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十年来中国红色口述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在史料开发与整理上出现了专门化、系统化、数据化的发展；在史料的搜集方面，访谈对象不断扩大、研究区域与时段不断扩展。在史料使用上，其价值功能也得到了更多样化的实现。但仍存在着如缺少相关的大型文库和系统性著述、口述史料的“主观性”还有待廓清等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处理好，我们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口述历史文献的研究。

关键词：近十年；红色口述史料；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0

对红色口述史料概念进行科学化的界定，是对该问题进行有效研究的一个逻辑性的起点。对红色口述史料进行科学的定义，也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红色口述史料的认识。所以，如何对红色口述史料进行定义，是本论文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红色口述史料通常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斗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针对其中的人、事、物由相关人员进行有计划的采访整理而形成的文字记录、影音视频等。红色口述史料是按照特定专题、主题或形式整理的。就其专题内容而言，红色口述史料可分为重要事件类、人物事迹类、历史沿革类、军事斗争类等；就形式而言，可划分为实体的日记、手稿、抄本、非正式出版物等，多媒体的影像、图形、图像、音频、动画等；按照主题叙述内容所处时代，可分为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

一、近十年来中国红色口述史料的发展动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访问北京大学红楼时说：“要利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近年来，为了更好利用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开发保护红色资源、推进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文件，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与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作为对中国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光荣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与珍贵资料，它如同红色文化的思想芯片，演绎红色精神图谱。对红色口述史料的全面搜集和系统研究，实际上是对建党一百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对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形成的不寻常历程研究的基础性工程，其涉及的问题及意义，远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学术研究问题。

（一）史料挖掘与整理：呈现出系统化、专门化、数据化趋势

自20世纪40年代现代口述史兴起之后，我国学术界也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口述史研究，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口述史学在理论与实践上科技均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由于红色口述史料自身的实际和理论价值，中国共产党对红色口述史料的征集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例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采用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编辑整理出近千万字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两套丛书。十多年来，学界研究和整理红色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系统化、数据化的发展趋势。

首先，就课题而言，已有不少有关红色口述史料的研究项目，例如：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井冈儿女”口述史料征编与研究；2018年抗战14年日本老兵口述史料抢救整理与研究；2019年毛泽东口述史料的搜集、校勘、整理与研究；2020年日军在壮族地区暴行口述史料搜集与研究。虽然每个课题实施的基本思路各有各的特点，但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对之前庞大而又杂乱的口述史料进行一个专项的梳理，并在整理过程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立足原理、加强创新，在原有史料的基础上不断充实新的史料，并不断挖掘相关的口述史料进行开发，进一步推动专题红色口述史料的研究。同样基于不同研究项目视角下的相关论文也被发表，其中也包括此类相关的研究综述，比如陈芳字和蒋建农在对毛泽东口述文献进行全面收集和系统的考察时，对我国毛泽东口述史料的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并指出应高度关注毛泽东在海外的口述材料和目前研究所面临的困难和对策。[1]也有学者在对“井冈儿女”口述史料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发掘出其鲜明的时代价值。[2]因此，从上述课题和相关论文中可以看到，过去十多年来，学界在开发与整理红色口述史料方面，已经形成了一种系统化的发展态势。

各大地方高校和研究院立足当地特色的红色资源，先后成立了与红色口述资源相关的专门研究课题组，如百色起义纪念园管理委员会、季我努学社和南宁师范大学广西与近代中国协同创新中心共同组成的“百色起义口述史料整理与研究”课题组。在2020年在巴中召开了改革开放口述史工作经验交流会，由广东、浙江、重庆等省市委党史研究室（院）负责同志作会议发言。在一年一度的“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理论研讨会”上也有不少专家强调要发挥口述的作用，利用好红色口述史料资源。这些都为红色口述史料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与支撑，同时也反映出近年来对红色口述史料开发的专门化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信息化、数字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红色口述史料的数据库建设和数字化成为学者较为关注的热点。建立特色红色口述史料数据库是保存红色口述史料、深化其研究的重大举措。十余年来，网上关于红色口述史料的数据库日益增多，特别是图书馆界的文献资源建设，比如2015年，国家图书馆启动“国家记忆”项目，开启了全国公共图书馆参与口述历史项目建设基金项目的先河。[3]沧州市图书馆于同年启动了“红色记忆口述历史”访谈与录制工作，先后建成多个口述历史资源库；中国国家图书馆学会年会签署《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开展记忆资源抢救与建设倡议书》[4]；2016年，安徽省图书馆启动《抗战老兵口述历史》项目[5]等。这些数据库的开发使用不仅有利于史料的保存，更是极大便利科研人员进行相关的研究。各地还利用本地丰富的红色口述史料，搭建了相关数据库，如2019年广东省梅州市借助Omeka数字在线展览工具的，将革命“口述故事立体化”，搭建起了梅州土地革命展厅。[6]这些红色口述史料数据库保存的资源类型多样，包括传统的实体文献和多媒体影音等。

（二）史料内容：访谈主体不断扩大、研究地域与时段不断扩展

经过长期的努力，学界对红色口述史料的搜集已经取得一定成果。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学者们不断吸收一些新的学科方法与理论，比如人类学、社会学等，使得红色口述史料的内容不断得到扩展。

首先是在访谈对象方面，查阅近年来中国知网中有关红色口述史料研究的撰写情况发现，红色口述史料研究发展蔚为大观。整体来看，这些研究在访谈对象（也可称为“口述人”）上呈现出多样化、有针对性的特点。其特点表现在：一是越来越强调民众在叙述过程中的见证作用。在以往收集的口述史料中，人们更偏向于作为参与者的访谈对象，比如说战争年代中前线的指挥员、普通战士、警卫员、地下党员等。而马天娇则认为见证者的口述内容记录着亲历者的回忆，更以生动的形式重现历史细节。在对湘江战役口述史料进行整理过程中，她着重指出百姓见证者的口述史料，无论是在对湘江战役研究，还是广西抗战史研究均有重要的参考作用。[7]二是对某一群体中的一部分人给予更多的关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1998年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行，把妇女口述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妇女亲历者口述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历来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例如李小江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中提到的许多女性都参与过土地革命，甚至是主动投入到革命当中。[8]但是除了这些以参与者身份加入革命甚至战争的女性之外，近年来还有一类妇女群体得到关注，张双兵的《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以山西中东部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的受害妇女为研究对象，回忆了她们在日军的强迫下发生的不幸。[9]张双兵收集的口述史料不但为日本侵略中国的犯罪行为增添了新的佐证，更使得抗日战争中妇女口述史料得到一个更全面的补充。三是深挖国外访谈对象的口述史料。陈芳字谈到可以通过对外国记者、国际政要、海外生活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等的采访，对毛泽东的口述史料进行更好的补充。这种研究方法无疑不为后人在进行人物事迹的红色口述史料收集时提供更好的思路。综上所述，近十年来，红色口述史料的采访对象在收集的搜集上有所扩大，这对于推动红色口述史料向更深层次、创新性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其次是研究区域与时段的不断扩展。历来对红色口述史料内容收集的时间侧重于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但从最近十年来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这两时期的红色口述史料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口述史，比如欧阳淞和高永中主编的《改革开放口述史》，以采访60余位老领导、老同志的方式，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进行了全方位回顾。[10]

中国特殊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多民族的历史文化现实，使得对红色口述史料的发掘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所以，从地域文化的视角中收集史料，也成为十多年来的一大特色。史料范围也从原来少数的几个代表性地区扩展到国内许多其他区域，日益呈现出由地方到全国性的红色口述史料发展的热潮。学者们更加依托一些偏远民族地区的乡土红色文化资源，从中开发红色口述史料。如《邓小平在田东的日子里》一书就以口述实录方式，全面记录百色起义期间邓小平在田东五个月里与壮族群众研究斗争的真实情况，为完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民族团结史料提供很好的补充。

关注民族地区的红色文化也是近年来红色文化研究的特点之一。民族地区的红色文化具有红色性、民族性，是推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11]然而在某些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因革命根据地斗争残酷、记述人员匮乏等原因，许多反映民族团结斗争的历史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但口述史料可弥补遗憾。[12]挖掘民族地区的红色口述史料，不仅有助于服务民族团结教育、服务民族团结的深入研究，更有助于构建民族团结的和谐局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意识。

这些变化也表明学术界在对以往的红色口述史料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其不足并加以梳理与总结，并从访谈对象、研究区域与时段三个方面进行改进，这些都对于推进红色口述史料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史料价值功能多元化探讨：学术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关于红色口述史料的价值作用问题，学界和理论界延续了研究的传统，着重从它的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指出红色口述史料在填补历史空白、繁荣文旅产业、提升宣教质量和育人成效这四方面所具有的鲜明价值。[13]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深度挖掘红色口述史料在育人中的价值与功能历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包括如何充分发挥其教育作用，即实现路径与具体机制。越来越多学者注重利用红色口述史料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紧密的结合，类似的成果也较为丰富，比如柯华、欧阳慧等提出的将红色口述史料运用于干部教育培训，通过触摸历史脉动，激励和教育广大领导干部锤炼党性、坚定信念。[14]根据近年来红色教育教学实践的发展，陈维提出在高中历史课堂中除运用现有的史料之外，也可以自己亲身为例，通过教师感悟带动学生接受。[15]这为推进红色口述史料育人功能的落实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对加强红色口述史料研究的几点思考

毋庸置疑，近十年来我国红色口述史料研究虽取得一定进展，但如何深入推进红色口述史料的研究却值得进一步思考。应当说，对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是先决条件；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方法是手段；强化史料内容的革新和史料研究视角多角度结合是突破口；立足新媒体时代，积极利用现代新媒体网络传播技术进行史料运用与传播是必要条件。

（一）综合、系统地搜集史料与方法论的分析

在海量的口述史料面前，红色口述史料的收集研究工作仍存在一些难度，在某些方面仍显得薄弱。例如，与红色口述史料相关的大型文库和系统性著述仍相对较少；迄今所搜集的回忆性口述史料的“主观性”还有待廓清；同时，由于时间的推移，一些革命时期的口述对象不断减少，而其他红色时段的口述对象却没有得到重视。因此，笔者认为当前亟待需要对红色口述史料进行全面系统搜集，并在此基础上以求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在对红色史料搜集上除了依托全国各大图书馆的网站和全国期刊总目录、十九种影印红色报刊等工具书之外，还可以分时期分专题分主题分形式对书、报、刊进行系统普查。在区域层面上，可逐省、逐市、逐县，对其当地的党史资料、档案、史志和纪念馆等进行摸查；在馆藏资源层面上，可提升对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近代史、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与当代中国研究所图书资料室、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宣部图书馆等相关资源的利用率；在国外层面上，在利用网络搜索完海外的红色口述史料之后，可有的放矢地组织人员对海外的一些专业学术机构进行调查搜集；在民间层面上，比如可以通过中国收藏家协会了解民间知名的红色文物收藏家对红色实物的收藏。通过直接购买、对口借阅、扫描拷贝、影印抄录、拍照等多种形式，尽一切可能对国内国外现存的红色口述史料进行系统搜集与整理。

红色口述史料一般是按照专题整理，在这基础上红色口述史料可分为重要事件类、人物事迹类、历史沿革类、军事斗争类等。这些事件、人物等都是特定时空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折射出了不同时期丰富和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因此在方法论上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史料和历史事件进行准确而全面的分析。目前来看，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都有利于红色口述史料整理、研读、研究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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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柯华，欧阳慧，廖昔君.试论红色口述史料的时代价值——以《红色情怀·“井冈儿女”口述史料征编与研究》为例[J].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5，（01）：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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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柯华，欧阳慧，廖昔君.试论红色口述史料的时代价值——以《红色情怀·“井冈儿女”口述史料征编与研究》为例[J].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5，1（01）：78-82.

[15]陈维.论口述历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D].湖南师范大学，2017.

作者简介：苏蓉（2000年9月29日），女，汉族，广东韶关，华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