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标志着南南合作正在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南方国家更加迫切在国际发展合作方面实现自主知识理论。中非双方通过医疗设施援建、卫生体系健全、医疗人员培训、传统医学振兴、南北合作共治等方式，改善了非洲医疗基础和人才储备，提高了医疗行业发展水平和非洲本土药品可获得性。由此可见，中非卫生合作促进了非洲卫生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构成了非洲追求医疗自主的有利条件支撑。中非卫生治理也为国际发展合作增添新的理论注脚，更是“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全球南方”；国际发展合作；中非合作；非洲医疗自主；卫生治理

中非医疗卫生合作源远流长，自20 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开始成建制地向非洲大陆派遣“援非医疗队”，此后在抗击艾滋等传染病、控制埃博拉等突发疫情、防治非洲热带病等领域展开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合作。在南南合作勃兴的背景下，中非医疗卫生作为重点合作领域取得了卓越成效。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发达国家援助体系主导下的公共卫生援助并没有如期发挥功效，反而在南北国际援助制度对比中日益遭受质疑；南南卫生合作项目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也成为发达国家指摘的凭据，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倡导的公共卫生合作项目。在此进程中，南北国家所倡导的国际发展援助政策在实践演进中互塑共变，引发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和学理争鸣。一方面，国际发展援助的合作范式发生转移，由过去强调“援助有效性”发展到强调“发展有效性”的国际发展合作。另一方面，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两种范式开始出现交叉融汇的趋势。由此，“新型发展合作”成为新的政策导向的研究议题。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中非医疗卫生合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为什么新型发展合作下的中非卫生合作更有利于促进非洲医疗自主化”这一研究问题。

一、文献回顾

（一）新型发展合作理论的既有成果

新型发展合作理论建构在中国学界涌现，运用 “垂直与水平”二分法成为探讨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的理论范式转变，并得到了学界持续讨论与学理反思。在此进程中涌现出以新结构经济学超越传统发展援助，提出“平行经验分享”“新南南合作”“悬置性与在场性”等发展分析模型，构建理顺国际关系、内外市场和公私关系的国际新型发展合作范式。与此同时，学界注意到传统发展援助体系和南南合作框架交叉融合的理论现实趋势，并持续为新型发展合作范式理论化作出了有益初探。

从国外文献方面看，阿诺夫·阿查亚指出新的全球化将由南南合作推动，世界治理秩序将是由传统大国和新兴国家，全球组织和区域机制，国家和社会，公司和私人基金会以及相互间伙伴关系模式。凯文·格雷等认为南南合作框架不仅要超越国家中心主义桎梏，向“集体发展范式”和“横向跨国主义”的新兴范式发展。范图·切鲁强调非洲国家具有主观能动性，在务实主义指导下结合南南合作经验和自由主义，探索本国经济转型路径和发展合作模式。托马斯·穆尔回应南南合作中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并不等同于南北依附关系，这种合作模式有望促进更多无形的便利要素流通，从而实现南方国家互利共赢。

（二）国际援助范式的“发展有效性”转移

国际发展援助的政策理念明显了经历了阶段性历史演变，逐渐发生了从“援助有效性”走向“发展有效性”的范式转变。《巴黎宣言》（2005）达成了提高援助有效性的五项原则，强调了受援国的政策自主性和战略优先性、发展援助与发展战略对接性、发展援助国家间合作协调性、发展援助成果实效性和相互问责的原则性。之后《阿克拉行动议程》（2008）补充了受援国家所有权、包容性伙伴关系和交付发展成果三大原则，分别注重了国家自主决定发展道路、多元发展援助主体、援助成果可量化对于援助有效性的关键作用。此后，《釜山宣言》（2011）正式将“发展有效性”确定为国际发展援助的关键范式。

国际援助政策实践的变化伴随着研究者对于“发展援助成败”的学理思考深化，不同的学者对于OECD 发展援助进行了反思，将援助有效性的不足归因于国际援助资金不足、受援国经济环境不佳、受援国发展条件欠缺、国家能力弱化与政治腐败、受援国市场机制“荷兰病”、援助项目分散无合力等方面。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倡导的南南合作逐渐被学者视为实现发展有效性的替代选项，指出这是一种增长驱动型发展合作，注重国家发展主权、发展方式传授、贸易投资平衡、软硬设施援建、民生福祉改善等有效性因素。然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南南合作遭到了其他研究者的质疑和抨击，认为这种模式导致了援助有效性降低、受援国债务恶化与资金浪费、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滋长非民主和非透明行径等。

（三）“全球南方”框架与理论创新生产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学界日益重视基于全球地方性知识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探索，全球国际关系理论（Global IR）成为理解全球南方的新视角。诚如者阿米塔·阿查亚（AmitavAcharya）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所言，国际关系学科所发生的多次理论争鸣，全球南方都没有纳入其中。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开始高度重视“全球南方”带来的理论创新机遇。刘德斌认为中国知识界应将“全球南方”作为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并服务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门洪华指出随着中国外交理念与实践的创新发展和走深落实，以及中国引领推动“全球南方”合作机制的创设发展，中国式新型国际合作理论呼之欲出。相对而言，国外学者更早地感知到“全球南方”的理论创新潜力。凯伦·史密斯强调“全球南方”的理论创新无需另起炉灶，通过反思解读和概念引入就有助于推动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修正完善。塞巴斯蒂安·豪格等指明“全球南方”的理论创新在于将日益紧密联系的社会层面纳入到“全球南北”的分析框架中，以及将经济差距和文化差异纳入到地缘政治的权力权衡之中。

综合而言，“全球南方”框架具有潜在的理论创新价值，已有研究借此探讨了政治经济学和全球卫生治理等议题。新型国际发展合作范式如何实现“发展有效性”是其理论构建的核心命题。近年来中非卫生治理过程中的合作成果也引起学界的研究兴趣。有鉴于此，本文尝试选取中非卫生治理合作为研究案例，探析国际新型发展合作促进非洲医疗自主化机制，增添“全球南方”的理论注脚。

二、理论分析框架

（一）“全球南方”框架下的新型发展合作理论创新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从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呼唤理论创新。从理论层面上看，“全球南方”并非新生概念，过去更多内嵌于南南合作框架下被阐发。随着国际关系理论学界日益重视基于全球地方性知识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探索，全球国际关系理论成为理解全球南方的新视角。诚如者阿米塔·阿查亚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所言，国际关系学科所发生的多次理论争鸣，全球南方都没有纳入其中。从实践层面来说，“全球南方”引发全球力量重组，引领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向，展现出重大的战略价值。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主要大国正在争取“全球南方”成为其战略依托。同时，“全球南方”始终追求战略自主，致力于成为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一方。在上述背景下，将全球南方作为新的理论框架，对既有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进行完善发展日益紧迫。

首先，“全球南方”框架下的国际新型发展合作结构有助于更大程度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自主性。国际新型发展的多层次合作主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可自主选择的发展合作伙伴。同时避免发展中国家对特定合作主体过度依赖，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战略自主性。

其次，“全球南方”框架下的国际新型发展合作结构有利于更大范围地促进发展合作要素的流动组合性。发达国家的创新技术、融资贷款等优势，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知识、基建援助等要素，全球市场主体的经济生产力和国际民间组织的社会动员力都将供给发展中国家并为其自主选择和自由组合赋权。

最后，“全球南方”框架下的国际新型发展合作结构将促使发展有效性得到进一步提高。“全球南方”的经济意涵在于实现探索新型发展合作模式和推动传统发展援助变革，在国际多边主义框架下筑牢发展议程的核心地位，并推动国际发展融资主体多元化。

（二）新型发展合作促进非洲医疗自主化框架

本文将新型发展合作视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系统，发展中国家在参与新型发展合作时，有了更大自主选择权和更多样伙伴组合，在接受合作的同时也逐渐为其他国家提供合作。这种现象的系统性在于，发展合作伙伴的选择并非完全随机，来自于合作伙伴选择间的联动性和历史形成的亲密联结。

从合作提供方的角度看，当提供方贯彻执行新型发展合作原则时，更有助于促进对象方医疗自主化发展。这些原则包括尊重合作对象方发展议程、立足对象方医疗卫生发展需求、加强提供方间协同参与、通过外部监督评估进行自我约束等。

从合作提供方间关系的角度看，有多种发展合作模式供应时，更有助于促进对象方医疗自主化发展。更多提供方的存在为对象方在选择合作伙伴带来了选择不同模式和搭配组合的更大空间，同时提供方间形成了南北发展合作模式的内外竞争，进一步有利于医疗自主化所需资源的流动。

从合作对象方的角度看，当合作对象方主动积极参与而非被动接受发展合作时，更有利于促进其医疗自主化发展。在参与发展合作项目对接的过程中，对象方也会在“边学边干”的过程中“社会化”，获得发展知识和发展资源，逐渐具有了向其他“全球南方”提供发展合作的基础。

三、中非卫生合作案例分析

（一）中英坦疟疾控制试点项目

该项目是中英两国在世卫组织倡导下启动实施的“中英全球健康支持计划”的卫生合作之一。彼时非洲国家疟疾严峻，拥有援助优势的英国和治疟经验的中国选取了坦桑尼亚作为项目试点。项目属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发达国家的三方合作模式，突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治理特征，追求政策—资本—技术—人员的资源优化配置。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当前坦桑尼亚的疟疾感染率降低了 80% ，卫生治理模式有望进一步在非洲国家间政策扩散和推广防治。

最初，该项目由英国前国际发展部出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组织和技术支持，由坦桑尼亚国家疟疾项目办和伊法卡拉卫生研究所共同落地实施。在具体实践层面，中坦双方通过招募坦方当地卫生志愿者，与中方医疗人员结对进行经验技术传授，培养起一批留得住的本地医疗队伍。随后英国国际发展部改组，中方逐渐成为项目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中坦为保障项目多方协同效应，该项目扩员卫生合作伙伴，纳入了盖茨基金会和哈佛大学等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和科教赋能。此外，合作项目受到来自外部的监督验收和倒逼激励，该机制由世卫组织全球疟疾项目牵头，其中技术官员来自赞比亚国家疟疾消除中心、瑞士热带病与公共卫生研究所、非洲领导人抗疟联盟等代表性组织机构

在此过程中，中国“边学边干”的治理经验被坦桑尼亚吸收借鉴，基于中国国内抗疟“ ⁷⁺ 3+1”经验模式发展出更适应坦方国情的“7+1”模式。同时，坦方开始自主探索本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战略，进一步意识到构建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性。近年来，坦方集合国内多主体力量重申 2030 年消除疟疾承诺，颁布《健康卫生合作五年规划（2022-2027）》，加强同世卫组织政策对接，通过区域合作组织强化非洲国家的治疟共识与行动。

（二）中国援建非洲疾控中心项目

非洲疾控中心成立于 2016 年，是非洲联盟的下属机构，其临时总部设在非盟总部内部。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将援建中心总部新大楼作为中非卫生合作旗舰项目，该项目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承建，最终于 2023 年竣工并投入使用。中方完成施建设后，由非洲联盟全权运营管理，继续发挥非洲大陆公共卫生体系的区域合作职能。新建大楼是非洲大陆第一个拥有现代化办公和实验条件、设施完善的全非疾控中心，其应急指挥大厅内配套设有数据采集系统，显示屏实时监控非洲新冠病毒、猴痘、埃博拉、登革热等传染病数据，数据实时更新为非洲疾控提供决策依据。2022 年，中心新发布五年战略规划强调要建设非洲自己的研究机构和检测机构。中国再次响应医疗自主化战略需求，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在实验室检测能力、疾病监测与信息系统、卫生人才队伍等多领域的交流合作。

同时，中非合作论坛是促进非洲医疗自主化的重要合作制度。在药品可获得性问题上，中国药企在肯尼亚、苏丹等国投资设厂实现青蒿素类抗疟药的本地化生产。这不仅提升了当地制药生产水平，而且带动了医药产业链发展健全。在中非传统医药合作方面，中医药品疗法走俏非洲市场不仅促使可获得药品多源化，更是激发非洲振兴传统医药的雄心。为打破传统草药受制于宗教迷信的发展困境，部分非洲国家已经开始寻求与中国合作，促进非洲传统草药知识体系科学化转型。

此外，中心总部所在国埃塞尔比亚得益于其区位优势，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进展迅速，医疗人力资源培养方面优势显著，逐渐成为非洲大陆实至名归的医疗中心。在此背景下，未来埃塞尔比亚有望成为新型发展合作的医疗领域的合作提供方，向其他非洲发展中国家提供医疗用品和发展便利。

四、结 语

在“全球南方”框架下，国际新型发展合作有助于更大程度地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自主性，有利于更大范围地促进发展合作要素的流动组合性，并促使发展有效性得到进一步提高。具体到中非卫生发展合作方面，从合作提供方的角度看，当提供方贯彻执行新型发展合作原则时，更有助于促进对象方医疗自主化发展。从合作提供方间关系的角度看，有多种发展合作模式供应时，更有助于促进对象方医疗自主化发展。从合作对象方的角度看，当合作对象方主动积极参与而非被动接受发展合作时，更有利于促进其医疗自主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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