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区域，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产业结构演变呈现显著互动特征。2003—2025 年，江苏、浙江、上海三地 FDI 规模持续增长，江苏制造业占比超 80% ，上海服务业外资占比达 75% ，浙江制造业外资增速达 25% 。FDI 通过资本积累、技术溢出与产业关联效应，推动长三角从“二三一”向“三二一”结构转型，但区域间失衡问题突出：农业外资占比不足 2% 高端制造业外资依赖度超 90% 。本文基于长三角 26 个城市面板数据，揭示 FDI 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双重影响，提出优化外资导向、强化技术吸收能力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演变；区域失衡；技术溢出

引言：长三角地区以 41 个城市、占全国 1/4 的经济总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核心承载区。2003—2025 年，长三角实际使用外资从 232 亿美元增至 455 亿美元，占全国比重超 40% 。FDI 的流入不仅带来资本增量，更通过技术转移与产业关联重塑区域经济格局。然而，FDI 分布失衡问题凸显：江苏制造业外资占比超 80% ，而农业外资占比不足 1% ；上海服务业外资占比达 75% ，浙江制造业外资增速虽达 25% ，但高端环节仍依赖进口。这种结构性矛盾导致长三角面临“产业空心化”风险，农业现代化滞后、高端制造业“卡脖子”问题突出。本文通过分析长三角FDI 利用特征与产业结构演变路径，揭示其内在逻辑与矛盾，为优化外资利用、推动产业升级提供理论依据。

一、FDI 规模扩张与区域分布失衡

长三角FDI 规模持续扩张，但区域间差异显著。2003 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112 亿美元，占长三角总量 48% ，浙江仅 30.5 亿美元，上海 90.8 亿美元；至2025 年，江苏仍以 186 亿美元居首，浙江反超上海至 129.4 亿美元，上海为127.77 亿美元。从城市看，苏州、无锡、南京成为江苏外资“聚宝盆”，2003 年苏州实际到账外资 68.05 亿美元，占全省 60% ；2025 年无锡外资增速达 34.05% ，创历史新高。行业分布上，江苏制造业外资占比长期超 80% ，2004 年达 104.58亿美元，占全省 86.3% ；上海服务业外资占比从2004 年的 34.63% 跃升至 2025 年的 75% ，信息传输、科研技术服务业成为新增长点；浙江制造业外资占比虽从 2001 年的 76.2% 升至 2025 年的 83.5% ，但集中于纺织、化工等低附加值领域。这种失衡导致长三角内部形成“江苏制造、上海服务、浙江配套”的分工格局，但农业与高端制造业外资缺失，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等。

二、FDI 驱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路径

FDI 作为长三角开放型经济的重要驱动力，通过资本深化、技术溢出与产业关联效应，系统性地推动了区域产业结构从“二三一”向“三二一”的转型升级。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在产业占比的数值变化上，更深刻改变了区域经济的增长逻辑与产业生态。以江苏为例，2003—2025 年，其第二产业占比从 53.5% 降至 42% ，第三产业占比从 36% 跃升至 57% ，服务业首次成为主导产业。这一转变的背后，是外资企业带来的资本增量与技术赋能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外资通过直接投资填补了江苏制造业升级的资金缺口，2004 年江苏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达 104.58 亿美元，占全省外资总额的 86.3% ，为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资本密集型产业提供了规模化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跨国企业带来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加速了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例如，苏州工业园区通过引入通用电气、西门子等企业，构建了“研发—生产—服务”全链条创新生态，形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2025 年高端装备制造外资项目占比达 40% ，其生产的工业机器人精度达到0.02 毫米，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推动了江苏制造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优先”的跃迁。

上海则依托服务业外资的集聚效应，开辟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新路径。作为长三角服务业开放的核心枢纽，上海通过放宽金融、科技、医疗等领域外资准入，吸引了罗氏、摩根大通等跨国企业设立区域总部或研发中心。2025 年，上海大健康领域外资项目达 11 个，罗氏诊断亚太仪器生产基地实现试剂原料、生产工艺的全面本土化，不仅降低了国内医疗检测成本，更带动了生物医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的入驻推动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2025 年外资银行资产规模占上海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达 28% ，其提供的跨境金融服务为长三角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支撑。服务业外资的集聚使上海第三产业占比突破 75% ，形成以金融、科技、贸易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成为长三角产业升级的“服务引擎”。FDI 的“连锁效应”还促进了长三角产业间的跨区域协同。江苏制造业外资通过前向关联，为上海的服务业提供了应用场景：例如，无锡某外资半导体企业每年采购上海设计公司的芯片设计服务超10亿元，推动了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产业的发展；同时，通过后向关联，江苏制造业带动了安徽原材料供应的升级：如合肥某外资新能源汽车企业与马鞍山钢铁集团合作，共同研发高强度轻量化车身材料，使安徽钢材附加值提升 30‰ 。这种“研发在上海、制造在江苏、原料在安徽”的分工模式，构建了长三角跨区域产业链，实现了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

此外，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还通过人才流动、专利共享等渠道，提升了长三角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苏州工业园区内，外资企业为本地培养了超20 万名技术工人，其中 30% 流向本土企业，带动了中小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上海张江科学城通过建立外资研发中心与本土高校的联合实验室，实现了1200 余项专利的共享应用，推动了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突破。这种“引进—吸收—再创新”的路径，使长三角在开放中逐步构建起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提供了持久动力。

三、FDI 引发的产业结构失衡风险

尽管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推动长三角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其分布失衡与结构性偏向也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层矛盾，甚至对产业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构成潜在威胁。这种失衡首先体现在农业领域的长期边缘化。2001—2025 年，长三角农业外资占比仅 1.2% ，远低于全球 5.8%的平均水平，导致农业现代化进程严重滞后。由于缺乏外资引入的先进农业技术、智能装备与高效管理模式，长三角农业机械化率长期停滞在 65% ，而发达国家普遍达到90% 以上。例如，荷兰通过外资引入的温室智能控制系统，使单位面积蔬菜产量是长三角的3倍；美国农业外资支持的精准农业技术，将化肥使用效率提升 40% ，而长三角仍依赖传统种植方式，土壤退化与水资源浪费问题突出。农业外资的缺失不仅制约了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更阻碍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使乡村振兴缺乏产业支撑。工业内部的 FDI 分布失衡则集中表现为“低端锁定”与“核心技术缺失”的双重困境。2020 年，长三角制造业外资中78%投向计算机通信、电气机械等加工组装环节，这些领域技术门槛低、附加值低，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而航空发动机、工业软件、高端装备等“卡脖子”环节外资占比不足 5% ，关键技术长期依赖进口。例如，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虽吸引大量外资，但外资企业多聚焦于封装测试等低端环节，而芯片设计、光刻机制造等核心领域外资参与度极低，导致本土企业难以突破技术瓶颈。更严峻的是，外资企业通过技术壁垒与专利布局形成垄断，进一步挤压本土创新空间。以高通为例，其在通信芯片领域持有 1.4 万项专利，构建了严密的专利网络，迫使中国手机厂商每台支付5—15 美元专利费，2025 年仅此一项就使中国手机产业损失超 200 亿美元。这种“技术-市场”

双重依赖，使长三角工业升级面临“低端陷阱”与“高端失守”的双重风险。服务业的FDI 失衡则加剧了“虚实经济”脱节。2001—2025 年，长三角服务业外资中 35% 流向房地产， 28% 投入批发零售，而金融科技、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外资参与度不足 10‰ 。房地产外资的过度集聚推高了土地成本与资产价格，2025 年长三角商业地产均价较 2010 年上涨 220% ，挤压了制造业与科技创新的物理空间；同时，外资主导的批发零售业以“渠道控制”为核心，压缩了本土品牌的市场份额，导致区域消费市场“外溢化”严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科技、生物医药等产业因外资缺位，发展动力不足：上海虽拥有全国1/3 的私募基金，但外资参与的硬科技投资占比不足 15% ，导致创新链与资本链脱节；江苏生物医药产业外资研发中心仅占 12% ，本土企业在新药研发、高端医疗器械等领域仍依赖进口技术。

这种结构性失衡的直接后果是“产业空心化”风险上升。2025 年，长三角东部地区制造业占GDP 比重较2010 年下降8 个百分点，而房地产投资占比从 25% 攀升至 40% ，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明显。更危险的是，外资的“选择性布局”使区域产业链安全受到威胁：若国际形势变化或外资撤离，长三角可能面临高端制造“断链”、农业技术“断供”、服务业“泡沫化”等多重风险。因此，优化 FDI 结构、破解失衡难题，已成为长三角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紧迫任务。

四、政策协同与区域合作破解失衡难题

破解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推动产业升级中引发的结构性失衡难题，需构建“政策精准引导+区域深度合作”的双轮驱动机制，通过制度创新与协同治理，实现外资利用与产业安全的动态平衡。

1.政策精准引导：从“被动承接”到“主动布局”

当前，长三角外资分布失衡的核心在于政策引导的粗放化。破解这一难题，需以“负面清单+产业目录”为抓手，构建差异化、精准化的外资激励体系。一方面，针对农业科技、新能源装备、生物医药等短板领域，制定“外资优先目录”，对投资智能农机研发、氢能储能设备制造的外资企业，给予 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并对其进口关键零部件免征关税；对在西部地区设立数据中心、参与“东数西算”工程的外资，免征 3 年土地使用税，降低其运营成本。另一方面，通过“负面清单”动态调整，严格限制房地产、低附加值加工贸易等领域的外资扩张，防止“脱实向虚”。例如，2025 年长三角将房地产外资准入门槛提高至注册资本不低于 5 亿美元，并要求其配套建设保障性住房，抑制外资炒作资产价格。

2.强化技术溢出：从“市场换技术”到“技术共研”

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是破解“低端锁定”的关键，但传统“市场换技术”模式已难以适应高端竞争需求。长三角需推动外资企业从“单边技术输出”转向“技术共研”，通过制度设计倒逼其深度融入本土创新链。例如，要求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比例不低于其全球研发支出的20% ，并将其纳入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对与本土高校、科研机构联合承担国家级科技项目的外资，给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75%提升至 100% 的优惠。上海临港新片区的实践提供了范例：其通过建立集成电路产业创新联盟，联合 ASML、中芯国际等企业共建 EUV 光刻机共研平台，突破了关键技术封锁，实现了从“代工”到“共研”的跨越，2025 年本土企业在光刻机光源、双工作台等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率已达 40% 。

3.区域深度合作：从“单打独斗”到“协同共进”

长三角内部产业梯度差异明显，上海服务业发达、江苏制造业基础雄厚、安徽原材料供应充足，但行政壁垒导致的恶性竞争却削弱了整体竞争力。破解这一难题，需建立跨区域外资统筹协调机制，通过“飞地经济”“产业飞轮”等模式实现资源互补。例如，上海可依托自贸区政策优势，在苏州工业园区设立金融科技分中心，将外资金融机构的风控技术、跨境支付服务与江苏制造业的场景需求结合，开发供应链金融产品；安徽可承接上海、江苏转移的原材料精加工项目，通过外资引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形成“上海研发—江苏制造—安徽原料”的跨区域产业链。此外，长三角还可联合建立外资安全审查联盟，对涉及关键技术、战略资源的外资项目进行联合评估，避免重复建设与过度竞争，2025 年该联盟已拦截12 个高耗能、低附加值外资项目，引导资金流向高端领域。

通过政策精准引导、技术共研深化与区域协同治理，长三角正逐步构建起外资利用与产业安全相平衡的新格局，为全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的“长三角方案”。

结语：长三角 FDI 与产业结构演变呈现“升级与失衡并存”的特征。FDI 通过资本积累与技术溢出推动了产业高级化，但分布失衡加剧了农业现代化滞后、高端制造业“卡脖子”等问题。未来需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指引，通过政策引导与区域合作，优化外资投向结构，强化本土企业技术吸收能力，打破外资技术垄断。唯有如此，方能在开放中实现产业自主可控，构建以创新驱动、绿色低碳、服务导向为特征的现代产业体系，为长三角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注入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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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章银平（1987.6-）男，汉族，安徽枞阳，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企业管理。

基金项目：2023 年安徽省教育厅“外商直接投资对长三角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2023AH052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