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同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唯物史观首次将普通民众置于历史发展的核心位置，肯定了普罗大众是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唯物史观的这一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活动主体的认知，植根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首提群众路线，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强调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主张通过调查研究和科学的工作方法，激发普通民众参与革命的热情。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党建思想最根本所在，充分信任群众，走共同富裕之路，由此无数普通民众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群众路线；共同富裕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社会发展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基本矛盾推动下有序的运动。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以自身的活动影响着社会历史进程，社会发展表现为人的自觉历史活动。马克思高度重视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劳动的主体----普通民众寄寓了深切的同情和高度肯定，强调普通民众是是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如何理解并践行唯物史观关于历史活动主体的认知，是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极为关注的理论问题。毛泽东突破了传统精英救国的思路，坚持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把马克思主义抽象的理论与普通民众要求改变自身境遇的现实需求相契合，探索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则解放了普通民众的经济自主权，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一、精英救国：作为跟随者和启蒙对象的普罗大众

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救国方略一直是走精英救国的路线，下层的社会力量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他们被革命者看成守旧势力的同盟军，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他们的革命是被动的，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始终处于革命的盲点。无政府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后，这一情况有所改变，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底层力量是革命的中坚分子，他们一旦被发动起来，就会自我解放，爆发惊人的力量。他们号召知识精英到民间去，向下层民众宣传革命理论，动员他们参与革命。但无政府主义限于自身理论与组织结构的缺陷，其影响力非常有限。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是受过良好西式教育、认同西方社会理念的知识分子，主要借助报刊、学术杂志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由于工人、手工业者等社会底层力量的介入，新文化运动由最初的思想启蒙转为更广泛的社会动员，青年学生中出现了到民间宣传革命思想的趋势，但并未形成普遍态势。大部分普通民众对新文化运动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几个时髦的词汇、若干时尚的行为，并不能真正进入寻常百姓的生活经验中，产生深远影响。

20世纪初期，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针对广州、上海等大城市的产业工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初步积累了向普通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验，但占据人口多数的农民并不是传播受众的主体。当时共产国际也赞同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但质疑农民的革命彻底性，他们依据俄国的经验，认为农民受到自身生产方式的局限，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农村运动是作为配合城市工人运动进行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后期著作《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中，关注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意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预言农民是中国革命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主张改造其思想，变革其组织，使之转变为革命的力量，但由于种种原因李大钊未能意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体地位。

二、群众路线：从启蒙对象到革命主体

广泛发动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参与革命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通过实地调查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以农民为主体。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对应于城市产业工人、码头搬运工、粪夫、清道夫等城市无产阶级，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还存在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包括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以及绝大部分的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五类人，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产业工人数量极少，因而经济上已经遭受地主、资产阶级双重压迫，思想上却未受任何“文明世界”观念影响，占中国人口总量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指绝大部分的半自耕农、贫农和雇农）是最具潜力的革命力量，一旦拥有渴望的土地，他们从最纯朴的情感出发会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开篇，毛泽东就预言农民将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个庞大的群体势必会影响整个革命进程的样貌：“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接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1]（13）

毛泽东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时，特别重视“实践”这个概念，“实践”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但儒家所理解的“实践”主要局限于个体的道德实践活动。毛泽东则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强调：“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它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1]（283）实践不是少数圣贤的个人行为，而是普通民众的群体活动。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产生影响，不能仅仅依靠少数精英分子，不能沿袭圣贤为范、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传统思路，而是需要走群众路线，使抽象的理论与普通民众要求改变自身境遇的现实需求相契合，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既然中国普通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如何发动普通民众参与革命？毛泽东认为这就需要转变观念，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1]（115）他一再告诫同志们： “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2]（790）

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为此一是要关心群众生活，二是要注意工作方法。“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1]（136-137）

1942年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反对党八股》，在这篇文章中，他再次强调要虚心向人民群众求教，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人民群众所思所想，用人民群众熟悉的语言熟悉的表达方式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的政策方针。1943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他再次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2]（897）、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2]（899）

至此，毛泽东确立了党的群众路线：放下官架子，到普通群众中去，了解国情世情，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把党的方针政策同群众所思所想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实践证明，坚持群众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制胜法宝。

三、共同富裕：改革开放进程中民众的自我解放

1976年当邓小平复出后，他坦率地承认“我们很穷、很落后”，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在为消除贫困而奋斗。多年来舆论导向突出意识形态的对抗，资本主义意味着绝对的“恶”，任何鼓励经济发展和消费的手段、主张劳动者收入拉开差距的观念都受到严厉批判，以致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极端观念。邓小平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首先强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是因为它可以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始终保持整个社会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从而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享受社会财富的机会和条件。因此，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平等必然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循着这一思路，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要发展生产力。” [4]（116）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 [3]（231）

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出发，邓小平肯定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合理性。他看到了欧美等国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互补体制下经济活动所显露的活力，据此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不是政治分野的观点：“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4]（373）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可以大胆地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甚至采纳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归根结底，这些手段能够激发经济领域的活力，从而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强大的动力，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仅要依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还要依靠劳动者的积极性。邓小平重提按劳分配制度，主张恢复薪资制，充分尊重劳动者的个人意愿，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分配领域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他认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用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3]（146）在邓小平看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并不是鼓励人们唯利是图，只是回归到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平等的本来意蕴，因为依循马克思的观点，真正意义的社会平等首先是从经济平等开始的，但不是简单再现原始社会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是承认差异存在，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也是因人而异，按需分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依据国情实现社会平等的特殊表现。早在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设想：“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3]（152）这一设想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热情，从而使我国现阶段的落后的经济状况比较快得到改善，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使生产力水平获得较大的提高。

邓小平承认，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必然会带来利益群体分化的问题，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甚至出现矛盾和对立，但是解决的办法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使经济增长与共享社会资源有机结合起来的就是走“共同富裕”之路。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终极目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4]（373）

“共同富裕”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之域，它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也体现了我国特殊的国情，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应用和创新，让一部分人先行实现经济自主，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推动中国千千万万普通民众投身改革开放各项活动中，在各行各业发挥自主积极性，贡献自己聪明才智，筑就了中国改革开放令人瞩目的成就。

四、结语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群众路线是毛泽东立足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千千万万的中国普通民众由此走上历史舞台，奏响了民族独立与进步的乐章。“共同富裕”则是邓小平依据时代变化赋予普通民众新的历史使命，无数普通劳动者用辛勤的汗水铸就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重新回顾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历史活动主体的思想，将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逻辑脉络，更深刻地理解党的初心和使命。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简介：

闫虹珏（1968-），女，现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课题项目：

本论文为校级研究生优质教学资源建设项目《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23ZXM003）中期研究成果，校级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项目“《论语》精读”（t202201002）、《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导论》（t202201001）系列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