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5G 等数字技术不断涌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乡村数字治理和乡村善治的重要支撑。结合绍兴市S村数字嵌入乡村治理的实际案例，发现在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运行过程中，还存在数字过度依赖、数字素养缺乏、乡村文化排斥等挑战。数字乡村善治优化逻辑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发展原则，构建一核多元共治格局，消减城乡数字鸿沟阻力，完善数字治理监督体系。

关键词：数字乡村 数字治理 多元协同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在全球新一轮技术变革背景下，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5G 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断应用到农业农村领域，促进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而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战略方向和重要手段，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工作，连续颁发了系列文件。2019 年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加快信息化发展，整体带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并且要注重建立灵敏高效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2020年，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数字乡村试点建设工作正式开启。《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提出提升乡村数字化治理效能和拓展数字惠民服务空间。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国家的一系列政策文件都彰显着数字乡村建设刻不容缓。在政策发布后，各地也是积极响应，数字乡村建设正在热烈地实践中。例如浙江省德清县的“我德清”一站式数字生活服务平台，江苏省射阳县的“1+4+N”数字乡村建设模式，湖北省宜昌市的“百姓通数字平台”，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仁里集”大数据平台，重庆市石柱县的“平安乡村·智慧农家”智能化系统等等，都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积极示范模版。由此可见，面对基层治理当中的新挑战，让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体系适应了互联网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成为地方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是农村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诚然，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嵌入带来了便利，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问题也不断涌现。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数字治理主体参与度不高、乡村人口老龄化严重、村民数字素养不高、数字治理人才缺乏等问题都亟待解决。因此，在数字赋能背景下，乡村运行机制如何进行？关于数字治理的优化逻辑又有哪些？这些都是数字乡村治理走向成功之路的关键，需要加以关注与解决。

二、数字乡村治理研究的源起

数字乡村治理具有丰富的内涵。沈费伟、崔钰认为数字乡村治理是国家以信息网络平台为载体，将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应用于乡村建设的各环节，致力提升乡村文化、经济、生态等领域数字化水平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 沈费伟，崔钰.数字乡村治理何以提升社会质量——基于社会质量理论的阐述[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03）：95-105.]]。武小龙认为数字乡村治理是指在现代信息技术的驱动下，以县域为治理单元，统筹推进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在各重点领域的运用、匹配与融合，从而实现乡村公共事务的精准化治理、智能化应对与科学化决策，推动乡村治理机制重构及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的演进过程[[[] 武小龙.数字乡村治理何以可能：一个总体性的分析框架[J].电子政务，2022（06）：37-48.]]。唐京华主张数字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系统工程，并且就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动力机制为切入口，结合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案例考察，剖析数字乡村治理的运作机理[[[] 唐京华.数字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与推进策略——基于“龙游通”平台的考察[J].湖北社会科学，2022，No.423（03）：52-58.]]。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创新要素，使乡村治理结构发生革命式变化。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带来乡村整体治理水平的提升，在改进行政结构、治理能力、治理模式和村民利益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胡卫卫、申文静认为乡村数字治理的作用在于单向式治理结构的瓦解，信息资源垄断的消解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 胡卫卫，申文静.技术赋能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逻辑与运行机制——基于关中H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3（05）：61-67+75.]]。杨秀勇、何晓云从乡村治理的场域、结构、渠道、能力四方面论证了数字乡村能够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杨秀勇，何晓云.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检视[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02）：110-120.]]。黄博主张大数据赋能乡村治理可通过提升前瞻化、精细化、系统化、智能化水平，来塑造乡村源头治理、精准治理、开放治理、融合治理的模式[[[] 黄博.数字赋能：大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审视[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3（06）：28-36+43+110.]]。马丽、张国磊表示“互联网+”应用模式在乡村的嵌入增强了基层风险应对能力、重塑了村民利益诉求以及纠正了基层权力跑偏[[[] 马丽，张国磊.“互联网+”乡村治理的耦合、挑战与优化[J].电子政务，2020，No.216（12）：31-39.]]。邬家峰则提出数字乡村强化了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和在场性特征，形塑着村民的公共精神和村庄认同[[[] 邬家峰.技术赋权：乡村公共能量场与乡村治理转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No.156（06）：121-128+191-192.]]。

另一方面，数字乡村治理还不是一个完善的治理模式，在诸多方面存在治理困境。一是技术与治理的耦合不到位。丁波认为治理主体如果过分依赖数字表面和技术手段，并在治理过程中注重量化考核和专项治理，就会产生基层治理的悬浮化[[[] 丁波.数字治理：数字乡村下村庄治理新模式[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02）：9-15.]]。郑永兰等人认为在数字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信息孤岛、算法歧视、环境复杂和制度落后四大问题，导致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整合受限[[[] 郑永兰，周其鑫.数字乡村治理探赜：理论图式、主要限度与实践路径[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01）：1-11.]]。二是各主体参与度不高。黄博提出乡村场域中多主体积极参与、共治共享局面尚未形成[6]。董志勇等人认为公众数字素养缺乏，导致乡村数字治理的参与度不够[[[] 董志勇，李大铭，李成明.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关键问题与优化路径[J].行政管理改革，2022，No.154（06）：39-46.]]。三是存在数字治理冲突。张鸿等人表示数字乡村治理逐渐趋于复杂化，多主体利益交织，导致存在多主体冲突，阻碍数字乡村建设[[[] ]张鸿，王思琦，张媛.数字乡村治理多主体冲突问题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01）：1-11.]]。四是法律法规尚未完善。武小龙提出于数字乡村的立法存在政策法规滞后、监督空白、各自为政等困境[2]。郑永兰等人提出乡村数字实践暴露出来的标准失范、体系不一、政出多门等问题，造成了乡村数字治理的困局[[[] 郑永兰，周其鑫.乡村数字治理的三重面向：理论之维、现实之困与未来之路[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2，21（06）：635-643.]]。五是乡村性难以保持。沈费伟等人提出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的历史文化积淀、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要素禀赋、乡村道德情感会被破坏[[[] 沈费伟，陈晓玲.保持乡村性：实现数字乡村治理特色的理论阐述[J].电子政务，2021，No.219（03）：39-48.]]。

总的来看，尽管目前对乡村数字治理的研究已经从多角度发展，比如数字乡村治理的模式、作用、限度等方面，但对数字乡村的运行机制这一方面关注度还不够高，尤其是如何利用该运行机制给其他地区以借鉴与参考，因地制宜发展出自身特色数字乡村治理模式。本文先是从数字乡村宏观背景出发，研究其治理板块，再通过S村案例介入，探究出该村数字治理实践机制，进而概括总结出数字乡村治理运行机制，最后结合治理不足，提出优化逻辑，以供多方参考。

三、S村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机制

（一）S村现状基本介绍

S村是绍兴市柯桥区安昌街道下辖的一个村庄，传统产业是蔬菜种植业，村内有350亩蔬菜田，50多户蔬菜种植户。S村于2003年由4个村子合并组成，村子人口基数大，单单靠村委难以满足治理的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引起了村委班子的注意。于是，2020年11月，S村依托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独特的优势与特色，开始以党建引领，打造“蔬香S村 数联万家”品牌，谋划重点场景可视化、民生实事便捷化、基层治理精准化、业务流转无纸化、集体资产数字化的“数字乡村”新图景，打造了集党建、环境、服务、产业、文旅、健康6个板块 N 个场景于一体的 “数字治村”新模式，走出了一条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新路子[[[]张琴凤.绍兴市S村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范式探究[J].南方农业，2022，16（09）：191-193+201.]]。

围绕1+N数字乡村建设模式，S村通过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GIS以及无人机正射影像等先进技术打造了“一个平台”，即S村数字村庄驾驶舱。驾驶舱汇总了所有村集体信息，村民在舱内可以全方位掌握村情概况、农户数，人口数、党支部数、党员人数等等信息；工作人员可以全时段监测村内环境状况，比如停车位的数量，垃圾分类箱以及公厕的空气指数，天气状况等等。目前S村已经实现卫生全闭环，村内环卫工人都配备定位手表进行实时管理，进行精准服务，村民也可随时监督，发现卫生问题可以通过小程序上报，大大提高了环境卫生管理水平。同时，S村还建立了全覆盖、无死角的“数字天网”，打造了集智慧安防、智慧停车、多杆合一等于一体的村级安全预防闭环，大大增强了村内安全系数[[[] 柯桥区委编办.城市化进程中的大型村社治理研究－以柯桥区安昌街道S村为例]]。此外，S村为村民开发了“数联S村”小程序，提供一站式服务，实现智慧治理闭环。村民只需要在手机上点击一下，足不出户就能把社情民意上报给村委，上报的社情民意会迅速在驾驶舱后台显示，督促工作人员尽快解决。据统计，小程序安装率在75%以上。考虑到本村老龄人口较多，且他们的数字素养不是很高，所以村委会给每位孤寡老人、低保户派发了一只智能孝心手环，能够实时监测老人们的心率、血压等指标，如果遇到危险，可以点击一键呼叫功能，驾驶舱后台就能迅速得到消息并发出警报，实时定位进行救援。

S村以“打造体验式数字农业旅游特色村”为重点建设目标，并且以“让最不懂高科技的村民首先享受数字治村改革的红利”为口号大力发展数字农业。首先，S村搭建产业数字平台，开创“蔬香S村”共富直播间，实现S村农产品链上增值。其次，衍生性发展数字农业。S村创意开发体验式农业“开心农场”，游客们可以通过“数联S村”小程序进行线上租赁菜地，体验农耕生活。游客可以在线实时为租赁的菜地浇水施肥，待蔬菜成熟后，可以实地采摘，也可以通过邮寄到家方式获得。S村还打造了大棚蔬菜无土栽培基地，实现全自动数字化管理，实现产业转型。最后，S村将农业与旅游业结合，打造“共富专线”，促进农村数字经济发展。S村目前打造了月亮湾蔬菜种植基地，七彩农屋，花海公园、共富号火车头等景点。因为S村毗邻安昌古镇，可以通过举办“年货节”的方式，来吸引游客的到来，实现客流量的增长。该村还打造了集蔬菜采摘、品尝、观光及研学的沉浸式农业体验基地——果蔬共富工坊，不仅带动了旅游业，还带动了村民的就业，推动其走向共同富裕。

（二）S村治理运行机制

S村治理运行机制分为以下三方面：信息共享、多元参与和成果共享。在数字技术的嵌入下，信息能够在S村中快速传播，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信息共享。村民们不仅可以通过数字小程序这种自治性、规范化的村务数字化平台来获得信息，还可以通过非规范化的社交数字化平台——微信村务群来收到消息。信息共享的实现带动了一批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积极性，进而推动各治理主体的积极参与，实现多元参与。村民们通过数字化平台讨论协商，共同商议村务大事，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新格局。在大家的对乡村的积极建设下，最终实现成果共享。大家共同创办的无土栽培蔬菜大棚基地、“开心农场”、直播共富平台等项目所获得的盈利，都归参与主体所有，按比例进行分配。由此，S村的实践运行机制生成。

1.信息共享，实现公平

在传统乡村治理中，多方利益交织，信息很可能不能完整且有效地到达村民手上，村民会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自身利益受损。但数字乡村治理能够成功地将任务流转化为数据流、信息流，并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传播，实现公开透明的任务发布[[[] 王文彬，赵灵子.数字乡村治理变革：结构调适、功能强化与实践进路[J].电子政务，2023，No.245（05）：29-37.]]，维护村民的利益。数字技术在乡村场域的逐步嵌入，使得信息能够完全公开，流通速度也比以往大大提高。政府、村民、企业、乡贤、社会组织等主体都能立即获悉信息，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信息共享，而且各方主体不会因为信息的缺乏而导致话语地位不平等。同时，数字平台为各方治理主体提供一定的公共虚拟空间，能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实现信息互动，以此来确保治理的公平性。而且也使得治理成本大大降低。并且公共虚拟空间打破了政府的“一言堂”，各方治理主体可以在空间里及时反馈信息、建言献策，大大提高了各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在数字技术的介入下，无论是治理的效率还是参与的公平性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S村通过建立数字平台实现信息共享。S村数字村庄驾驶舱提供了大量村务信息，开放数字政务公开栏，村民们可以在数字平台的咨询板块随时查询。党务、村务及财务信息的公开，确保了村民的知情权，保证了村庄治理的透明度和公开性，有利于村子治理工作的开展。同时，村民在村子中发现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数字平台来提出。比如村民可以通过“随手拍”的方式将脏乱差的地方上传到数字平台，后台会通过智能手环让处于最近的环卫工人去打扫；村民还通过“数联S村”小程序建言献策，后台能够实时看到并及时反馈。此外，S村还通过非规范性的方式来确保信息的公开性。S村把村民分成20个工作小组，每组设立一个组长并成立村务微信群，组长及时在群里发布消息，村民们能够及时获悉信息。S村的实践表明，数字赋能乡村治理能够推动信息的传播速度，确保公平与公开，增强了各治理主体的信任，激发各治理主体民的参与积极性，为提升治理效能提供有力的支撑。

2.多元参与，协同治理

乡村数字治理的本质是借助数字平台连接多元主体，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13]。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打破了村民、企业、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被边缘化的困境，增强了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联系和凝聚力。在此过程中，村级组织是乡村治理转型的关键主体与主导力量[[[] 丁波.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J].新疆社会科学，2023，No.244（03）：132-138+152.]]。村级组织依托数字平台，要逐渐改变其他治理主体的信息单一接受者角色，要带动其他治理主体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让各治理主体在平台上主动竞争、妥协、对话与合作，平等参与协商，实现从信息的单一接收到信息的双向传递，形成多元主体治理格局。另一方面，各治理主体依据数字平台可以互相监督。信息的传播速度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强势治理主体进行信息垄断的行为。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各治理主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允许任何人的特权行为。多方治理主体的互相监督，避免了因利益产生的包庇行为，使得公共决策更加公平合理。

S村通过数字平台实现多元参与。S村以党建引领，积极引导各方治理力量的进入。在“数联S村”小程序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身份证号进行注册，既保证了身份的真实性，又避免了发言的随意性。各治理主体可以在数字平台上合理合法地畅所欲言，讨论村庄的发展方向，为村庄的公共决策提供有效的建议。S村村级组织积极邀请青年企业家进入果蔬共富工坊，参与到农产品的销售中。企业的进入，预计每年能为村集体净增收100万元以上。一年一度的乡贤大会，讨论出的结果为S村的发展添砖加瓦。村内村民被积极邀请到村务管理中。各治理主体各司其职，欣欣向荣。S村的实践证明，在党建引领下，依据数字技术有利于增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促进多元协同治理格局的构建。

3.成果共享，促进共富

数字技术的嵌入能够使成果由各主体共享。乡村数字治理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结果，其治理成果也理应由参与者共同分享[4]。在获得集体的收益后，各治理主体可以数字平台上实施监督，避免利益成果分配的不均衡以及村务治理的停滞。数字技术还能通过权责划分公平分配收益成果，形成有序的分配秩序，既肯定了各治理主体的贡献，又提高各治理主体的获得感，进而推动共同富裕。可视化的成果分配满足了各方的需求，加强了各治理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同时，在利益的推动下，各治理主体通过数字赋能产业发展和数字凝聚发展共识，形成精神情感联结和经济利益联结相促进的共同体，使全村在社会治理中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胡卫卫，卢玥宁.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研究——基于“中国大棚第一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J].公共管理学报，2023，20（01）：133-143+175.]]。统一体的存在大大提高了乡村自治的有效程度，促进共享成果的再造。

S村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成果共享。一是村庄环境卫生的改变。S村通过视频监控、智能井盖、智能气象等物联感知设备对村内环境实时监控，实行环境卫生智能化管理，不仅保证了村庄的环境卫生，而且为村民提供清新、卫生的生活环境。其产生的正外部性还体现在吸引游客上。美丽干净的村庄更能引起游客的好感。二是村庄安全系度的增加。S村通过天网，智能停车位等先进设备对村庄实施安全智能化管理。智能孝心手环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老弱病残者的生命健康。人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大大提高。三是种植收益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通过“蔬香S”直播共富平台，扩大农产品售卖的渠道；体验式农田“开心农场”的开发和果蔬共富工坊的建成，带动了村民的就业，提高了村民的收益，真正实现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四、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挑战

（一）数字应用“悬浮化”

简·芳汀将数字技术隐喻为“虚拟的美丽”，并警示如果技术运用不当会致“虚拟的美丽遮掩启动制度变化的困难[[[] 简·芳汀．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Ｍ] ．邵国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2．]]”。数字技术的高效便捷促使乡村治理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变，从而重塑了基层治理模式。但数字技术存在“赋能”与“消能”的双重特质。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有些公共事务属于结构化程序和多主体参与的一般性事务，如行政审批、网络会议、智慧监控，数字技术工具性功能大大提升了治理效果。相反，某些公共事务具有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特点，网络技术难以发挥作用，从导致网络治理的虚化和“悬浮化”现象。比如S村中的环境卫生保护需要有人去挨家挨户对“爱护环境”等口号的宣传。其他一些移风易俗、拆迁修路等重大事项，数字技术无法完全解决。“我们村口的路比较坑洼，所以我们村开了次村民大会来共同商议修路的事情，这样效率比较高。我们不用数字平台来做，一来是重视这项事情，二来是感觉在数字平台上操作比较不规范，毕竟涉及到村里的财产”（访谈记录：0318）[ 本文访谈资料的编码规则为：受访者编号+日期编号。]。其次，数字“行政化”也是过度依赖的一种。本来可以直接在线下完成的事务，全部转为线上办理，加重了行政负担。比如S村某位村民只想去咨询一些事项，但是村委为了数字平台使用率和数字业务完成率让其转为线上办理。最后，过度信任后的信息安全问题也需要商榷。由于过度依赖，人们对数字技术产生了极大的信任感，无论是填表还是咨询等等工作，大家都倾向于“线上”进行。但这些集中的信息，能否确保其安全性，还需要验证。比如S村的村民注册在小程序中的信息，村委录入进去的各项事务信息，村中是否设立机制进行保护。据悉，该村数字平台尚未完善，容易受到有心人的网络攻击，窃取村子情报信息。

（二）村民数字素养“短板化”

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截至2022年12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83.1%，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1.9%；非网民规模为3.44亿，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55.2%，高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19.9个百分点。S村共有人口3962人，60岁以上的人口有1341人，中青年1765人，少年845人，总体而言，S村数字素养程度不高。良好的数字认知是建立在对数字治理的深刻理解与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 袁宇阳.嵌入性视角下乡村数字治理的多重困境及其破解路径[J/OL].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8]]。首先，村民迫于生活压力，需要完全投入进工作，无暇顾及数字技术等新知识的学习。同时，乡村的老龄化不断加重，老年人对数字化的接受程度较低，数字学习能力也逐渐退步，导致他们的数字素养不高。S村是一个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的乡村，老年人口占据全村的三分之一，这对于数字化治理的推进较为不利。其次，当前过于复杂的数字操作流程阻碍了一些村民的使用。由于一些村民的数字素养较低，对智能工具只会简单的使用，所以直接让他们操作较为复杂的数字平台，可能会打消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不愿意接触数字平台，更不愿意使用它。某位S村村民是这样说的：“我的手机只会拿来打打电话，发发微信，在刷刷抖音，其它的对于我来说都不会用”（0618）。

（三）乡村文化“内卷化”

自古以来，乡村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由于存在地缘、亲缘关系，乡村更是一个熟人社会，内生出村民都默认的乡村管理形式。但作为 “外生性”治理工具的数字治理的突然进入，可能使村民不适应甚至排斥数字技术。首先，宗族文化、村规民约以及土地文化等的存在，村民们遇到困难不会立即进行规范性的解决，而是社交性的解决，在家族宗祠中进行商议。然后是考虑到村委会去解决问题，这种不约而同的形式容易排斥数字技术的进入。其次，数字技术可能会忽视对乡村本土文化的考量，产生“水土不服”问题[21]，造成乡村排斥。据调查，虽然S村已经完成了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但由于村子中长期存在的乡村文化排斥与数字技术融合的不够深，阻碍了该村数字治理的脚步。最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观念深入人心。村民的生活工作也比较繁忙，一方面是无暇顾及此类事务，另一方面参与此类事务容易成为“出头鸟”，里外都不讨好。采访中的一位村民认为：“我们一般都是把村务全部都让村委会管，要是我们太积极了会被人家嚼舌根的”（1018）。

五、数字乡村治理的优化逻辑

数字治理的发展立足于人们对“善治”的理想追求[[[] 黄璜，谢思娴，姚清晨等.数字化赋能治理协同：数字政府建设的“下一步行动”[J].电子政务，2022，No.232（04）：2-27.]]，但其并不是数字技术与治理的简单耦合，而是一个从更深层次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秩序维度来实现对公共问题治理的过程[14]。要以系统性的思维推进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融合，提升治理效能，可以通过技术理性与主体理性的融合，一核多元共治格局，多渠道叠合的乡村数字能力教育，数字治理监督体系等优化逻辑来实现。

（一）坚持以民为本的技术理性与主体理性的融合

有学者认为人们陶醉于数字技术的炫目成就，而忘却了乡村数字治理实施背后的以“村民为中心”的主导价值[[[] 张雅勤.乡村数字治理中技术主义倾向：浮现与防范[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03）：73-83.]]。因此，乡村数字治理要坚持以民为本的发展原则。数字技术的嵌入的目的也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本质而言，社会治理仍然是做人的工作，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杨嵘均，喻包庆.数字治理嵌入乡村礼俗社会的可能路径及其调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03）：84-94.]]。数字乡村治理以数字空间为治理载体，引导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切实改变村民“主体性缺失”和“普遍性失语”的局面[1]。因此，作为理性的治理工具，数字技术的运用关键要以人民的立场为立脚点和出发点，充分地关心和尊重人民的需要，来提升人民的参与感，确保人民的知情权，最大限度地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同时，乡村治理更要以数字文化为基础，挖掘出植根于本村的独特文化，凝练出村民喜闻乐见的村集体数字文化，增强村民对本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村民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此外，还要重视村民的经济需求和文化需求。保证农民的经济来源是乡村治理的重中之重。政府可以依托数字技术，得知市场动态，找到售卖渠道，帮助农民售卖农产品，满足农民的经济需求。电商平台、网络直播等等新型销售方式，拓宽了农产品售卖渠道，帮助农民解决销售难题，扩大经济效益。村民的文化需求同样也很重要。数字文化的推广能够为村民们提供一个公共虚拟文化空间，满足村民们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结合村民的实际需要，为村民提供相应的数字文化，丰富其精神生活。

（二）建立“上下沟通”的一核多元共治格局

面对治理难题，哈贝马斯提出必须进行一种政治上有效的、能够把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上所拥有的潜能同我们的实践知识和意愿合理地联系起来的讨论[[[] 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Ｍ].２ 版．郭官义，李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73．]]。哈贝马斯的观点为数字治理提供了一个启示，即乡村个治理主体的理性交流和协作能够消弭数字治理困境。因此，构建一核多元共治格局能够有效解决乡村数字治理困境。乡村数字治理结构存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横向关系，其中党组织在多元共治格局中占关键主导作用[[[] 何艳玲，王铮.统合治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及其对网络治理的再定义[J].管理世界，2022，38（05）：115-131.]]。在现有的制度架构和实际情况中，坚持党的领导有助于乡村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党组织作为核心主体，引导村民、企业、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进入到村级治理中来，共同协商决议，为乡村的发展提供多方力量。首先，完善相关法律规章，确保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法律法规的制定为多元治理格局的有效实行提供了法律基础，也规定了各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中的界限与范围，为各治理主体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增强了公共决策的有效性。其次是完善激励制度。有效的激励方式能够提高各治理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党组织和村级组织把参与多元共治的活动纳入平时考核绩效中，增强党员干部及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而对于其他主体，可以采取“积分制”。每次活动都设置一定的积分，其他主体可通过参与这些活动获取积分，积分达到一定额度后可在线上奖励处兑换奖品，提高各主体的参与度。

（三）构建多渠道叠合的乡村数字能力教育

有些学者认为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村民的数字素养[5]。一般来说，城镇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技术更为完备，因而数字产业发展得快，而乡村的数字化基础较为落后，村民数字基础知识薄弱，和城镇有较大的差距，因此产生了城乡数字鸿沟。CNNIC第51次报告显示，截止2022年12月，我国非网民规模有3.44亿人，其中农村非网民占比55.2%。消弭城乡数字鸿沟迫在眉睫，而且此举能够直接扩展产业发展、就业与创业机会[[[] 霍鹏，殷浩栋.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理论基础、行动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网络扶贫行动计划”的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9（05）：183-196.]]首先，弥合设施鸿沟。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乡村治理的基础。乡村要进行数字治理，必须要有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农村宽带、5G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全覆盖。其次，弥合理念鸿沟。传统乡村的村民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一般比城镇居民慢，尤其是在乡村人口流失严重，老龄人口数量占据大部分的情况下，村民的数字理念较为薄弱。所以要加大数字治理理念的宣传，定期给村民举办数字技术的讲座，给反对数字治理的村民做思想工作，让数字技术逐步渗透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感受数字技术的便捷性与高效性，最终实现村民数字理念的增强。最后是弥合能力鸿沟。如何提高村民的数字能力是乡村数字治理中的一大问题。村委以党建引领，定期开设智能设备使用的课程，依据年龄将村民分为几部分，因材施教，深入浅出地教导村民。对于数字素养实在薄弱的老龄人口，村委可给他们定制简单便捷的智能手环，确保每个村民都不会落队。

（四）完善数字治理监督体系

完善的监督体系能够促进数字治理的有效运行。首先，政府内部需要完善数字治理监督制度。政府内监督能够防止信息的垄断和利益贿赂问题，确保治理主体的相对公平。可以成立监督部门对公职人员进行合法监督，对治理过程进行全流程监督，设置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公众意见，促进数字治理的有效执行。其次，各治理主体内也要完善监督机制。此举能够防范各主体之间因为利益关系互相包庇行动，损害村民利益，降低村民的信任度。数字乡村治理通过开发微信小程序，APP，网站等数字平台进行治理，但由于网络的虚拟化与匿名性，无法得知网名背后的真实人是谁，也不能知道他们之间进行了什么交易，来为某个主体谋取利益，因此，数字平台自身监督也很关键。大数据监测网民的发言内容，若遇到敏感内容直接在数字平台上发出警报，防止治理主体利益的受损。最后，社会舆论的监督督促着数字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当今社会，信息传播速度已然是非常迅速，一个信息在一个小时内就能有上千个浏览量、转发量，甚至半天内全国都能得知。所以，社会舆论的时刻关注能够驱动乡村数字治理的创新与规范，既有激励性又有压迫性。

六、结论与启示

毋庸置疑，数字乡村治理是基层治理的发展趋势，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数字技术在传统乡村的嵌入，为乡村治理提供有效的工具和手段，提高乡村治理的效率。本研究以实际案例为研究基础，深究出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经过分析和思考，得出数字乡村治理的优化逻辑，为乡村的数字化治理提供科学可行的思路，以期为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尽上微薄之力。同时，科学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我们要最大化利用它的正向作用，尽可能降低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性。

参考文献：

沈费伟，崔钰.数字乡村治理何以提升社会质量——基于社会质量理论的阐述[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03）：95-105.

武小龙.数字乡村治理何以可能：一个总体性的分析框架[J].电子政务，2022（06）：37-48.

唐京华.数字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与推进策略——基于“龙游通”平台的考察[J].湖北社会科学，2022，No.423（03）：52-58.

胡卫卫，申文静.技术赋能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逻辑与运行机制——基于关中H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3（05）：61-67+75.

杨秀勇，何晓云.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检视[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02）：110-120.

黄博.数字赋能：大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审视[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3（06）：28-36+43+110.

马丽，张国磊.“互联网+”乡村治理的耦合、挑战与优化[J].电子政务，2020，No.216（12）：31-39.

邬家峰.技术赋权：乡村公共能量场与乡村治理转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No.156（06）：121-128+191-192.

丁波.数字治理：数字乡村下村庄治理新模式[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02）：9-15.

郑永兰，周其鑫.数字乡村治理探赜：理论图式、主要限度与实践路径[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01）：1-11.

董志勇，李大铭，李成明.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关键问题与优化路径[J].行政管理改革，2022，No.154（06）：39-46.

]张鸿，王思琦，张媛.数字乡村治理多主体冲突问题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01）：1-11.

郑永兰，周其鑫.乡村数字治理的三重面向：理论之维、现实之困与未来之路[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2，21（06）：635-643.

沈费伟，陈晓玲.保持乡村性：实现数字乡村治理特色的理论阐述[J].电子政务，2021，No.219（03）：39-48.

张琴凤.绍兴市S村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范式探究[J].南方农业，2022，16（09）：191-193+201.

柯桥区委编办.城市化进程中的大型村社治理研究－以柯桥区安昌街道S村为例

王文彬，赵灵子.数字乡村治理变革：结构调适、功能强化与实践进路[J].电子政务，2023，No.245（05）：29-37.

丁波.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J].新疆社会科学，2023，No.244（03）：132-138+152.

胡卫卫，卢玥宁.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研究——基于“中国大棚第一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J].公共管理学报，2023，20（01）：133-143+175.

简·芳汀．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Ｍ] ．邵国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2．

袁宇阳.嵌入性视角下乡村数字治理的多重困境及其破解路径[J/OL].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8

黄璜，谢思娴，姚清晨等.数字化赋能治理协同：数字政府建设的“下一步行动”[J].电子政务，2022，No.232（04）：2-27.

张雅勤.乡村数字治理中技术主义倾向：浮现与防范[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03）：73-83.

杨嵘均，喻包庆.数字治理嵌入乡村礼俗社会的可能路径及其调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03）：84-94.

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Ｍ].２ 版．郭官义，李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73．

何艳玲，王铮.统合治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及其对网络治理的再定义[J].管理世界，2022，38（05）：115-131.

霍鹏，殷浩栋.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理论基础、行动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网络扶贫行动计划”的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9（05）：183-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