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春秋繁露》是西汉哲学家董仲舒的著作，集中体现了其政治哲学思想。《春秋繁露》从西汉流传至今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学界对其研究主要涉及成书过程、书名考证、作者考证、版本研究、文本内容等方面。汉至隋唐时期，主要涉及对其成书过程的研究；宋至明清时期，《春秋繁露》版本丰富，既有官刻、私刻之分，也有单行本、校注本流传；清代以来，更加侧重于文本研究，学术成果也更为丰富，研究角度更加多元，研究内容涉及文本作者考证、具体篇章解读、文本思想、语言文字学等多个方面。

关键词：《春秋繁露》；成书 ；版本 ；文本内容

《春秋繁露》是西汉哲学家董仲舒的著作。全书共十七卷，八十二篇，其中第三十九篇、四十篇、五十四篇缺失，实际上仅存七十九篇。董仲舒遵循公羊派的解经传统，对儒家经典《春秋》加以阐释，集中体现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该书不仅切合了当时政治统治的需要，而且充分继承发展了《春秋》学，深刻影响了汉代社会的发展，对确立儒学在汉代的统治地位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梁启超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中评价道：“江都《繁露》，虽以说经为主，然其究天人相与之故，衍微言大义之传，实可谓西汉学统之代表。”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肯定。自汉以来，学者对《春秋繁露》一书的研究主要涉及成书过程、版本研究、文本内容、作者考证等方面，各个朝代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一、汉至隋唐时期《春秋繁露》成书研究

1.《春秋繁露》的成书过程研究

《春秋繁露》成书于汉代，距今已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这一时期的主要文献资料中对《春秋繁露》并未有明确详细的记载，可以查找到的资料中只是在某些篇章简略记载了董仲舒阐释《春秋》并著文这件事。如《史记》中提到“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表明了董仲舒曾对《春秋》进行阐释，并写了一些文章。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则表示：“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这也说明董仲舒在著作中对儒家经学进行了阐释，包含解说《春秋》记事得失的文章，并列举了著作中的部分篇目。根据上述记载，可推断出董仲舒阐释儒家经学、阐释《春秋》的著作被编撰成册，即该书的初始版本。关于该书的成书时间，并未有明确的记载，从上述《汉书》中的记载可以得知，在东汉班固时期该书尚未面世，据推测其成书时间大致是东汉中叶到东晋中叶。

2.《春秋繁露》书名研究

在汉代现存典籍的记载中并未出现关于《春秋繁露》书名的记载，隋唐以后才出现这一书名。《春秋繁露》作为书名，最早出现在晋代葛洪《西京杂记》中，书中写道：“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词”，这说明了在六朝时就用“春秋繁露”一名来表示董仲舒关于《春秋》的著作。《隋书·经籍志》中也明确提出了《春秋繁露》之名，文中记载的卷数与现存版本《春秋繁露》的卷数也是相同的，另外也明确指出该书是董仲舒撰写的。“繁露”一词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是以“蕃露”的形式出现的。《四库全书总目》中记载，用“繁”代替“蕃”，大概是古时候通假字的缘故。在这里“繁露”指的是董仲舒著作的其中一篇的篇名，与《竹林》《玉杯》等篇目并列出现；而在现存本的《春秋繁露》中二者却是从属关系，《竹林》《玉杯》包含于《繁露》之中。而“繁露”由篇名转变为书名，也使得后人对此产生疑问。

唐代贾公彦表示“前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润。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繁露”即是为了阐释春秋大义，惠及士人思想。南宋《馆阁书目》记载道：“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连贯之象。《春秋》属词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认为“繁露”是为连贯之意，董仲舒为著作取名或许源自于此。但清代学者苏舆并不认同这两种观点，他认为“繁露”只是用篇名替代书名，是后代儒家学者编订的书名，而并非董仲舒原本的书名。除上述几种说法外，现代学者季桂起论述了另一种说法。在《尔雅·释草》篇中记载道，繁露是蔠葵这种植物的别名。董仲舒则是借用了植物别名作为篇名，在流传过程中又被后人作为了书名。关于《春秋繁露》的书名问题，迄今暂无确切结论。

3.《春秋繁露》作者考证

《春秋繁露》一书的书名与著作并未同步出现，成书过程并不明晰，且《汉书·艺文志》中记录的篇名和现存的《春秋繁露》的篇目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此，后人对《春秋繁露》是否是董仲舒独立创作有着一定的争议。明代胡应麟认为《春秋繁露》中的八十二篇是后人收录了董仲舒的遗文，进而编辑成书，《春秋繁露》一名是后来的辑录者添加的，其中也可能包含一部分并非董仲舒创作的伪篇。

在当今学术界，关于《春秋繁露》的作者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是该书是由董仲舒撰写而成，朱绍侯在《中国古代史》中即持有此观点，认为该书是其代表著作。第二种观点认为《春秋繁露》并非是董仲舒一人编撰成册，而是后人整理集合编订而成的，书中的内容基本上出自董仲舒之手，陈道英持有此观点。第三种观点则是认为《春秋繁露》不仅是后人辑录而成，而且其内容也不都是董仲舒撰写的，含有后人添加的部分。汉学家马悦然认为《春秋繁露》中大部分篇章不是董仲舒在西汉时期撰写的，而是东汉以后的人进行了删减修改甚至是冒名撰写的。虽然关于《春秋繁露》的作者尚未有定论，但多数学者认为《春秋繁露》确实是董仲舒撰写的，只是部分内容可能被后人改动过，其书则是后人整理编订而成的。

二、宋至明清时期《春秋繁露》版本研究

《春秋繁露》从西汉流传至今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

1.宋代单行本版本研究

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单行本是南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刻本，该本子是由楼钥整理校订的，共八十二篇，书末刻有楼钥为该书所作的跋《跋春秋繁露》也被称为“楼钥本”。该本子后来被明代的《永乐大典》收录，如今被收藏在北京图书馆。

2.明代单行本版本研究

明代官私刻书之风兴盛，各类书籍刻印的数量和品类远超宋元时期。这一时期，《春秋繁露》的刻本也更为丰富，现存较为重要的单行本有以下六种：

一是明朝正德十一年锡山华坚兰雪堂铜活字印本，卷末刻有“正德丙子季夏锡山兰雪堂华坚允刚活字铜板校正印行”字样，表明了刻书时间为正德十一年的夏季，锡山华坚为刻书之人，建立书室“兰雪堂”用来收藏古玩、书籍，并以此为名来刻书。该本子是私人刻本，后人对该本子的评价也较高。

二是明嘉靖三十三年蜀中刻本，共四册，十七卷。该本子中附有赵维恒所作的《刻<春秋繁露>序》，序中指出了该本子为四川布政司主持校刻，说明了此本为官方刻本。该本现存有张元济跋傅增湘校跋本，今收藏在北京图书馆；清孔继涵校跋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清黄丕烈校跋本，今藏于北京图书馆；此外，美国国会图书馆亦有藏本。

三是叶德辉旧藏本，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叶德辉是清末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收藏了众多善本古籍，《春秋繁露》便是其中之一。四是明天启五年王道焜刻本，共有正文十七卷和附录一卷。王道焜在序言中指出该书是与友人赵濬之、朱尧心共同校刻而成，现在藏于中科院图书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此外，还有日本大狩夜文库藏王道焜本。五是明天启五年西湖沈氏华斋刻本，包含十七卷正文和一卷附录。该本子在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天津图书馆等地都有收藏，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本子在卷前附有《董仲舒传》。

3.清代以来单行本及校注本版本研究

清代刻书业亦十分兴盛，这一时期的《春秋繁露》刻本也非常有价值。现存的较为重要的清刻单行本是乾隆年间排印的武英殿聚珍本《春秋繁露》，也是官方刻本。清乾隆帝在修《四库全书》期间，下令将其中的善本交给武英殿刊印。因使用枣木活字版印刷，乾隆帝将“活字版”赐名为“聚珍版”，共印书一百三十八种，合称《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春秋繁露》即是其中之一。此本依据《永乐大典》本排印而成，而《永乐大典》本所依据的底本为初印本，所以聚珍本《春秋繁露》是今存最重要的本子之一。在清代，武英殿聚珍本不仅深受官方重视，而且民间也出现了许多学者以私人名义对此进行刊印的本子。

在清代，保存较为完善且较为重要的校注本都是私人刻本，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清卢文弨校本。此本以武英殿聚珍本《春秋繁露》为底本，参照了明嘉靖周采刻本。该本子亦有四种版本，即清乾隆间抱经堂刻本，清孙诒让批注本，清吴育录、张惠言校、清褚德仪跋本，清谭仪录、励守谦校本。第二种是凌曙注本，即《春秋繁露注》。此本也是以武英殿聚珍本为底本，参照了王道焜刻本。该本子有清嘉庆二十年的刻本和手稿本，刻本中含有凌署的《自序》，现藏于浙江图书馆；手稿本部分篇目遗失，今生一至十三卷和十五至十七卷，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第三种是清代苏舆编撰的《春秋繁露义证》十七卷。该本是苏舆在清宣统年间综合卢本和凌本写成现今最完善的注本，考订审慎，注释详尽，也是今人研究的主要版本。此本有三种刻本：清宣统元年刻本，今藏于浙江大学；宣统二年刻本，附有《春秋繁露考证》一卷，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以及1992年钟哲点校、中华书局排印本。

以上是宋至明清时期现存《春秋繁露》版本的大致情况，其中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刻本和清乾隆武英殿聚珍本较为重要。

三、清代以来《春秋繁露》文本研究

1.二十一世纪之前的文本研究

关于《春秋繁露》的文本研究开始于清代，这一时期除了上文论述的版本研究外，还涉及到了义理研究，但尚处于探索阶段。清代之后，学界关于《春秋繁露》文本研究的学术成果也更为丰富，对文本的研究角度也更加多元化。出现了一些有关《春秋繁露》的研究专著，如曾振宇和范学辉《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黄国祯的《董仲舒<春秋繁露>与纬书<春秋经>之关系研究》等，研究内容偏向于《春秋繁露》外延研究；而刘殿爵、陈方正主编的《〈春秋繁露〉逐字索引》则是从文献学角度对其文本进行了字词研究。此外，文学史、思想史、哲学史著作中亦有部分研究涉及到《春秋繁露》的文本研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硕博论文和期刊论文，对《春秋繁露》的文本进行了探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相关的研究体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部分学者对《春秋繁露》中的“天人感应”等思想进行了批判；也有部分学者侧重于文本考证、文本内容和文本思想研究。如杜宝元在《〈春秋繁露〉简论》中首次对《春秋繁露》文本加以考证，他认为此书的形成，“是后人掇拾董仲舒的各种遗文而杂编起来的”，并详细探讨了《春秋繁露》文本思想与诸子思想的关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界对《春秋繁露》文本的研究更为深入，主要涉及文本真伪考证和文本思想内容研究两个方面，其中关于文本思想内容的研究更偏向于对政治哲学理论的研究。

2.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文本研究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学界关于《春秋繁露》的文本研究成果颇丰，且研究领域迅速扩展，研究方法也更为丰富多样，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文本作者考证研究、文本具体篇章研究、文本思想研究、语言文字学研究。关于《春秋繁露》文本作者、具体篇章的研究向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主要涉及作者真伪问题和篇章真伪问题。这一时期的文本思想研究在继承前期政治哲学思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更为深入，涉及到了与诸子思想的关系研究以及与其他著作的比较研究等方面。语言文字学研究则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春秋繁露》文本一项创新性研究，主要以文本中的复音词、疑问代词、副词、连词等为研究对象，从语言文字学角度展开研究。

除了上述国内学者对《春秋繁露》本文进行的多角度研究外，国外的许多学者也对《春秋繁露》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日本学者大多从《春秋繁露》文本真伪的考证的角度出发，欧美学者则更偏向于从董仲舒的文本思想研究的角度入手。总的来说，与国内学者的研究有共通之处。综合来看，清代以来学界有关《春秋繁露》文本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专著、论文等数量繁多，研究内容涉及文本作者考证、具体篇章解读、文本思想、语言文字学等多个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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