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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地铁修建带来文化溯源的机遇津南区高庄子发现“韩瓶”初探
前 言
津南区系古渤海退海之地,从西周开始,我们的先人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绵延3000余年。[1] 历史沧桑时代变迁,天津市地铁一号延线途径津南区辛庄乡高庄子村,遂设立一地铁站---命名“高庄子地铁站”。几年来,工程施工深挖取土五至十多米,于是一大批硅化泥古生物、多品种的古丽蚌、古陶器、民间生活使用的省油灯、油灯碗、烛台、妮钱和多个朝代的瓷片等等出土重见天日,这些发现不仅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也颠覆了我们对家乡千百年来的认知,越来越多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是它的领航、引路、激起了我们深入探索和研究的极大兴趣,一种机缘和责任感,几年来尤其是疫情这三年春秋寒暑霜露雨雪从没有间断现场的寻找、捡拾那些充满深奥密码的千百年的古物,甚至连一个米粒大小的瓷片都不放过。多少个风风雨雨无数个编织袋装来了上吨的砖头瓦块,多少个日日夜夜与那些古物件对话交流,翻阅资料,引经据典,伏案疾书,功夫不负有心人,这种持之以恒的科学探究精神,终能揭开陈封几百年先民生活的多彩画卷奉献乡里乡亲。面对如此之多的出土的古代物件,我们进行了系统分类,逐一编号系统研究,本文就以出土具有一定考古、文化、历史、艺术价值的“韩瓶”作为第一个切入点,进行分析鉴定探讨研究,有条不紊的揭开天津市津南区辛庄乡高庄子村千百年来先民生活的面纱。
1.韩瓶的介绍
韩瓶,一种起源于北宋,流行于南宋和元朝时期的军用水瓶,从河南到江淮一带的宋代墓葬和地层中都有出土。[2] 在上海地区宋代墓葬及宋代堆积层中普遍有发现,长江中下游、黄河中游一带时有出土。但是在天津市津南区高庄子发现韩瓶瓷片实属罕见。
韩瓶外形瘦长,瓶身覆盖着一圈圈螺纹,整体造型大气古朴,具有厚重的历史感。是当时军队士兵用于取水的工具,其功能相当于现在的军用水壶,这些器具的发现对当时的文化、军民的生活习性研究有很大的帮助,有很高的研究价值。[3][4]抗金名将韩世忠,为挽救大宋江山立下汗马功劳,位达三公。他不仅拥有千军武略,旷世之才,且治军严格,百姓拥戴。他的抗金事迹不仅再大宋宫廷流传甚广,在百姓中更是脍炙人口,百姓为纪念韩世忠将军抗金有功,见军士多用此瓶盛水,约定俗成故称为“韩瓶”。[5]韩瓶功用甚多,盛水、装酒为基本用途,少许者还曾当作炮弹瓶使用,将瓶中装上火药,填实后插入长芯,将芯燃着后置于投掷机上做攻城之用。在清代时因其储雪水逾冬而不腐,故做雪瓶之用又名“雪瓶”。
2. “韩瓶”的烧制地域及窑口介绍
烧造韩瓶的窑口数不胜数,例如名气较大的宣州窑,也有鲜有问津的牛场群窑,上鲍窑,琴溪窑,东门渡窑及瓶窑等。如何去分辨他们具体的窑口呢?这就要仔细研究韩瓶身上的蛛丝马迹,而有很多韩瓶为安徽窑口制作,为宣州窑及其窑系制作。
宣州窑已知最早记载是北宋的《元丰九域志》,《元丰九域志》是北宋宋神宗赵顼元丰年间官修地理总志,该书记载:“宣城,一十三乡,符里窑、水阳、城子务三镇。”在这里的符里窑就是指宣州窑。而“宣州窑”一词最早见于清代蓝浦著录的《景德镇陶录》。令人惋惜的是,当时作者并未做出有关来历的详细解释。至于宣州窑的来历也饱受争议,例如《景德镇陶录》载:“宣州窑,元明烧造,出宣州,土埴质颇薄色白。民国作者黄矞《瓷史》则认为:“宣州瓷窑,为南唐所烧造,以为供奉之物者。南唐后主尤好珍玩。”不过从现有文物资料来看,《瓷史》中所记更为准确,甚至在崇宁二年(1103)章国光所撰写《许真君祠堂记》中记载:“若昔东晋有许真君,遍览名山,谓天下福地,共有千余,而符里亦与其一焉。真君尝曰:是地当出至宝。遂于四方各投一符,曰逡遒,曰符城,曰新丰,曰坛湖,皆灵符潜伏之所。至今四符之内,其土可以陶埏为器,贸易泉货金帛,与宝无异也。”本句中所写的许真君便是东晋著名堪舆家道士许逊,从“至今四符之内,其土可以陶埏为器”可见,宣州窑甚至有在东晋创烧的可能性。
3.天津市津南区高庄子村发现“韩瓶”残片的叙述及分析
在高庄子这片土地之上,发现了许多韩瓶残片,些许者为同一器物,更多者为各个不同之器,如此之多的韩瓶残片代表了什么?韩瓶为何出现在此?就让我们慢慢轻轻擦去瓷片的浮土,揭开尘封千百年来的历史面纱。
3.1高庄子村出土“韩瓶”残片的种类
3.讨论
天津南津区高庄子出土的这些典型的韩瓶残片,我们都一一做了拍照、登记、研究。由于出土的韩瓶残片数量为数不多,但是种类不少,我们从这些韩瓶残片的年代、材质、工艺、分类、窑口等进行了探讨研究。
3.1从工艺角度初探津南区高庄子发现的“韩瓶”残片年代
3.1.1北宋韩瓶残片年代的分析
天津南津区高庄子出土的这些典型的韩瓶残片,北宋韩瓶残片仅发现二例,见表一序1、2,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或是说也是较为早期的北宋韩瓶残片,它的主要特征表现于底部,底部旋削的非常之爽利,而且轻微内挖。内壁有浅旋纹,其中它的窑口也相对特殊,它应该属于是安徽一带的窑口,而并非是宣城窑,非常典型的灰胎,内外均有挂釉,施褐釉,其底足因为是垫圈烧,有非常明显的垫圈痕迹,可以说是非常之有特色。美中不足胎土杂质稍稍偏多。
3.1.2南宋韩瓶残片年代的分析
表一序3--7中列出的是南宋韩瓶的残片。
序3这一片韩瓶残片为南宋所制,应为南宋浙江一带生产,有可能为越瓶,胎体偏薄,紫泥胎,外壁有浅浅弦纹,内壁弦纹较多,不施釉。外壁施褐釉,是片难得的一大片学习佳器。序4这个韩瓶非常典型,弦纹较深,内为砖胎,即为红土胎,外壁施褐釉,内壁施釉。序5这个较为特殊,是来自于南宋的出脊口韩瓶,小韩瓶。他有个特点,口沿轻微竖起外翻,有一层环口,是用于套入麻绳系住之用,多采用素烧工艺,为非常典型的南宋制品。序6这两个为南宋瓶唇口,非常典型,承上启下,圆环唇还不甚明显,同时处理悬挂不甚简明。不能称之为韩瓶,只能称之为简瓶或瓶。现代多用于盛放花器,古代是小型储水器、盛酒器亦或是行军途中的米、面、粮、油等。序7这是在高庄子韩瓶残器中最完整的一个唇口,是非常典型的南宋器。紫砂胎,唇口厚重,上有北宋之遗风,圆唇较厚,颈部向外扩张,应为一粗壮橄榄瓶,是一个研究韩瓶唇口的可贵之物。
3.1.3宋末元初韩瓶残片年代的分析
序8--13为宋末元初韩瓶的残片。
序8这个残片,有个显著特点,外壁釉面暗藏许多鼓包,这是由于胎体含水量较高,且局部水分未得到有效蒸发,所以在入窑时,胎体相对发湿,经窑火烧制,水分保留于胎土之中,受热不均,形成鼓包。
序9韩瓶残片其外部釉水较为稀薄,底足也与垫饼有所粘连,外壁依然施褐釉,它的胎土与内壁是较为有特点的,细细观察不难发现,其胎土有成褐色部分。虽然其为宣州一代制品,这一段瓶身烧制时温度较低,发现它内壁是有所积釉,但内壁并不过釉,其为浸釉工艺是釉水渗透入瓶底,其为浸釉工艺时,部分釉水漫过瓶口,流入瓶底,在底部形成积釉,由于瓶内窑温相较于外壁窑温,稍微略低,故此发色成绿色而非褐色,而这种用水又被俗称为烧飞,是件很有意思的不可多得的重要韩瓶佐证材料。
序10此件韩瓶残片,外壁施褐釉,底足为饼底,也是有明显和匣钵粘连的情况,所以平靴底特征保存不甚明显,红色胎土,典型宣州窑所致,内壁弦纹较深,且间距较近。他较为有特点的是内壁施釉,为全部浸釉工艺,细细观察我们可得它的底足有积釉痕迹,呈青绿色,这与它的用料密不可分。褐釉铁元素含量较高,温度相对较高时,便可形成褐色,若温度低至700度,则为绿色釉,及铁红铁绿,铁褐、铁绿。底足与垫饼稍有粘连,但悉数保留平靴底工艺。
序11这个也是非常典型的南宋晚期到元代早期的制品。他已经有一些元代的风格了,但依然给他归纳为南宋晚期,也为出脊口,上层多一层平削,两层方便以蜡封口。内外均施褐釉。同时弧度较大,为非常典型的南宋晚期到元代早期制品。
序12这一枚韩瓶残片,其非常典型,为元代韩瓶。其较为有特色,就是旋纹较深,有点类似南宋的器型,虽已有旋削乳突痕,故还是判断为元代或者说是过渡期制品,它与前者不同,他内壁不施釉,为单纯外壁挂釉,外壁挂褐釉。由于窑温控制问题,其应该是比正常窑温要略低,所以它的铁元素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最后着色结果为青色,底足是非常典型的垫饼烧,还有与垫饼有许诸多粘连,但是依然不影响它的站立。
序13它的显著特点就是内壁旋纹较深,同时底足乳突若隐若现,外壁施褐釉,内壁不施釉。相对难得是因为底足保留旋削工艺,其类似指纹类样式,顾名线割底,胎土为典型宣州窑所致的红土胎,是难得的一件断代学习佳器。
3.1.4元代早期韩瓶残片年代的分析
序14 这个韩瓶外壁施褐釉,底足依然为饼底,细细观察,可以发现地足明显与垫饼有所粘连。故平靴底特征不甚明显。内壁旋纹较浅,且间距较近,证明该器拉坯速度要缓于间隔大致。底足有一明显特征为有乳突,故此我们可以推断他应为元代早期制作,胎土呈淡紫色,为典型宣州市宣州窑系胎土。
3.1.5元代韩瓶残片年代的分析
序15--20为元代韩瓶残片,逐一进行观察分析。
序15这一片外壁施褐釉,器身较为修长,内壁有些拉坯痕,弦纹。紫色胎土,又称紫泥胎。他较为有特点的是,采取浸釉工艺,内壁不施釉,但是出现了流釉现象,这里面的釉色发青,而外面的釉色是青褐色,是由于它们都是以铁为呈色剂,而内部窑温低于外部窑温,故此内壁显示青绿,为什么在内壁会出现此等釉水呢?是因为在浸釉之时,少量釉水自瓶口而入,顺壁而下,但是在向下流的过程中,由于要火加热,出现了这种流釉现象。
序16这一片外壁施褐釉,器身较为修长,内壁有些拉坯痕,弦纹。紫色胎土,又称紫泥胎。他较为有特点的是,采取浸釉工艺,内壁不施釉,但是出现了流釉现象,这里面的釉色发青,而外面的釉色是青褐色,是由于它们都是以铁为呈色剂,而内部窑温低于外部窑温,故此内壁显示青绿,为什么在内壁会出现此等釉水呢?是因为在浸釉之时,少量釉水自瓶口而入,顺壁而下,但是在向下流的过程中,由于要火加热,出现了这种流釉现象。
序17这两片也是,内壁一弦纹较深,一弦纹较浅,此类相对胎体较薄,呈紫色胎土,红色胎土者,多为元代所制。
序18这一片较为有特色,外壁受陈年泥土的侵蚀,导致釉水已然失去了千年以前的光鲜亮丽。它较有特点的是,周身与其他瓶体有较小相连。紫红色胎土,内壁弦纹较深,为橄榄青釉,是一件针对釉色学习的难得的佳器。
序19这两片较为特殊,为非常典型的元代韩瓶残片,红色胎土,为宣州窑窑系制品,第一片,内壁施釉,釉色轻微泛青,微微亚光,是由于窑温温度偏低缘故导致。第二片不施釉,为多数韩瓶常见之态势。
序20这片较有特色,他呈现一个敞口状,应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橄榄形的韩瓶残片。它相对压手是非常典型的过渡期制品,外壁施褐釉,内壁施清釉,其实清釉主要与其发色有关系,就是受窑温变化而控制。他比其他相对有特点,就是他的内足墙,有一块掉釉,其产生或是说这种形态的产生与它的旋削工艺有关。此为在瓶唇口旋削之时,有胎料调入瓶体制内,遂与瓶身沾连,而采取浸釉法,施釉之时,又将其满釉覆盖,所以形成了一个别具一格的一个有粘釉的韩瓶残片,由于这些是民用器,或者说军用器并未有特别多的考究。
3.1.6元代晚期韩瓶残片年代的分析
序21此韩瓶残片相对粗犷不羁,外壁施褐釉以接近素烧,内壁弦纹较深无釉,底足墙内足内,有一细小乳突,饼足靴削不规整,为典型元代早期制品,而其较为难得,源于其保留瓶身,下半部分较为完整,胎土似袈裟状,是由于外壁气温过高,导致胎土相对发黑。
3.2“韩瓶”残片不同材质即窑口的分析
言及制瓷,其最为重中之重者莫过于胎土,而宣州的地理位置相对优越(见序15--20),非金属矿产资源丰富,粘土资源亦是优中选优如高岭土,瓷石,观音土等。而粘土的呈色也不尽相同,瓷土质量更是各有优劣。故此导致了宣州窑及其窑系烧制器物底胎颜色各不相同,较为常见的有红色,紫色,砖红色,白色等,而胎土发红推测这批韩瓶来源于安徽地区,甚至来源于古代宣州地区的重要证据。
那胎土为何呈砖红色状态呢?这与窑口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而宣州处于红土地带就地取材,所以胎质发红。但是从高庄子中发现的韩瓶有些胎色发紫,部分为半红半紫,泾渭分明之中却带有融合之感。以及看到来自宣州窑的瓷器,总是觉得胎制稍显软糯,有些甚至可以看到小部分杂质。这是与元明时期景德镇制瓷所用之胎难以媲美的,当然这些区别制胎“一元配方”与“二元配方”有直接关系,因为胎土的二元配方,在制瓷史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是一场有关制瓷工艺的革新。但是这毕竟是客观原因,究其根本还是要从宣州窑的胎土结构来分析。宣州窑采用胎土是来自安徽的红土,而红土本质上是三氧化二铁(Fe2O3)与四氧化三铁(Fe3O4)的混合物,其中四氧化三铁(Fe3O4)是带有磁性的,红土又是低压缩性,高含水率的酸性土壤。唐代及以前制瓷所用胎土基本是就地取材,最早的疑似二元配方(铝含量比正常高)也是在五代时期繁昌窑发现的。所以宣州窑瓷器胎土缘于红土含水量多,压缩性差胎土不够质密故而导致其看似软糯。烧造韩瓶的窑口数不胜数,例如名气较大的宣州窑,也有鲜有问津的牛场群窑,上鲍窑及窑山等。如何去分辨他们具体的窑口呢?这就要仔细研究韩瓶身上的蛛丝马迹,推断这些韩瓶为安徽窑口制作,为宣州窑及其窑系制作。
3.3从“韩瓶”残片形制的不同分类
韩瓶为一种以弦纹装饰,多施褐釉的橄榄型军用取水器。先言唇口,韩瓶可见唇口大体分为两种:一种为扁圆口,另一种为出脊口。当然这是两种较为多见的唇口,还有直口等周边釉陶瓶。
圆环形唇口主要是为了方便悬挂。再论瓶型,韩瓶多以弦纹装饰,不饰幻炫之釉,多以素面视之。为何不在韩瓶上做出较为繁复的刻画呢?首先,在两宋时代,瓷器艺术发展迅速,各种精品神作争相斗艳,国内外宋代名珍不胜枚举。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完全具备制作精良艺术品的能力。之所以多以弦纹而饰,是因为它主要作为行军用器。在需要时还有丢弃的可能性,若精美致之,恐有吝惜之情。
言及底部,多为平削底,由于小众窑口制作工艺多不甚规范,故如同诸多琉璃瓶一般难以直立。细细观察其还有些许类似指纹的纹饰。其实这与它制作工艺密不可分,为线割底。即是用线将高速旋转的陶泥割开,待水分稍稍蒸发,泥胚板结凝固时挂釉入窑,出窑之后便形成饼足,而些许流釉淌底之现象,亦为正常。
3.4浅析一下有关釉面及釉色的问题
常见的韩瓶釉色分为三大类,一种为最常见的釉色——褐釉,第二类是橄榄青釉,第三种是涩釉。韩瓶最为出色的烧制温度在800 C°左右,但由于作行军之用,故地方窑口将窑温控制出色(由于看火需富有经验)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若窑温过高,釉面会呈现出一种“烧飞了”,的状态。因为宣州窑属于南方窑口,而南方窑口与北方不同,大多是小窑炉,在烧制过程中窑内空气稀薄,利用还原焰烧制,而这时铁元素便成为着色剂。而不同种类的含有不同元素釉料,所呈现的颜色也截然不同。比如韩瓶中多数发色偏紫褐色,这就是釉料与胎土中铁含量较多的缘故。
言及有关铁元素发色问题,我们常常说到“铁红,铁绿,铁黑,铁黄“这几种常见颜色,但是釉面所呈现的釉色是受多方面影响的,与窑口地理环境,施釉制瓷工艺,胎釉结合程度,助燃剂的选择也是紧密相连的。
4.高庄子村发现“韩瓶”残片历史追述
谈及出土地点,就要从文化交流中入手,在宣和四年(1122),宋军组织进攻北京,兵分两路。另一路辛兴宗败于范村,故只退守雄州。
而本次在天津津南区高庄子发现数量比较多的韩瓶残片,是令人大为震撼的。那韩瓶究竟为何在高庄子会出现如此之多呢?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地现有发现韩瓶进行更为深层的研究与解读。
表一序7为南宋韩瓶唇口残片是在高庄子发现中最为完整且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其釉面呈褐色略略发黑,可见其釉料中铁元素含量较为丰富。将剩余部分向外延展,发现呈圆弧状,而通体有弦纹状饰。内壁不施釉亦可见,观察露胎处发现现其本色应为红色胎体。韩瓶窑口众多,地方类窑口不计其数,稍大型者例如宣州窑,小窑口则有杭州的上鲍窑等数以百计的小众窑口。而我将其作为首例则是因为它为南宋时期的标型之器。
为何讲到这次在天津津南区高庄子发现这么多的韩瓶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有许多这类瓶子在北宋墓葬群中发现,而韩世忠将军是南宋人,所以在时代信息中呈现一种不符的状态,这又究竟为什么?就让我们慢慢揭开那张尘封已久的历史面纱吧!
这批韩瓶究竟是来自哪里呢?究竟是谁人使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已再难寻觅。不过,究竟是哪里制作,还是大有可考的。
关于韩瓶,我们如何分期断代呢?有四个时代,北宋、南宋、元、明,韩瓶均有烧制。而其特征也大有不同。而分期断代的方法,不妨从考古学中的资料入手。一种为实物资料,另一种纸本资料或言之“记载”。这两者相辅相成,穿插搭配互相佐证,往往可以得出更为准确的判断。
首先,我们应该对基础器型有一个初步认知。这时,我们可以从实物资料研究,在出土韩瓶中,发现诸多在北宋时已经生产的韩瓶,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实,“韩瓶”是一种自北宋生产的褐釉瓶,并非为韩世忠将军发明。而名之“韩瓶”更多的是后人对韩将军的崇敬,那么北宋韩瓶有何等特征呢?其实,它与我们的修复件有些相似(见图三 )它更像梅瓶,上身较宽后渐渐收缩,唇口为圆唇口及出脊口都有。
元代韩瓶存世量可谓是在韩瓶中独占鳌头,而它的器型也在侘寂古美术中受文人喜爱。那呈枣核型或橄榄型的褐釉或青釉瓶置于几案之边,插上几枝干花,待窗外的一缕斜阳轻轻洒在瓶身的时候,您将会发现,自己好似居于雅室焚香品茗,挥笔泼墨,梦回古代雅士文房。
而独特橄榄型的器型之外,它常常在内底处有一个乳突,而这,也是元代器物的典型特征。
明代的韩瓶,用途已大为改变,在后期完全地衍化为了一种酒器,而在慈溪窑遗址中,常见明代酒器,但在那个堆积坑中南宋、元、明瓷片相互杂糅揉,已难明辨。
历史总会向前发展,器型也会循序渐进的改良。明代中山王徐达墓中发现了几件韩瓶,虽是明代墓葬,可韩瓶却是元代器型,究竟明代还在烧制元式韩瓶,还是另有隐情?让我们跟随思维的踪迹,与真相渐行渐近。
明代韩瓶,究竟面目为何?明代之时宣州窑大肆烧制酒瓶,而在许多墓葬中没出现过的韩瓶样式,不就是明代酒瓶吗?答案显而易见了,明代酒瓶特点是圆唇口,小剂量,多不加修饰,弦纹模糊不清的无规则小型韩瓶。
而明代中山王徐达墓中的韩瓶究竟是否为明代烧制,已不得而知,但最晚亦为元末明初制品。但是,从商品“供求效应”与“新品取代性”中来看,那几个应该为元代所制,至于处在明代墓中,时因为徐达生于元代,元晚期起兵,行军水壶一直与他共同走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而他逝去之时,必不忘戎马一生,定会随葬少量韩瓶。即使行军中损毁,再购新品,也是元代制品,因为再战乱之时,所购之物唯有旧朝之物。
言之尾声,那这些韩瓶残片为何来到高庄子。我个人认为有可能是在元末争战之所遗,有零星者为北宋所制,无南宋之器。三个方面,明析为何无南宋之器。第一,瓷片包含信息有限,从断角度分析,瓷片的难度是会超出整器的,而时代信息不明显者,更是雪上加霜。我们修复的韩瓶之一,便为宋末元初韩瓶(见序8图三),笔者自藏序4图二 为南宋典型之器。观其內膛底部平整,得益于其直线上拉坯的制作工艺。而这点是可以将北宋、南宋、元时期所制器物直接区分的。第二点,在北宋之时,宋、辽划海河而治,天津是一个宋辽接壤之地。而在南宋之时,金人已控制了天津全境。而天津甚接腹地,断然不可能有南宋遗兵。第三方面,没有实物(发现)佐证。
而大多者为元人之物,疑有明代酒瓶,但时代特征不明显,且信息较少,不敢妄下断言,仅寥寥推测。之所以推断有可能为明早期带来,是因为”李氏其一也,考其迁沽之始,则明永乐初,始祖李海公以御林军身份随成祖北上者,落户于津东南高庄子”。[6]李海为明代御林军统领军士,而明早期又有大量前朝韩瓶在军中使用,所以在高庄子出土很多韩瓶残片就有所根据了。[11]
韩瓶是一种素雅之美,它没有如天青色烟雨般汝窑那般深沉,也不及有着“金丝铁线”之称的哥窑那般鳞甲错开,一个随手拉出的陶坯却与其有几分神似。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具有普及性,在宋代,每家每户有几个这样的瓶子,就像我们今天盛放干果的玻璃瓶一样,十分多见。
韩瓶样式甚广,不同的装饰工艺,源于不同朝代不同的审美,比如宋代,韩瓶多不施釉,部分足高,容量相对小,胎较厚实。明代则有不同,“粗大明”,瓶体较大,胎较薄,外表多施釉,釉层较薄,底基本为平足,容量较大。
在了解韩瓶之后,有一个问题就要探究了,天津市在古代宋辽并立之时属于边境地带,那为什么经过多次的发探,却只发现了许多的宋器,辽器却不见踪迹?在韩瓶兴盛的时候,还有一股北方的“力量”与其“抗衡”,它就是——鸡腿瓶。
鸡腿瓶盛兴于辽国,其形式和韩瓶略有不同,韩瓶更具有欣赏性,而鸡腿瓶,顾名思义,其形似鸡腿,且两瓶高度也屡有不同,从高度上讲,鸡腿瓶通常更高,至于为何有此等差距呢?那就与当时宋人与辽人的审美、习惯有很大关系了。
序21购买韩瓶元代韩瓶意外破碎截面可得知,胎体非常之薄,厚度在4mm左右。但这个是红胎。内壁施釉,是非常典型的安徽宣州窑烧制的而且与高庄子所出韩瓶有非常密切的关联。通体施褐釉,形似鸡腿瓶。我们先从唇口分析,它还是圆唇口,同时中间有一道旋削,达到看似二层效果,颈部用于悬挂,故再唇口与器身相接处呈束腰式。
瓶身稍有歪斜,是因为该器为手工拉坯,器型把控上很难呈相圆腹弧形瓶身。弦纹并不突出,但在瓶体下半部分也有明显呈现。瓶体上半区有一微微下陷,这个是由于气压导致的瓶内气压小于瓶外气压时,会使韩瓶塌陷(不同程度),以及红土不够坚质,所以胎体塑型性较差,这类情况,在外部遇高温时,也会导致局部下陷。
底足为饼底,与垫瓶有粘连,在底部有一个小磕,这有可能是在敲碎垫饼时与釉面粘连从而一同破碎,亦有可能在后世使用不当导致。露胎处呈红色胎,又称红砖胎,外侧有褐色釉面相接,呈青灰色,是韩瓶胎釉结合处的典型特征。瓶体内侧有弦纹,典型拉坯工艺,内底无乳突,外侧呈先竖直再外展式,近于明代早期工艺,故综合判断应为元晚期制作。
四、结论
1、初探发现的津南区高庄子“韩瓶”残片的年代
综上所述,在津南区高庄子发现的这些韩瓶残片,从韩瓶烧制工艺、采用材质、不同形制、烧制窑口等的分析,基本上确定大部分出之于宣州窑口,基本涵盖了北宋--南宋—元。为什么这个小小的村落会发现这么多不同年代的韩瓶残片呢?
2、津南区高庄子发现“韩瓶”残片溯源探讨
明永乐二年(1404)设天津卫,随后,又设天津左位和天津右位,明成祖朱棣派功臣亲兵,大批移民到境内开荒种稻,扩建村庄。[12]具津南区区志以及高庄子历史族谱记载, 有两位李姓兄弟,名李江李海,受明燕王朱棣分封,在天津南区辛庄乡高庄子村跑马划圈围地,李江返回家乡南京,李海定居此地,繁衍后代至今,20几年前村头还有一块石牌,上刻有“李江李海立高庄子村”。
根据发现韩瓶及历史推测,我们可以推论:高庄子在明早期有军人生活,为李海及其麾下,而且形成了一定的聚落。而之所以有宋元韩瓶存在,是因历史本身具有沿革性,传承性,元代仅享国89年,时间跨度不大,且元代韩瓶又作为军用储水器,所以韩瓶并未随历史之波涛远远退去,而朱元璋起兵反元时,麾下所率军官有普通百姓,亦有元朝旧军官,军队盛水容器尚不统一。同时诸多窑址并未断烧,所以韩瓶依然正常烧制故明早期军队将其仍作为行军储水器。而依据《津南区治》可知,李海受封于此,其部下亲兵均定居于高庄子,所以在高庄子发现宋元韩瓶就不足为奇了。
军队使用韩瓶可谓为主导结论,但少量韩瓶为明中、明晚期进入的客观事实也不可否认。见序10图四,在北辰一艘沉船中及天妃宫遗址中均有少量韩瓶出现,所以也有可能为商贸互市的产物。而在元之前,天津全境皆为金人所控,金人多使用鸡腿瓶,故当时应该尚无南宋军队驻扎于高庄子。故此,高庄子应是以明早期进入的随军韩瓶为主体,后期商贸互市的可能性并存。
3、后记
经过作者和同事们三年多的现场搜寻,还会有更多的古代遗物,估计也会有更多的韩瓶残片摆在案前,再进一步的分析考证,但愿会有一些新的信息传递出来,对文中我们的不成熟及粗浅的分析探讨予以更深刻的纠正。
参考文献
[1] 《津南区志》序 第17页
[2] https://www.xiaohongshu.com/explore/63456dd9000000001c02d083。
[3]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AxMjQwMg==&mid=2652300049&idx=3&sn=365b025c381c9995fd0068f18f8820de&chksm=8448f60cb33f7f1aad3febc93fec62c5f9d332a1bf91d47d8bf4f1a01b08a7b608ee1c0638c8&scene=27
[4] https://new.qq.com/rain/a/20220919A08VW900
[5] https://baike.baidu.com/item/韩瓶/3045497?fr=ge_ala
[6] 周汝昌 天津咸水沽李氏族谱序
[7]本序已收入津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册89页。
[8] 《津南区志》大事记第13页。
致谢:
感谢 李纪蓮 段如何 霍普选 田少华 田福祯等老师对考察发现及文章的大力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作者简介:李昀澄(2007.03.20),性别:男,民族:汉,籍贯:天津,学历:目前为初中毕业,目前职称:无,研究方向:古代器物鉴赏与研究、围棋
自幼热爱历史文化,多次参加天津博物馆活动,在“天津博物馆小讲解员”培训中通过测评并讲解,游历全国很多博物馆和古代遗址,参加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组织“中国古代书画、青铜器鉴赏”的培训,并侧重于瓷器,古代玻璃器皿,中外文献典籍的自我学习与考证,近几年多次“天津贝壳堤”古海岸沿线遗址的实地考察学习,尤为注重对天津市津南区辛庄镇高庄子村多年的实地考察,发现了很多古代遗物,例如:远古时期的海洋硅化泥古生物、古代蚌壳、古代牡蛎壳,古代贝壳等自然产物。除此之外还有古代韩瓶,省油灯、陶制烛台、泥钱儿、陶器、瓷器残片等生活遗物,进行深入学习考证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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