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内蕴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民族特殊性规律的认识，但“两个结合”的出现却要早的多。早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坚定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分析特殊性的问题，从而在“第一个结合”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双重任务；同时毛泽东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发展为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具有现代性。在此基础上分析毛泽东对“两个结合”的创新发展，既能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逻辑，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两个结合”在新时代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毛泽东；“两个结合”

一、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矛盾特殊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首次提出的，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和总结党革命以来的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撰写《矛盾论》一书时，是学习和参照了西洛可夫等人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米丁等人所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两部哲学教材的，但是他们都是从矛盾的特殊性来解读或理解对立统一规律的，而毛泽东则是从对立统一规律出发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分别作了论述。

首先，毛泽东在阐述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时，是把辩证法与认识论统一起来，着重从普遍性与特殊性既是客观事物本身的辩证法，也是科学的认识方法这方面进行阐述。因此，在毛泽东看来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

其次，从含义来看，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自中的矛盾运动。”2而矛盾的特殊性或者说相对性在《矛盾论》中没有具体的定义，毛泽东只是说从以下几种情况理解矛盾的特殊性，根据毛泽东的分析，我国现行教材通常把矛盾的特殊性界定为“各个具体事物的矛盾，每一个矛盾的各个方面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各有其特点。”

最后，从两者的关系来看：一是矛盾的普遍性离不开特殊性，是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的。毛泽东强调：“当着我们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3也就是说，在认识和分析矛盾时如果离开矛盾的特殊性，人的认识就无法区分或辨别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也就无法认识矛盾的普遍性。二是矛盾的特殊性也不能离开普遍性，因为再特殊的事物都服从普遍的原则和遵循普遍的规律。如列宁所说的“伊万”再特殊也始终是人，“茹奇卡”再特殊也始终是狗。我国历史典故“白马非马”就是说明这一问题，因为白马再特殊始终是马。因此“白马非马”的错误就在于不明白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而人的认识过程作为对客观事物存在或运动变化的反映，也应该遵循这样的辩证法，因此，毛泽东强调要正确认识事物的过程，即“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4的过程，是我们正确理解事物矛盾运动的钥匙。也就是说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这两个认识的过程，一方面要遵循特殊到一般（普遍），因为普遍是离不开特殊的，没有特殊就没有普遍；另一方面要遵循普遍到特殊（个别）的认识过程，因为无论多么特殊的东西最终都要服从于普遍的原则，遵循普遍的规律。而人对客观事物存在或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正确认识正是在上述两种认识过程的循环往复中得到不断地深化。

二、毛泽东对“两个结合”的创新发展

（一）毛泽东对“第一个结合”的创新发展

毛泽东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视角探讨和揭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不同国家现状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毛泽东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从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角度肯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5的可鉴性，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片面化地引用“国际的革命经验”来“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总结和批判，从而完成了对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的哲学总结，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哲学基础。

其次，在毛泽东所阐述的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中，矛盾的普遍性并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通过依附于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要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对其进行领会和把握。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孤立的、抽象的、永恒不变的，要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马克思主义才能体现出它真理性的普遍性，并且随着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而不断丰富和完善。

早在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开辟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引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探索。而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6延安整风运动作为一场内容深刻且意义深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开创了我们党坚持立足中国实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局面，这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此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中不断深化和巩固了两者相结合的认识，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7

最后，毛泽东还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语言，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和民族化。在《反对党八股》中强调“洋八股”和“党八股”无法将“革命精神”得到体现和发展，因此在后面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必须严格批判和驳斥一切具有反民族倾向的文艺作品。

（二）毛泽东对“第二个结合”的创新发展

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但是在1938年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曾强调“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应用它。成为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8

在这里，毛泽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在逻辑内涵上具有深层的同构性。一是，立足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和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从先秦诸子百家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多年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沉淀，以及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特性，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扎根中国大地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中国特点和民族特色。比如，毛泽东曾在党的七大中多次讲《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的故事，在第三次讲解中，毛泽东借助“愚公移山的故事隐喻愚公及其子孙就是一代代前仆后继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人民隐喻为上帝，以智叟隐喻机会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干扰，以此表达只要中国共产党动员人民群众一起团结作战、不懈奋斗，最终就能取得胜利。虽然毛泽东在这三次讲解中都是从不同角度来讲的，但是每次讲愚公移山都是讲的愚公移山的精神实质，都是结合当前革命主要面临的问题来阐述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抽象理念的结合。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应该立足本国发展实际和继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推进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不仅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的普遍真理，而且还突出强调中国人要坚持用中国人“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在接受国外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不能忘了“祖宗”，不能忘了历史，不能脱离我们的民族，必循尊重自己国家的历史，遵循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土壤、气候等情况，具体分析和决定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9，从而被更多人民群众所接受，并在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身。同时强调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才能在对中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具现代性、科学性和系统性。

三、毛泽东对“两个结合”创新发展的现实意义

（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具体

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双重任务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一方面，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的强大力量，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具体地应用到中国的环境和实践中。针对党内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只注重书本而脱离实际，片面化地照搬国际经验企图解决复杂的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对其态度鲜明，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面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个自信”，坚定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另一方面，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所积淀和形成的的中国精神、中国意志、道德规范充分彰显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首先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列宁的“辩证法就是认识论”进行继承和发挥，并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哲学著作，创新性地提出了关于实践与认识统一、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斗争性、两种宇宙观等实践与矛盾的观点，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问题提供了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并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三）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第二个结合”上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相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同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倡导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起者，他经常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借用“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进行阐述。也正是毛泽东对中华文化的坚定自信，才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能自足本国实际，不断推陈出新，并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激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为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第二两个结合”的重大判断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原创性地提出并阐述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观点和科学内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有助于树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凝心聚力的向心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

（四）防止陷入教条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陷阱

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性、实践性、批判性的属性，不是一层不变的教条，也不是现成的答案，只是为大家提供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辩证的方法，需要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需要与各国自身的民族文化相融合，并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而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和接受实践检验其真理性。因此，我们不能夜郎自大，也不能固步自封，既要立足本国实际，立足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也要善于学习和借鉴其他一切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既要学习最新的理论知识，又要注重调查研究，做到“不唯书、不唯上”。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305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796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7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3-24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