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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新闻框架下成都大运会对天府文化对外传播的提升对策
摘 要:对外文化传播是构成一个国家或区域软实力的重要变量,是塑造国家与区域正面形象的有效手段。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筹办,为天府文化的国际传播交流与区域形象提升带来巨大契机。本文以建设性新闻为理论基础,探讨了以大运会新闻报道促进天府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对策。我们认为针对天府文化与区域形象的传播提升对策,不宜仍停留在文化引荐的基础上,而更应强调信息的主动输出,改进内容产制,强调积极化、包容化、语境化的文化形象输出。建设性传播框架,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抓手。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天府文化;对外传播;提升对策
区域形象的对外传播在城市乃至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尤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新闻报道作为一种核心的传播手段,可影响舆论,并改变公众对区域的看法。以建设性新闻与积极心理学为理论工具,本文归纳提出了利用建设性新闻框架促进对外区域形象提升的理论路径。研究认为,对外传播中的新闻媒体应当超越传统宣传范式,实施包容、多元、积极、语境内涵丰富的建设性报道框架,研究者可以从短期刺激与长期效果两个方面验证建设性内容对本土、国际受众的情绪与形象认知的影响,以生成区域形象尤其是国家形象提升的创新内容生产模式。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对外传播;区域形象;受众调查;国家形象
1.引言
习总书记指出,体育事业的发展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作为中国西部地区成功申办的第一个世界级综合性运动会,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以下简称为大运会)将在四川成都举办。历久弥新的天府文化,是成都打造世界文化名城的宝贵资源。大运会的筹办,为天府文化的国际传播交流与区域形象提升带来巨大契机[1]。本课题立足于天府文化国际传播的工作实践,聚焦本土主流媒体(含政务新媒体)的对外传播,首次提出以建设性传播框架为理论工具,提出从受众的文化认知与形象塑造效果入手,构建天府文化对外传播的可行对策。
2.天府文化的对外传播
对外文化传播是构成一个国家或区域软实力的重要变量,是塑造国家与区域正面形象的有效手段。国内学者已关注到媒体内容产制在对外文化传播与形象塑造中的重要作用,多项研究以框架效应与议程设置为理论背景论证价值观输出与文化引荐的传播路径。2000多年前,李冰父子在此兴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将丰富的岷江水引入成都平原。从此,成都平原告别洪荒,“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泽被千秋,得“天府之国”美誉。直到今天,“天府”之名仍是成都重要的城市符号。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独特印记,更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成都平原被誉为“天府之国”,是古蜀文明重要发祥地。“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有着厚重博大的文化根脉,革故鼎新的文化活力,滋养着富饶的成都平原,慢慢浸润出成都的城市肌理[2]。但遗憾的是,聚焦天府文化与海外受众的效果的实证研究十分缺乏,现有研究提供良好启发的同时,却尚未注意到受众文化差异及心理、兴趣偏好,致使现有的天府文化传播停留在增进受众认知/了解的构想,而非认可/喜爱的实质推进,缺乏积极形象构建的路径[3]。我们认为针对天府文化与区域形象的传播提升对策,不宜仍停留在文化引荐的基础上,而更应强调信息的主动输出,改进内容产制,强调积极化、包容化、语境化的文化形象输出。建设性传播框架,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抓手。
3.大型体育赛事与文化传播关系紧密
Gartner指出包括体育赛事在内的大型活动将显著影响外界对区域形象的认知[4]。后续的相关实证研究指出,筹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赛事,将为举办城市及国家带来文化、经济、技术等方面的提升。同时,可在吸引更多的外部访客行为的同时,增加地方居民内部的自豪感与认同感,助力城市乃至国家内外部形象的构建。其原因在于,围绕大型体育赛事的宣传与报道不仅包括赛事结果,更关涉开闭幕式、举办地经济文化介绍等相关内容,负载了强烈的文化及意识形态符号。因此,在促进体育事业的初衷之外,大型体育赛事于举办地而言具备了提升形象的结果导向[5]。
不过,与之对应,境外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对赛事举办的报道,常常并非中立而很可能带有偏见。如,以奥运会为参照,针对俄罗斯、中国所筹办的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西方媒体多以负面态度保持刻板印象。董小英等对四个奥运申办城市的媒体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发现西方媒体对北京奥运会申办时的关注最强调冲突、风险性的报道框架。如,关注政治迫害、经济问题,而非申办本身。如北京奥运会后的中国形象没有显著改善,仅仅是变得清晰,而非正面[6]。在CNKI上检索体育/奥运会/运动会与区域形象构建的文献,发现已有讨论集中在现有的区域形象如何被构建,而非其形象应如何提升,无论是区域形象还是上升至国家形象,从清晰化到正面化的理论及对策路径都尚不明确。针对2023年成都大运会与天府文化的研究,多从文化软实力、产业经济的角度强调提升形象的机遇和重要性,但较为宏观,目标落点也仅为输出文化而非正面形象的建立,缺乏实质性正面构建与提升的效果研究[1]。
4.建设性新闻框架与对外传播
1914年,Williams首次提及新闻的“建设性”概念。2008年,Haagerup提议记者在报道愤怒和冲突事件之外,应关注有关解决方案和建设性价值的新闻事件以保持平衡;Gyldensted指出建设性新闻根植于积极心理学,报道框架集中于对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能对受众的情绪带来积极影响[7]。荷兰温德斯海姆应用科学大学提出建设性新闻六要素,分别为提供解决方案、面向未来、包容和多元、民众赋权、协同创造与解释语境。建设性新闻的阅览有利于提升受众的积极情绪与道德水平。
近年来,将建设性新闻的报道框架用于对外传播的实践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Zhang与Matingwina从建设性新闻的角度多次分析了中西方媒体对非洲事宜的报道,发现西方媒体多用特定的视觉/文本符号塑造落后地区的负面形象[7]。如埃博拉疫情期间,西方媒体多将埃博拉病毒与非洲形象连接起来,形成恐慌及污名化效果;而中国媒体着重报道了埃博拉疫情在非洲的防控进展,侧重建设性的报道框架。充分利用建设性新闻框架,中国媒体或将在国际传播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尤其是当西方媒体揭丑、冲突式的报道逐渐被民众厌倦的背景下,利用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开放多元的特点,国内媒体或可通过建设性新闻提升海外受众认可,增强国际传播效力[8。不过,针对这一路径假设,尚无实证研究实现理论跟进。
目前,国内学者已关注到媒体报道在地域文化传播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多项研究以框架效应与议程设置为理论背景论证价值观输出与文化引荐的传播路径[9]。但缺憾在于,针对国内其他地区,以及海外受众的研究依然极为缺乏,同时忽略了对受众群体差异及心理、兴趣偏好的考量,致使我们现有的对外传播实践多数停留在增进受众认知/了解的阶段,而非认可/喜爱的阶段,缺乏区域形象的正面塑造的可能。2023年成都大运会的举办,有助于成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文体事业发展,亦为整个四川的区域形象提升和天府文化传播提供机遇与挑战。笔者认为,应重视、利用建设性新闻的报道框架,及时开展本土化的实证研究,验证建设性新闻框架在受众情绪与区域形象构建与文化传播促进上的积极作用,不仅为2023年成都大运会前后的对外传播提供理论与产制上的对策参考;更为长时期的区域形象研究提升理论贡献。
5.大运会促进天府文化传播的路径机制与提升策略
在建设性新闻框架下探讨大运会促进天府文化的传播机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总结建设性新闻在大型体育赛事报道中的现状、特点与传播效果。以内容分析、大数据文本分析为方法,分析此前大型体育赛事期间及前后(如,2019年意大利那不勒斯大运会、2016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2017年台北大运会)中西方重点媒体对举办地区的新闻报道框架。重点监测、梳理社交媒体平台上由中西方重点媒体发布的报道内容、叙事办法、情感分布与受众反馈,分析中西方媒体报道取向的差异及内容传播效果,初步考察媒体采取的正面/积极或负面/消极的报道框架对舆情起到的引导作用。建立大型体育赛事期间建设性新闻报道优质案例库,供四川省重点媒体实务工作参考。第二,实验验证建设性新闻的积极传播作用。面向欧美地区招募200位海外民众,分别各开展一次线上实验。实验为有控制组的事前事后对比实验,在完成基本心理特征与四川区域形象评价的测评基础上,进行随机分组,两组将阅读、观看一套与四川发展相关的刺激材料。对照组的材料包括四川在筹备大型体育赛事期间的经济、文化、环境状况与暴露出的问题;实验组的材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政府的解决方案、已有进展等信息,同时另行介绍四川及成都代表性的体育成就、体育人物、体育文化等内容。阅读完成后,引导完成问卷,包括信息与兴趣(如,“我喜欢本文/视频的叙述方式”等)、行为意愿(如,“我愿意分享此文到社交媒体”等)、正负情绪(如,“阅读完成后,我感到沮丧/无聊/乐观/感恩/激动...”)、地区认同(针对国内受众)等维度。同时,重点考察国际受众对四川区域形象在认知(了解)、态度(认可)与行为(主动接触;喜爱;推荐他人)上的差异与变化,验证建设性新闻框架对受众区域形象认知的正面作用。第三,检验建设性新闻对大运会期间的天府文化传播的提升作用。以“成都大运会新闻简报”的形式在2023年成都大运会举办前、举办期间与举办后借助邮件、社交媒体推送的方式定期发放新闻材料。实验组以来自CGTN、China Daily等媒体含有建设性新闻框架的大运会报道作为材料;对照组以英国《每日电讯报》、美联社等西方媒体针对大运会的常规报道作为主要材料。同理,依照纵向研究方法招募200位本土受众,同时将地区认同感、幸福感、感恩、集体自尊等积极心理指标补充纳入评估范畴。大运会结束后,分别对国际受众与本土受众进行后测,对比考察建设性新闻框架在大运会期间对天府文化传播的提升作用。
6.结语
建设性传播理念在我国方兴未艾,其社会治理、公共协商的功能已备受关注。通过验证建设性传播框架对受众认知情感与地域文化对外传播产生的积极影响,本问将为天府文化的传播实践提供科学对策,对外助力于成都大运会等重大活动的文化形象构建,对内有利于提升社会和谐与文化凝聚的治理效果。
参考文献
[1] 李雪婷, 黄鸣. 以大运会为载体助推天府文化传播[J]. 传播力研究. 2020,4(12):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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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洁.天府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究——基于成都城市美学的视角[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 2020(4):79-84 .
[4] Gartner W C. Image formation process[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1994, 2(2-3): 1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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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费郁红,刘红霞.北京奥运报道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09, 28(6):40-43.
[7] Hermans L, Gyldensted C. Elements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Characteristics,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audience valuation[J]. Journalism, 2019, 20(4): 535-551.
[8]郭毅.建设性新闻的认识误区与学理再反思[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1, 42(3):155-160.
[9]胡百精.概念与语境:建设性新闻与公共协商的可能性[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 26(1):7-13.
基金项目:成都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建设性传播框架下天府文化对外传播的提升对策研究”(2021CS067)
作者简介:彭嘉熙(1989-),男,四川成都人,博士研究生,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积极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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