而在中法关系出现波动时，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的会员通过发表文章呼吁法国调整对华政策。1939年日本占领海南岛，封锁中国沿海。此时法国在欧洲面对德国的威胁继续采取绥靖政策，其远东政策也受到影响。为了确保法国在远东，特别是中日战争中继续站在中国一边，同学会会刊《欧亚文化》为此开辟了中法与法苏特辑，楼桐孙发表《法国在欧洲及远东地位之困难与其补救方法》一文，呼吁法国开放滇越边界交通，援助中国抗战。此外还刊载了，朗鲁逊《中法关系新阶段》；谢征孚《论中法互助之必要》；曹树铭《法苏互助条约之回顾与前瞻》；陈钟浩《法苏互助与太平洋形势》等。对法国的外交政策提出建议，在远东，积极与中国合作，援助中国抗战，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在欧洲，抛弃绥靖政策，与苏联合作，抵御德国的入侵，维护欧洲秩序。

随着中国抗战局势的发展，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不断调整其国际宣传方面的工作，并做出重大改进。1939年同学会迁至重庆后，为一进步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开始筹备中法比瑞文化协会作为一专门组织，从事民间外交事务。“该会工作注重国际宣传，友谊联络及文化沟通，尚望各同学全体参加，勠力以赴，俾于抗战文化及国民外交克尽吾人一分力量。”经过筹备一两月的筹备，中法比瑞文化协会于1939年3月26日在重庆成立。

中法比瑞文化协会成立的宗旨为致力于中、法、比、瑞四国邦交，它使得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国际的宣传工作有了专门性的组织，之前同学会所从事的国民外交活动，现在能够在政府的经济支持下得到更充分的开展。在性质上，中法比瑞文化协会属于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的附属组织，而在组织机构与章程上，中法比瑞文化协会有一套自己的组织章程与机构，但在内容上较同学会简易。中法比瑞文化协会一直存在到抗战结束，为抗战时期中国的获得国际同情、援助与支持做出了巨大贡献。

结语

抗战结束后，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继续从事国际文化交流工作。随着战后国际秩序的变化，法国虽仍是大国，但其影响力已不如美苏，曾经备受关注的中法关系，被中苏、中美关系所取代。内战的爆发一度使得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的会务陷入停顿，因领导层中大部分为国民党官员，他们在内战结束后多随前往台湾。

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具体从何时停止活动虽尚不得知，但现实情况已经使得其组织无法继续维持。在人员的流失、分散，领导者的离去，经费困难，不再获得政府支持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中国的留法比瑞学生群体的影响力不复从前，但是他们在抗战时期的活动，为抗战最终胜利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与贡献，不应被历史研究者们所遗忘。探寻民国时期社会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况，对今天中国的社会组织管理有可学习的经验与教训。同时，研究民国时期的留法比瑞学生群体以及他们的社会活动、心态、认同，对于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海外留学生教育、培养、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葛夫平：《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年。

[2] 越生文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献丛刊·留学教育卷 12》，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0年。

[3] 《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会刊》第1卷创刊号，1938年8月1日。

[4] 《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会刊》第1卷第3期，1938年9月1日。

[5] 《欧亚文化》第1卷第1期，1939年3月15日。

[6] 《欧亚文化》第1卷第2期，1939年4月15日。

[7] 《法比瑞同学会之聚餐会》，《申报》1923年12月3日，第5张第18版。

[8] 《法比瑞同学会聚餐纪》，《申报》，1924年4月8日，本埠增刊第2版。

[9] 《昨日学界方面之形势》，《申报》，1925年6月7日，第4张第15版。

[10] 《南京路惨案之作讯》，《申报》，1925年6月12日，第4张第13版。

[11]  超麟：《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向导》，1925年6月20日，第118期。

作者简介：梁森（1999.6—），男，汉族，四川南充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