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族群众多，造就了蔚为大观的民俗文化，基于其上的民俗研究及应用也欣欣向荣、硕果累累。民俗旅游开发使目的地民俗主体在口头和行为模式上出现变化。同时，其在环境、经济等层面造成影响。基于此种关系和现象，网罗国内外研究成果，做阶段性综述。

关键词：旅游；目的地；民俗变迁；影响研究；文献综述

一、民俗与旅游

1864年，英国博物学家威廉·汤姆斯创立“folklore”，并用罗列的办法定义其为民众的知识，即乡民掌握的旧时行为举止、风俗、迷信、神话故事和歌谣等[1]。随后，在欧洲本土激发了泰勒等人的论述和论著，并使“民俗”与“文化”相关联。例如，泰勒对文化的定义是：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2]。1922年，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在《发刊词》中，首次译引“民俗学”这一学术名词，钟敬文先生最终将其界定为关于“全部的社会生活、文化领域”的学科[3]。所以，从国内外论说来看，“民俗学”的定义及其囊括的内容，无疑具有延展性和兼容性。诚然，目前民俗学的学科实践仍未达到这一高度，这从所谓的“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等等指称上即可体现出来。高丙中的“动摇”，进而突围成“生活世界”[4]；郭于华的“可有可无”，到“新传统”和“新民俗”[5]……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当然，本论题无意裹挟进这纷繁复杂的论证，但采用的概念，如“民俗”“民俗文化”及“文化”则承此思路。

民俗自古有之，作为学科定义的“民俗”则经历了近一百五十年的不断论证。钟敬文认为民俗是人民大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6]，乌丙安界定民俗是各民族最广泛的人民传承的文化事象[7]，陶立璠给民俗下的定义是：民俗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文化模式[8]。高丙中总结前人成果，高瞻远瞩的定义其为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和文化生活[9]。

旅游概念也是众说纷纭。冯乃康先生认为旅游是以去异地寻求审美享受为主要内容的一种短期生活方式[10]。谢彦君教授则认为，旅游是人们以前往异地寻求愉悦为主要目的而度过的一种具有社会、体闲和消费属性的短暂经历 [11]。这些概念把握住了旅游的本质。

民俗旅游的概念则由民俗学者叶涛首次提出，即指以民俗事象为主体内容的旅游活动[12]。陶思炎认为民俗旅游是以特定地域或特定民族的传统风俗为资源而加以保护和开发的旅游产品[13]。从上述定义来看，民俗旅游是构成旅游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旅游，也是一种具有地方性格的旅游。民俗 旅游的开发和发展，有着自己特定的文化内涵和逻辑，其并非民俗事项的简单罗列，也非随意的搬弄和任意的臆造。

二、民俗变迁研究

关注文化接触和由此引发的文化变迁是人类学的一个传统。从古典进化论到历史学派，再到功能学派以及今日的新进化论、冲突理论和互动理论等，无一不是对文化和文化变迁规律的探索和理论演进。变迁是所有文化的永恒现象，也是人类文明赖以恒久的因素，文化的均衡稳定是相对的，变化发展则是绝对的。

文化变迁就是指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改变[14]。按照一般人类学家的观点，文化变迁分为纵向变迁和横向变迁。纵向变迁是指文化特质的不断积累，逐渐发展、进化的文化变迁过程，而横向变迁则是指通过传播、涵化等方式所导致的文化变迁过程。马林洛夫斯基在《文化变迁的动力》中指出，文化变迁的原因和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种是内部的，由文化内部自生的力量，即自主性的创新而引起的。另一种是外部的，由自然环境的变化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如迁徙、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政治制度的改变等而引起，即来自于不同文化的文化传播。当环境发生变化，社会的成员以新的方式对此做出反应时，便开始发生变迁，而在这种方式被某一地区足够数量的民众所接受，并成为它的特点以后，就可以认为民俗已发生了改变。

民俗旅游的开展，在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构成以旅游者为媒介的沟通纽带。旅游者作为“他者”所携带的“客源地民俗”，在持续的与目的地民众的民俗接触碰撞中必然激发两者民俗的变迁。由资料显示，此种过程对目的地民俗的涵化影响尤为明显[15]。关于民俗变迁有两种较为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从民俗的功能维度出发，认为民俗是来源于历代民俗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民俗群体创造民俗是为了满足群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一种保障群体利益的社会力量。乌丙安先生就曾指出：“历代俗民的生存愿望与生活需求是民俗得以产生、传习、保存、应用的基本动因，只要人们的生存愿望得不到实现，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不停顿地动用各种民俗形式表达这种愿望和需求”[16]。故而，作为民俗群体日常生活的一种重要口头和行为模式的民俗总是处于流变的过程中，某些民俗事象的势微或最终消失是因为其社会功能难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不能服务于民俗群体的需求，而另一些民俗得以稳定传承则往往在于它们在失去某些原有内涵的同时，由于民俗群体的认可与接受而溶入了新的文化要素，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传统民俗的一种新的发明与运用，即这种得以驻留的传统民俗的符号象征系统以及民俗式样依然是传统的、不变的，或变动较小的，是“变”中的不变，是对民俗群体生活意义的“变”。另一种观点，如美国学者萨姆纳等，认为民俗的变迁是整个社会变革的一部分而不是孤立的，民俗的变化是对生活条件发生变化的反映[17]。换言之，民俗的变迁一方面受制于它们存在于其中的自然和社会生活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外部环境和利益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民俗的变化与否及变迁的程度。从而，对民俗变迁更深一层次的理解应该是民俗变迁是民俗群体在资源有限的社会条件下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作的一种努 力，是对另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的探求和选择[18]。前者从民俗对民俗主体的现实生活的意义角度入手，从民俗的功能角度出发，认为民俗变迁是民俗功能从具象外显的形态变化和抽象潜在的结构调整两方面演进的外化现象，是民俗群体对民俗功能的新需求引发了民俗功能的演进，从而引起了民俗的变迁[19]；后者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出发，把民俗变迁视为整个社会变迁的一部分。认真分析后，不难看出两种观点都说明了民俗变迁主要是因为社会变革的影响，也即民俗群体对民俗功能有了新的要求也就意味着民俗主体生存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条件已发生变化，旧有的生活模式或传统的民俗文化已无法再适应新的历史条件， 因此归根结底仍然说明民俗变迁是一个由外部动因迫使或带动内部动因，进而双向互动的过程[20]。

三、民俗旅游影响研究

有关民俗旅游对民俗变迁的影响研究，就学术史的角度而言，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在民俗学、旅游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领域引起热议[21]。由此可见，民俗旅游研究的影响力和重要性。

2000年，钟敬文先生在给国家旅游局《走遍中国·民俗风情篇·序》中提出，应该“把民俗文化放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基础部分和最稳固的部分来加以介绍，能通过说明民俗事象的一个角度，介绍祖国整体文化的博大和多样性”，同时，还应“注意民俗的自身规律和游客观察民俗的特殊性要求”。次年，又在《民间文化》上发表的《民间文化保护与旅游经济开发》中，谈到“旅游经济的开发如何应用民俗中有价值的东西；如何利用旅游展示民俗，吸引游客，宣传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并且“把保护旅游资源与保护民俗资源相结合”“共建人类的家园感”。钟先生高屋建瓴的看法，对民俗旅游的多元化研究贡献巨大。

目前所见关于民俗旅游的论文及著书，研究主要体现为： 一是民俗旅游的定义、性质、范围及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意义；二是民俗旅游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对旅游目的地民俗变迁的影响研究。

1.国内研究

民俗旅游开发是以民俗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商业化运作的市场行为，是将带有浓厚地方特色和富于民族特色的民俗作为资本吸引旅游者的交易行为。民俗旅游开发不同于山水抑或文物古迹等旅游资源的开发，其开发的对象不限于古已载之的民俗，也包括当下民众的日常生活。所以，民俗旅游开发突出对民众集体生活的展现，如中华民俗村就是以各民族民俗生活样式为蓝本而建造的。如此这样一种旅游开发，对地方民众民俗生活的影响自是与其他方式的旅游开发泾渭分明。

民俗旅游开发给民俗变迁带来的影响已经引起不同学科专家学者的关注。早期论著积极响应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号召，也体现了专家学者济世为民的情怀，如张铭远的《大力开发民俗文化旅游业》[22]，刘锡诚的《民俗旅游将成为旅游的主潮之一》[23]等。这些论著反映了学者对民俗作为旅游资源价值和重要性的关注，对民俗旅游开发怀着热切的期望和肯定，但只注意到了民俗旅游开发的经济作用，而忽视了民俗旅游开发的负面效应。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1992年，申葆嘉就曾指出：旅游发展给目的地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带来的负效应已是有目共睹。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一定程度上污染了目的地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目的地社区文化传统，使得当地社会道德风尚退化，淳朴的民风商品化[24]。持这种认识的还有吴忠军、徐赣丽等[25]。对民俗旅游的开发逐步从提倡到保持警惕，再到可持续性民俗旅游开发，这也说明学界对民俗旅游的影响渐渐明晰，方向性也逐步增强。

甚至在旅游学学术圈中，旅游影响研究也一直滞后，较少学者注意到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如刘振礼的野三坡个案研究，指出旅游对目的地社会的影响并提供了相应的对策。随着理论的不断深入，建立在个案基础上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内容也更加多元化，从有关于目的地民众对旅游的认知度和态度到有关于旅游业对价值体系、民众行为、家庭关系、生活方式、道德标准、社会治安、文化生态等社会文化影响以及探讨旅游对目的地产生社会文化影响的理论机制的构建等都进行了研究。旅游学界对旅游的影响研究，主要以宏观介绍国外的国外的理论和方法为多。如申葆嘉的《国外旅游研究进展》[26]、宗晓莲的《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27]和肖洪根的《对旅游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在认识——兼评国外旅游社会学研究动态》[28]，基本上从旅游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宏观地介绍了国外对旅游影响研究的状况。

在中国民俗学界，对民俗旅游及其影响，包括民俗旅游对民俗变迁的影响研究，以周星的研究成果最为显目和富于启迪性，其专门撰写了4篇民俗旅游研究的论文。在此研究领域，他其较早地引入实证研究的方法，并在贵州省进行民俗旅游村个案综合考察，提出要对旅游带来的地方民俗文化变迁，如传统复兴、文化再生产、文化商品化、民族意识的唤醒等给予重视。这些研究，摒弃了过去的空乏议论、就事论事和缺少实证依据的局限，而且纠正了学术界对民俗旅游的过分批判，揭示了民俗旅游对民俗文化的互动建设作用。其后，他又进一步分析了民俗旅游化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关系，认为经过旅游开发后的当地民俗所呈现的面貌，乃是一种经过多种力量相互制衡影响的结果，它与旅游者想看到的和当地民众愿意展示的民俗内容并不完全一致。这些观点和看问题的维度，对于推进民俗旅游研究拓宽了继续研究和思考的空间[29]。

2.国外研究

国外的旅游影响研究，特别是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开展得稍晚，但速度并不慢。20世纪60年代，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旅游”在全球普遍出现，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带来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Williams将旅游的影响分为三种类别：经济影响、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1982年，Wall和Mathieson在《旅游：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一书中指出：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之间没有十分清晰的界限；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社会所带来的正、负影响可以概括为经济、环境、社会文化三大类。从历史上看，最先进入人们视野的是经济影响，即关注更多的是在旅游的正面经济效应。20世纪70年代，旅游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发展，引发了目的地一系列的问题，如人口结构、文化商品化等等， 这使得一批人类学家开始对旅游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研究。如以Valene L· Smith为代表的旅游主客关系研究，以 Dennison Nash为代表的涵化理论等，此期对旅游的负面影响也给予了关注。20世纪世纪80年代，学者开始系统地、公正的研究旅游影响。如格林伍德在重新审视先前对巴斯克人地区发展旅游所带来的变化的研究之后，认为这些变化是有建设性意义的。史密斯在《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再版时，重新审视所有内容，以一种更加公正的视角来对待旅游的影响问题。截至到目前为止，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贾法瑞的“四平台说”[30]、史密斯的主客关系研究[31]、纳什的涵化理论[32]以及科恩的“真实性”研究[33]。

四、结语

纵观上述前辈学者的研究，主要在以政府为主导型民俗旅游开发以及为数不多的民俗旅游村个案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缺少更多的个案资料来说明和印证，对民俗旅游所导致的民俗变迁等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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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琪（1980—），男，湖北应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旅游管理、民族民俗、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