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讨中国现行法定结婚年龄与人口发展现状的适应性矛盾，采用历史分析法与比较研究法，回顾中国历史及香港地区婚俗惯例，剖析现行法定婚龄（男22 周岁、女20 周岁）的制定背景与控制人口增长的历史意义。当前中国人口负增长、生育率走低，现行婚龄政策的社会经济基础已变。核心论点为：现行较高法定婚龄，是制约适龄人群婚育安排、影响人口自然更替的因素之一。通过分析婚龄与生育行为、人口结构的关系，论证将法定婚龄提前至女18 周岁、男20 周岁的必要性，此举可疏通婚育时序、释放生育潜力，为应对人口负增长提供新思路，同时讨论政策调整的社会影响并提配套建议。

关键词：法定婚龄；生育率；人口负增长；人口政策；婚育行为

引言

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政策历经鼓励生育、严格计划生育到再鼓励生育的转变，体现不同发展阶段对人口数量与结构的需求。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七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早于二十周岁，该标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此政策确立于20 世纪 80 年代，核心是配合独生子女政策、延迟婚育以抑制人口过快增长，在当时作用关键。

如今时代背景巨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总量达峰后负增长，少子化、老龄化加剧，成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重大挑战。尽管国家推出“全面二孩”“全面三孩”及经济激励措施，但鼓励生育效果未达预期，出生人口持续走低。这说明单一经济补贴难扭转生育意愿低迷，需从制度层面改革。在此背景下，重新评估现行法定婚龄的时代适应性十分必要。本文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维度，论证现行婚龄的局限性，提出适时调整法定婚龄，是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应对人口负增长的关键举措。

一、历史与比较视角下的婚龄设定

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受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及战争人口损耗影响，早婚早育普遍，女性初婚年龄多为14-18岁，历代王朝曾出台“促婚令”，对超龄未嫁女子征税，以增人口、补劳动力与兵源，这是特定历史的产物。现当代中国部分地区婚龄规定有差异，如香港《婚姻条例》明确，男女满16 周岁可结婚（21 岁以下需父母

同意），为内地提供了现代化社会的婚龄参照。

我国大陆现行“男22 女20”婚龄标准，直接服务于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通过法律延迟初婚时间，压缩生育期与生育数量，为计划生育成功实施、创造“人口红利”窗口期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现行法定婚龄与当前人口困境的适应性分析

当前中国核心人口问题从“数量压力”转为“结构危机”，现行法定婚龄与新发展需求存在多重不适应，具体有三方面：

（一）婚龄门槛与个体婚育意愿实现的时序冲突

现代社会，受教育年限延长使初婚初育年龄推迟成普遍趋势。2022 年，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近29 岁，平均初育年龄超30 岁。虽现行法定婚龄不是晚婚晚育的唯一原因，但作为刚性法律门槛，与个人完成高等教育、步入职场、稳定经济状况的历程叠加，进一步固化并助推婚育年龄延迟，限制了部分想早组建家庭群体的选择权。

（二）婚龄延迟对女性最佳生育期的压缩

从人口生物学看，20-30 岁是女性黄金生育年龄。过晚婚育，不仅生育能力下降、不孕不育风险增高，还会缩小生育二孩、三孩的时间窗口，使养育成本与事业压力集中，从生理上制约总和生育率（TFR）提升。

（三）政策导向与鼓励生育宏观目标的逻辑矛盾

国家一方面呼吁生育，另一方面仍维持为限制生育设定的较高婚龄门槛，政策信号不一致削弱了鼓励生育政策的效能与说服力。调整婚龄是国家在制度层面对婚育“松绑”，政策导向意义重大。

三、调整法定婚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讨

适度提前法定婚龄（恢复至1950 年《婚姻法》“男20 岁、女18 岁”），并非鼓励普遍早婚，而是赋予公民

更早婚育选择权，疏通婚育时序，释放生育潜力。

（一）调整法定婚龄的必要性

1. 应对人口危机的迫切需求：当前生育率跌破警戒线、人口负增长，婚龄调整作为涉及法律修改的制度性改革，其潜在人口效益值得重视，应纳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政策考量。

2. 尊重个体多样性与选择权：并非所有青年都接受长周期高等教育，对较早进入社会的青年，现行法律限制其合法组建家庭的权利，赋予选择权符合法律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

3. 与国际惯例接轨：全球多数国家法定婚龄为18 岁或 16 岁（需父母同意），将婚龄调至女 18 岁、男 20岁，仍处国际主流区间，符合人权公约与生理规律。

（二）调整法定婚龄的可行性及配套措施

需明确，婚龄调整不是万能的，无法单靠此政策扭转低生育率，必须融入鼓励生育支持体系，同时防范风险，落实以下配套措施：

- 与教育引导结合：法律赋予婚育权利不代表提倡早婚，需加强公众教育，强调婚姻的严肃性与责任，引导青年理性决策，避免盲目早婚导致个人发展受限、离婚率上升。

- 强化社会保障配套：婚龄调整效果取决于年轻夫妇能否“生得起、养得好”，需同步加大婴幼儿托育、教育、住房、就业保障投入，减轻婚育家庭经济负担。

- 遵循审慎、渐进原则：政策调整前需开展社会调研与影响评估，可先试点观察反响，完善后再全面推行。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分析显示，现行法定婚龄是特定历史产物，曾助力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但面对人口新形势，其负面效应凸显，与鼓励生育、优化人口结构的国家战略不适应。

适度提前法定婚龄至女18 周岁、男20 周岁，符合生理科学、历史传统与国际惯例，是应对人口负增长的可选政策工具。此举核心是扩大公民婚育选择自由，为提升总和生育率创造制度空间，但需依赖全面的生育支持体系才能有效实施。

基于此，提出建议：

1. 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法定婚龄条款的修订研究论证；

2. 将婚龄调整纳入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整体政策，同步推进经济、

3. 加强公众引导，明确婚龄调整是“赋予权利而非倡导行为”，引导社会理性看待婚育年龄。

最终，通过这一制度变革，传递国家鼓励生育的决心，为婚育群体提供更灵活、包容的法律环境。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23[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3.

[2] 陈友华. 中国人口负增长与生育政策调整研究[J]. 社会科学研究， 2023（01）： 105-115.

[3] 王广州. 中国低生育率进程与人口发展前景[J]. 人口学刊， 2022， 44（05）： 5-18.

[4] 於嘉， 谢宇. 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J]. 人口研究， 2021， 45（02）： 3-18.

[5] 杨菊华. 法定婚龄、实际婚龄与生育政策协同改革研究[J]. 青年研究， 2020（04）： 1-12+94.

[6] 原新， 金牛. 世界主要国家法定婚龄比较与中国启示[J]. 人口与健康， 2019（11）： 2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