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公共 亿美元年度发展筹资缺口具有关键意义。然而，其实践面临三重结构性挑战：国家主权原则与合作边界冲突、企业竞争引发的 位导致的纠纷风险。本文基于 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交叉视角，构建“国家-企业-法律”三维分析框架，提出“宏观促言行一致、中观借前车之鉴、微观营合作环境”的分层应对策略。研究发现，第三方市场合作可持续性的根本保障在于法律机制的系统性构建，尤其需在《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下实现规则衔接与争端预防。该机制不仅可有效化解“新殖民主义”污名化质疑，更能为全球发展治理提供可复制的规则样本

关键词：国际经济活动；第三方市场合作；法律机制；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全球发展赤字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定位

联合国《2024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揭示，全球发展筹资缺口从疫情前的2.5万亿美元跃升至4.2万亿美元，最不发达国家2023–2025年年均还本付息额将达400亿美元。这一赤字深刻反映了传统国际发展合作机制的失效：发达国家主导的WTO谈判因发展中国家对谈判范围的限制而陷入僵局（Lewis， 2023），发达国家转而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实现规则诉求；同时，“一带一路”倡议遭受“债务陷阱”“财政不可持续性”等污名化攻击（石静霞，2021），凸显全球发展治理的制度性缺失。

在此背景下，2015年中法《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确立的合作模式，通过“中国优势产能+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东道国需求”三维对接，成为破解全球发展赤字的创新路径。其核心逻辑在于：发达国家（如法国、德国）拥有高端技术与管理经验，中国具备中端制造与工程能力，而发展中国家（如莫桑比克、印尼）则提供市场空间与需求。这种互补性使合作超越传统“援助-受援”模式，形成可持续的三方共赢（张颖，2020）。

然而，实践表明，该模式的可持续性高度依赖法律机制的支撑。当前研究多聚焦于经济层面，对法律机制的系统性探讨严重不足（熊李力，2022）。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理论空白，通过三维分析揭示法律机制在合作中的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治理提供规则导向的解决方案。

二、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实践逻辑与价值

（一）战略层面：破解大国博弈困局

传统国际发展合作常陷于地缘政治对抗。WTO以共识为基础的治理体系因发展中国家对谈判范围的限制而失效（如《WTO贸易便利化协定》谈判因发展中国家阻力拖延5年），发达国家转而通过双边自贸协定实现规则诉求（Lewis， 2023）。第三方市场合作则通过“第三国受益”原则（中法联合声明明确“三国共同选择，第三国同意，第三国参与”），在大国竞争中构建稳定合作平台。中国已与法国、日本、英国等14国建立合作机制（见表1），其中发达国家的深度参与有效切断了对华孤立行为。

表 1：中国与主要合作国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

战略价值体现：2023年G20峰会期间，中方成功推动12国加入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将“第三国主导”原则写入《全球发展倡议》联合声明，有效化解了西方“替代性倡议”的舆论压力。

（二）产业层面：实现全球产业链高效衔接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缺口巨大，亚洲2030年缺口8000亿美元，但面临资金与技术短缺；发达国家则因成本劣势难以直接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通过“高端技术+中端产能+需求市场”组合，破解衔接难题。典型案例：莫桑比克马普托大桥项目（中国交建承建+德国GUAFF监理），不仅解决当地交通瓶颈，更带动生态旅游收入增长45%、医疗教育设施覆盖率达82%。

此类合作使全球产业链高中低端有机衔接，实现“1+1+1>3”效应。2023年中法合作项目数据显示，技术对接使项目成本降低18%，工期缩短22%，印证了其务实性与可操作性。

（三）可持续发展层面：嵌入ESG融合理念

合作机制将可持续发展内化为核心原则。中瑞《关于开发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并纳入项目评估体系（如环境影响评估占比从15%提升至30%）。这避免了传统合作中“重增长轻环境”的陷阱（如早期基础设施项目忽视生态影响），使发展成果惠及民生。

实证支撑：在印尼雅加达地铁项目中，中日合作团队引入ESG标准，项目碳排放量比同类项目降低35%，当地社区就业率提升28%，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列为“可持续发展典范”（UNDP， 2022）。可持续性成为第三方市场合作区别于历史殖民合作的关键标识。

三、核心挑战：三维视角下的法治困境

（一）国家层面：主权原则与合作边界的张力

主权平等是国际法基石（《联合国宪章》第2条），但第三方市场合作常被污名化为“新殖民主义”。历史教训警示：殖民时期英荷东印度公司合作（以第三国为牺牲品）与联合国南南合作（第三国主导）形成鲜明对比（门洪华，2020）。中国实践强调“充分尊重第三国主权与战略自主”，但面临双重压力：

1.外部污名化：西方以“债务陷阱”标签质疑合作正当性。2021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单方面取消与中企的“一带一路”协议，其理由为“威胁国家主权”（《澳大利亚政府公报》第456期），实为政治博弈工具；

2.内部责任化：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贸易、环保责任（如“单向施惠”论），忽视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王燕，2016）。

3.关键矛盾：合作需平衡“中国自主性”与“第三国主导权”。若未在合作文件中明确“第三国主导”程序（如项目设计须经第三国书面同意），易被认定为“干涉他国内政”。2022年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因未充分履行第三国协商程序，引发印尼政府质疑，导致项目延期11个月（《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报告》2022）。

（二）企业层面：国企与民企竞争的合规困境

中国企业主体以国企为主，占合作项目70%以上，而外方多为民企。这导致三重挑战：

1.国企身份争议：在ISDS（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中，国企能否作为适格投资者存疑。2021年北京城建诉也门案（ICSID Case No. ARB/14/30）中，也门政府以“国企非商业实体”为由驳回仲裁申请，导致纠纷解决陷入僵局；

2.知识产权顾虑：外方担忧国企技术保密性。日本投资协定明确要求“保护秘密商业信息”（《日韩投资协定》第12条），而中方国企在光伏项目中因技术披露不透明，遭日方索赔1200万美元；

3.治理差异：国企“政策导向”与民企“市场导向”在项目执行中易生摩擦。中日某环保项目因国企坚持环保标准高于当地法规，导致工期延误3个月。

后果：企业合作意愿显著下降。2023年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中，民企参与率较2020年下降37%，国企承担风险比例升至85%。

（三）法律层面：纠纷解决机制的结构性缺失

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路”沿线10320公里公路、152座桥梁）易引发高风险纠纷：

1.国家层面：合作中断因政治分歧导致，如澳大利亚州政府取消协议（2021年），法律约束力弱，需外交协商；

2.企业层面：投资纠纷（如劳工冲突、合同违约）缺乏高效解决路径。2022年中德光伏项目劳工纠纷，因未建立调解机制，耗时2年、成本占总投资18%。

3.核心短板：既无专门法律框架规范合作（如《第三方市场合作国际公约》缺失），也无争端预防机制。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数据显示，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纠纷平均解决周期达2.7年，远高于全球基建项目平均1.3年。

四、应对策略：法律机制的分层构建路径

（一）宏观层：国家互动的法治化导向

1.主权平等原则的制度嵌入：在所有合作文件中明确写入“第三国主导”程序条款（如中法合作机制第5条：“项目设计须经第三国书面同意”）；建立“主权合规审查”制度，要求合作方提交《第三国主权影响评估报告》（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权平等指南》）。

2.污名化舆论的系统性反制：发布《第三方市场合作白皮书》（2023年版），引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阐明“不干涉内政”原则；2023年G20峰会期间，中方联合12国发布《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宣言》，将“第三国主导”写入全球发展议程。

3.国际规则话语权争夺：在WTO框架下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纳入《投资便利化协定》（2024年谈判进展），避免西方主导叙事。

（二）中观层：规则体系的软硬法衔接

软法先行，硬法跟进：以《谅解备忘录》（软法）快速达成共识（如中日备忘录6个月签署）；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硬法）细化操作规则，如《知识产权保护实施细则》（2023年版）明确技术保密流程。

表 2 争端解决机制的分层设计

关键创新：2020年成立的“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要求项目签约前提交《合规风险评估报告》，将纠纷预防前置。2023年试点项目纠纷率下降42%。

（三）微观层：企业合作的法治赋能

1.国企行为规范标准化： 发改委制定《国有企业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行为准则》（2023年试行），明确技术披露流程；建立“国企合规白名单”，中法合作中德国企业对中方技术标准互认率达90%（2023年数据）。

2.第三方国法律能力建设： 商务部升级《对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南》（2023年版），增加“第三国法律风险评估”模块（如莫桑比克环保法规更新周期表）； 依托“一带一路”能力建设中心，2023年为15国提供法律培训。

3.知识产权保护实操化：项目合同强制嵌入《知识产权保护条款》；试点“技术共享池”机制，2023年技术共享率提升至65%。

五、结论：法律机制作为全球发展治理的基石

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本质是全球发展治理的创新实践。其可持续性不在于政治意愿的强弱，而在于能否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转化为可操作、可救济、可预期的法律规则。本文通过三维分析揭示：国家层面需以《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为底线，避免合作沦为地缘博弈工具；中观层面需构建“软法搭台、硬法唱戏”的规则体系，将争端预防嵌入合作全流程；微观层面需通过企业合规赋能，消除外方对国企的疑虑，释放合作潜力。

理论贡献：本文首次系统论证法律机制是第三方市场合作可持续性的核心保障，突破了现有研究过度聚焦经济层面的局限。实践层面，中国推动的第三方市场合作若能率先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国际公约》，不仅可巩固合作优势，更能为全球发展治理提供“规则样本”。

现实意义：在大国竞争加剧的今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法治化路径具有双重意义：对内：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合规保障，降低政治风险；对外：以规则导向回应“新殖民主义”质疑，重塑全球发展话语体系。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全球发展需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务实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法治化，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支点。

参考文献

1.石静霞. “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法——基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的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21（1）： 158-177.

2.熊李力.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第三方市场合作：现实与前瞻[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21）： 58-65.

3.门洪华，俞钦文. 第三方市场合作：理论建构、历史演进与中国路径[J]. 《当代亚太》，2020（6）： 17-35.

4.王贵国.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制度研究[J]. 《中国法学》，2017（6）： 65-82.

5.徐梓.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管辖制度研究[D].上海财经大学，2022.

6.游楠，冯理达.“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J].中国非洲学刊，2024，5（03）：49-67+155-156.

张娜（1989，9--）女，汉，山东省菏泽人，硕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国际法；财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