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昊岩（1995—），男，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吴玉才（1964—），男，淮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这场工人运动中，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革命家深入工人群体，开展调查研究；组建党组织，形成领导核心；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夺取工运胜利；深化斗争领域，巩固胜利果实。他们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的斗争方略，为我党领导工人运动探索出了一条成功路径。

关键词：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斗争方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第542页]]。回顾历史，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安源的工运实践震古烁今，它既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精彩乐章，同时又是我们党成功运用斗争方略开展斗争结出的丰硕成果。学习和继承他们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斗争方略，弘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能力，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深入工人群体，开展调查研究，点燃革命之火

调查研究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历史已然证明，我们什么时候重视调查研究，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能够顺利发展，反之亦然。百年前，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安源的调查研究实践，就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革命之火得以点燃的直接原因。

1921年秋，毛泽东从湖南来到安源开展调研。在同工友们交往中了解到，工友们的真实状况正如安源当地一首歌谣中描述那样：“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中共萍乡市委宣传部《安源工人运动》编写组.安源工人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第2页、第19页、第56页]]。由于安源独特的历史背景，工友在“包工制”下面临资本家和包工头的双重压榨，劳动和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同时，当局设立法庭和监狱等暴力机构，并配备工头、矿警等反动执法人员，导致工人的人身权利受到压迫。面对工友们的困局，毛泽东用朴素的语言告诉工友们：“受苦不是命中注定，而是资本家剥削压迫的结果”[2]，并用形象的比喻“教育工人要结成团，组织团体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家作斗争！”[[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第970页、]]其实早在1921年11月毛泽东就预感到：“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李立三.看了“燎原”以后[N].人民日报，1963-08-04（3）.]]。事实上正是如此，安源路矿工人深受“三座大山”的剥削压迫，阶级矛盾突出，工人力量充沛，只要充分发挥这些先天条件，就能成功走上无产阶级工人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在一个星期的调研中，下矿井，进工棚，走遍安源井上井下四十八处，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安源路矿工人受压迫的具体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弄清了安源路矿地区的阶级情况和工人的困境，因此在斗争中表现出比其他阶级更坚决和彻底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在他离开安源前的党支部会议上，“认为罢工条件已经成熟，立即着手准备发动罢工”[4]，后继写信要求李立三速回安源领导罢工。因此，历史的看，他在安源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考出了在安源进行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点燃了革命之火。

二、开办工人学校，组建党组织，形成领导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和汉冶萍总工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组织，成为激励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毛泽东等人在安源的斗争中，采取了与早期工人运动不同的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既能实现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又能组织和团结工人进行革命的新路径。这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亮点，也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

成立工人俱乐部。1921年冬，湖南党组织派李立三来安源开辟工作。针对安源路矿工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特点，毛泽东建议从创办工人学校入手，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和培养工人中的优秀分子，组建党组织。中共一大决议有关工人学校部分也指出：“工人学校是走向组织工会途中的一个阶段……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关……工人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觉得有成立工会的必要”。1922年1月，李立三成功创办工人学校，学校不仅传授文化知识，还秘密讲授“阶级压迫、劳工神圣、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专项课程。为更好团结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工人学校的基础上李立三、朱少连等人成立工人俱乐部，并形成俱乐部党组织。工人俱乐部表面是实现了工人进行简单的联谊、娱乐、福利的机构，但其本质是联络、团结、教育和组织工人的无产阶级工会。

党组织的先锋引领。1922年7月以后，两湖地区工人罢工斗争日益高涨，安源工人情绪激昂。李立三根据党的“二大”决议，因势利导，对外称“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运史料[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第70页、第72页、第75页、第74页、第86页]]，工友们纷纷加入。路矿当局见此情况，欲瓦解俱乐部，威胁蒋先云和李立三等人离开安源，蒋先云、李立三等人宣告“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誓死不离开安源”[7]的誓言，工友们的斗志大受鼓舞。罢工开始之后，路矿当局又以谈判之名，企图收买、悬赏、暗杀等方式胁迫俱乐部的党团员，均在俱乐部党组织和工友们的勇气和智慧下无法得逞。终在十七日晚，路况当局在商会乡绅等调停下，只好接受“十三条”。十八日，李立三同路矿当局正式签订“十三条”，自此大罢工胜利结束。

三、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夺取罢工胜利

斗争是一项充满智慧和勇气的系统性工程，要在斗争中取得胜利，除了需要正确有效的战略和灵活巧妙的策略，还必须具备高超的斗争艺术。百年前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的斗争实践就是发挥斗争艺术的典范。

正确的斗争口号及策略。1922年7月，汉阳铁厂工人举行罢工，并取得胜利，极大振奋了安源工人摆脱压迫走出黑暗、进行罢工暴动的精神。毛泽东了解情况后，遂即来信指示，“罢工胜利的条件就是要依靠工人群众，并形成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要赢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2]。俱乐部党组织召开党支部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罢工斗争做出部署，刘少奇任工人俱乐部代表，李立三任罢工总指挥。按照“哀兵必胜”的道理，对外发布《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这份宣言解释了“我们罢工是受迫害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和军事不发生关系”[7]的原因；阐明了“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和‘组织团体——俱乐部’”[7]的述求；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宣言一经发布，工友们踊跃加入，并取得了社会舆论同情和支持，这从根本上奠定了罢工的胜利。

争取中间力量。安源被称为“小上海”，是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因此人员复杂、社会秩序混乱，帮会组织众多。其中洪帮势力最大，而洪帮的工人和农民又是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俱乐部的党组织认为，尽管洪帮有反动一面，但成员大多出于“讲义气、互助互济”的初衷而来，可以团结并发展成为罢工的积极因素。于是，李立三亲自去做争取洪帮的工作，请他们在罢工期间做到三点：“关闭鸦片馆、街上的赌摊收起来、不发生抢劫案件”，结果“罢工期间，赌博绝迹，秩序之好，初非意料所及”。同时，对其他社会阶层、商绅和开明人士进行团结，商会和地方士绅权衡利弊后，对罢工表示同情，愿意充当俱乐部与路矿当局之间的调停人。

舆论斗争的重要作用。俱乐部党组织在组织罢工的同时还积极进行舆论攻势，不仅将刘少奇撰写的《萍安罢工五日记》通讯文章也在北京《晨报》上连载，同时把“三条要求”和罢工宣言等信息在长沙、汉口、武昌等地的报纸上公开发表。此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中国劳动书记部以及全国各地许多工人团体也先后函电声援安源工人。总之，罢工消息一经传播，赢得了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和声援，壮大了罢工声势，迫使路矿当局不敢妄动镇压工人，对罢工胜利具有一定作用。

四、深化斗争领域，巩固胜利果实

恩格斯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中指出：“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224页]]。这就意味着在安源工人虽然取得了经济改善，但是如不在经济改善的基础上进行政治行动，最后的胜利就会付之东流。

斗争的目的不单是获取经济利益。工人罢工直接成果看似改善了工友们的生活，实则工人政治上并没有改善。正如刘少奇在教育工人是所说：“我们只知道经济奋斗，而不注意政治奋斗，我们终必会受政治势力的压迫，我们经济的奋斗必至于失败”[[湖南革命史料选辑.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88页、第100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贺电中进一步表示：“诸君终极的胜利是在于把资本阶级打倒，将全世界的产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之后”[7]。这就表明工人不仅要取得经济改善，还要赢得更高形式的政治胜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安源工人俱乐部进行了改组，并领导工人打破“包工制”，改为合作制，议定合作条约，限制工头剥削，解脱了工人脖子上的枷锁，大大加强了工人的政治力量。1924年5月中共扩大执委会的湘区报告中也将其作为经验指出：“以前本党工作只专注经济奋斗，工会之存在完全基于增加工资的运动上面，此后应同时趋重政治斗争。”[10]

斗争要向更深层次进化。无产阶级要想有力的改造世界，除了要对外进行同统治阶级的斗争，还要对内进行同自身弊病的斗争，目的是保证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避免革命因自身弊病走向失败。罢工胜利后，针对工人队伍中出现的贪功冒进、以权谋私、不顾大局、脱离群众等问题，工人俱乐部从1923年7月至1924年底，进行了以整顿作风、清理账目、建章立制等内容的反腐倡廉工作，并形成了《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俱乐部组织概况》和《“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等多篇涵盖工人团体建设及反腐倡廉的历史文献，史称“八月整顿”。“八月整顿”的成功，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点睛之笔，完成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深层次进化，是我党早期自我革命的光辉范例，为党进行自我革命以及开展党的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

在斗争中培育斗争力量。安源工人运动之所以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中地位突出，不仅是因为其斗争模式上走出新路径，而且在发展斗争力量上提供了新方案。经过两次罢工，安源地区的党团组织有了很大发展。1923年8月，刘少奇全面主持工作后，4个月发展党员20人，安源党组织规模达到60人；1923年冬，开办安源地委党校；1924年冬，党团合办，增设班级，招收更多党团员；工人夜校由原来的一所发展7所。到1925年“五卅”之前，安源已有党支部13个，党员约200人；团支部26个，这些成绩使得安源成为全国产业工人党团员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又使得安源地区党团组织架构更加完整，更为重要的是密切党同工人群体的关系，培育了革命斗争力量。

以史为鉴，方能致远。综观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革命家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的奋斗历程，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伟大成果是来之不易，学习和继承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的斗争方略，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方能在新时代扬帆远行。

参考文献：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第542页

中共萍乡市委宣传部《安源工人运动》编写组.安源工人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第2页、第19页、第56页

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第970页、

李立三.看了“燎原”以后[N].人民日报，1963-08-04（3）.

习近平.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1-24（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6-7页、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运史料[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第70页、第72页、第75页、第74页、第86页

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第124页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224页

湖南革命史料选辑.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88页、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