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聚焦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与林丽君（Sylvia Li-chun Lin）合作编译的雪漠小说《白虎关》英译本《沙漠的女儿》，基于Worldcat 系统馆藏数据系统分析其在海外地区的传播范围、影响力与接受程度。从翻译策略视角出发，探讨该作成功进入西方学术视野并获得国际奖项的内在原因，以期为雪漠作品及其他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与跨文化传播提供有益参考。关键词：雪漠、《沙漠的女儿》、雪漠文学、海外传播、译介

一、引言

雪漠是当代中国西部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植根于甘肃乡土社会，雪漠将自身生命体验与乡土创作深度融合，以鲜明的叙事风格构建出了一个灵动而意蕴丰厚的西部世界，并于此展开对生命、人性、存在与命运等哲学命题的深刻思索。2000 年，凝聚了雪漠十二年心血的《大漠祭》出版，该作以质朴而富有生命力的笔触，真实呈现了西部农民“很艰辛、很无奈、也很坦然”的生存状态，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标志着雪漠作为西部文学代表性作家地位的初步确立。2012 年，英国汉学家韩彬（Nicky Harman）英译的短篇小说《新疆爷》发表于英国《卫报》，并被推选喂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五部短篇小说之一，标志着雪漠文学海外传播历程的开启。

《沙漠的女儿》作为“大漠三部曲”的创新性编译本，以西部沙漠为背景，讲述了两位女性在严酷自然与传统约束中挣扎、求生与成长的生命历程。经由美国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的跨文化转译，原著的西部乡土叙事被成功重构为更契合西方读者认知框架的女性成长叙事，在国际读者中反响显著，相继荣获2024 年美国独立出版奖（Independent Press Award）“文学小说类”金奖、中国外文局优秀翻译奖等奖项。

二、馆藏数据与分析

在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框架下，图书馆的馆藏是评估文学国际影响力与不同语境下接受度的关键参数[1]。WorldCat 作为OCLC（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开发的全球规模最大的联机联合目录，整合了世界各地图书馆的书目数据，能够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作品在海外机构中的传播流布状况，提供可量化的传播效果依据。本文依托Worldcat 数据库，运用精准检索与模糊匹配策略，全面搜集《沙漠的女儿》的馆藏机构与分布，检索截止至 2025 年 9 月。

表 1《沙漠的女儿》全球馆藏数据

由表1 可以发现雪漠作品《沙漠的女儿》在海外馆藏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域集中性与机构倾向性。美国地区以超过90%的馆藏量成为其传播的核心区域，这一现象与雪漠多年来持续参与美国书展及文化推广活动密切相关。在2015 年4 月雪漠入选Time Out Beijing 公布的“20 世纪最佳中文小说家”，同年参加了美国书展大受读者欢迎，作品上架加拿大最大的中文图书馆，积累了一定的知名度与读者基础。在2023 年11 月召开的第四十届迈阿密书展上，雪漠作为唯一受邀的亚洲作家吸引了众多海外读者的目光，英文新作《西夏咒》与《沙漠的女儿》在书展上畅销，进一步让雪漠的作品触及更广泛的美国受众。2024 年 12 月，雪漠的作品亮相美国“天煜彩灯节”，包括《白虎关》、《西夏咒》、《女神的情书》等作品被精心展售，进一步提高雪漠作品在美国的知名度。同年，雪漠携新译本《野狐岭》亮相第76 届法兰克图书馆，作品深深打动了德国著名汉学家Martina Hasse（郝慕天）并表达了希望雪漠的作品能够翻译成更好地德文版本让更多德国读者了解熟知。这一系列活动能吸引文化学者、汉学家、出版人以及高端读者，他们往往能直接影响或据欸的那个图书馆的采购方向。

从馆藏属性来看超过 80%的收藏机构为高校图书馆，包括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莱比锡大学（Universität Leipzig）等等。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设有东亚研究、中国文学或区域研究方向，说明该作品首先进入学术评价体系，其后逐渐向大众领域渗透的传播路径。许多作品在国际传播初期，尤其是内容具有较强文化特异性、哲学深度或地域色彩的文学作品、性别研究等领域的学者的分析对象而非普通读者的休闲读物。鲁迅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就呈现出这种“由学界向公众辐射”的模式，其初始受众是高等学府或研究机构的汉学界，在此过程中翻译与研究共同推进，随着有关鲁迅文学研究的发表，鲁迅作品也渐渐从文学高阁走入寻常百姓家[2]。

三、《沙漠的女儿》的创新型编译

雪漠的“大漠三部曲”深深植根于中国西北甘肃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乡土社会结构之中，其叙事不仅呈现出鲜明的地域风貌，更内嵌着复杂的社会伦理、宗教观念与生存哲学。这种高度地方化的文学书写，在中文语境中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但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却极易因文化距离过大而增加读者理解难度。《沙漠的女儿》作为《白虎关》的英译编译本，并未采取逐章对应、情节全保的传统翻译方式，而是通过系统性的“编译式重构”，在忠实传达原作精神内核的前提下，对叙事结构、文化符号与人物形象进行了深层调整。

这一编译实践并非零散的技术处理，而是一种高度自觉、以目标文化接受为导向的整体策略。旨在将原作中高度依赖地方经验的生命书写，转化为能够被西方读者纳入自身阅读经验的人类处境叙事。以下将从叙事结构、文化负载词与女性形象塑造三个层面，对这一创新型编译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 叙事重构

“对西方读者而言，要是他们读一本很厚的、太具有中国特色的书，他们是没有兴致的。”[3] 对于缺乏中国西部文化背景的西方读者而言，完整接纳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让译作更具有可读性，葛浩文夫妇对原作叙事进行了创新性重构，从《白虎关》的双线叙事中提炼出以两位女性成长为核心的单一主线，既在篇幅与情节设置上符合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又通过聚焦生命力量与女性觉醒与女性觉醒的世界性主题，引发跨语际的情感共鸣[4]。

《白虎关》原作采用的是典型的复调式叙事结构，多条叙事线索并置展开，既呈现女性人物在家庭与社会压迫中的生存境遇，又通过男性群体的掘金、暴力与冒险行为勾勒出西北乡村复杂的社会生态。这种结构在中文文学传统中具有重要意义，它通过多重视角构建出一个具有整体感的乡土世界，使个人命运始终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然而，这种复调叙事高度依赖读者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性别关系与历史语境的理解。

这一重组并非简单的“删减男性情节”，而是对叙事重心的重新定位。译本通过提炼单一主线，使故事呈现出清晰的时间推进与情感发展轨迹，符合西方小说中常见的线性叙事与成长叙事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结构调整使女性角色从原作中“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转变为译本中叙事意义的核心承载者。莹儿与兰兰的行动、选择与心理变化不再只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成为推动叙事前进的主要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译本还通过动机重构强化了人物的主体性。原作中女性前往盐湖更多是迫于生存压力的被动选择，而译本则通过细节补充与叙事强化，将这一行动塑造成“主动挣脱命运束缚”的关键节点。这种处理使故事在结构上更贴近西方文学中成熟的“成长小说”与“英雄之旅”范式，从而在叙事层面完成了从地方性社会书写向普遍性生命叙事的转化。

（二）文化负载词处理

如果说叙事结构的重组解决的是“故事如何被读”的问题，那么文化负载词的处理则直接关系到“故事能否被理解”。《白虎关》中大量存在高度地方化的文化符号，这些符号往往同时承载着民俗功能、情感寄托与价值判断。例如面塑祈福、换亲制度等，不仅是叙事细节，更是人物理解世界、解释命运的重要方式。

在跨文化语境中，这类文化负载词若采取直译策略，往往需要大量注释才能被理解，但过多的解释又会破坏小说的叙事连贯性与审美体验。葛浩文与林丽君在《沙漠的女儿》中所采取的，是一种以“功能对等”为核心的转译策略。他们并不执着于文化符号的形式再现，而是优先保留其在叙事中的功能与情感效应。

以“面塑祈福”为例，原作中这一行为深深植根于西北农村的民俗信仰体系，既包含对自然与命运的敬畏，也寄托着底层民众对平安的朴素愿望。译本在处理这一细节时，刻意淡化其地域标识，通过具体动作描写与象征性意象，将其转化为西方读者熟悉的“护身符”式行为。这种转译并未削弱原作的情感力度，反而通过意义等效的方式，使读者无需理解中国民俗背景，也能体会人物在出发前的紧张、不安与祈愿。类似的处理还体现在对“凉州贤孝”的翻译上。作为一种融合叙事、音乐与宗教劝化功能的地方曲艺形式，“凉州贤孝”在原作中不仅是文化背景，更承担着伦理教化与情感传递的功能。译文将其译为 “Liangzhou drama”，这一处理在功能上实现了类型指认，却在文化内涵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简化。正如斯坦纳（Steiner）所指出的：“某种特定语言中习用的术语，在另一种语言中往往找不到精确的对等词，真正的同义词就像冬天的蝴蝶那样稀缺。”[5]因此，任何翻译行为本质上都是在相似性中作出选择，而这种选择必然伴随着意义的变异。

通过将文化差异转化为情感共通点，译本避免了文化异质性带来的疏离感，使地方民俗在目标文化中获得新的解释空间，从而服务于整体叙事效果。

（三）女性形象的塑造

在《白虎关》中，女性形象并非以现代意义上的“主体”形态出现，而更多作为家庭伦理与乡土秩序的承载者存在。莹儿与兰兰的命运并不完全由个人意志决定，她们的行动逻辑深受父权家庭结构、宗族关系以及生存压力的多重制约。在原作叙事中，女性的忍受往往具有伦理合理性，其沉默与顺从并非缺乏反抗意识，而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形成的生存策略。然而，这种建立在集体伦理基础上的女性形象，在西方文学语境中并不具备天然的可理解性。西方读者更倾向于从“个人选择”“主体意识”与“自我实现”的角度来理解人物行为。基于此，葛浩文与林丽君在《沙漠的女儿》中对女性形象进行了有意识的跨文化重塑。

在叙事层面，译本显著强化了女性行动的动机表达。原作中一些看似被动的生存行为，在译文中被赋予更明确的心理指向，使其呈现为一种“意识到不公之后的选择”。例如，莹儿与兰兰前往盐湖的决定，在原作中更多体现为走投无路后的生计选择，而译本则通过心理描写与语义强化，将其建构为对家庭压迫与命运安排的主动挣脱。这种处理并未虚构新的情节，而是通过叙事焦点的调整，重新组织了意义重心。

在人物关系的呈现上，译本强化了女性之间的互助关系，使其成为推动叙事前进的重要动力。在原作中，姑嫂关系本身嵌入于复杂的家庭伦理网络中，既有情感依赖，也存在身份张力；而在译本中，这一关系被突出为一种基于共同处境的“姐妹联盟”。这种重构使女性之间的情感不再只是家庭角色的延伸，而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互助伦理。

译本通过弱化宗族与父权话语的叙事权重，使女性经验从“被解释的对象”转变为“解释世界的视角”。在《白虎关》中，女性的痛苦往往需要借助宗教、命运或家庭伦理来获得意义；而在《沙漠的女儿》中，这种意义更多通过女性自身的体验与判断来生成。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对原作文化背景的否定，而是通过叙事视角的调整，使女性经验在跨文化语境中获得更高的可识别度。

四、《沙漠的女儿》的启示

《沙漠的女儿》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输出提供了重要启示。作为中国文学“走出去” 的桥梁，“翻译始终担负着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6]《沙漠的女儿》在英语世界的成功译介与传播表明，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并非单一环节即可完成，而是一项涵盖文本重构、译者判断与传播路径协同运作的系统工程。面对文化差异显著、地方性特征突出的文学文本，译介工作的关键并不在于最大限度地保留形式层面的“原样再现”，而在于如何在尊重原作精神内核的前提下，重组叙事结构与意义重心，使作品能够进入目标文化既有的阅读经验与评价体系之中。

从翻译策略层面看，《沙漠的女儿》所采取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直译或改写，而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整体性编译路径。译者通过提炼叙事主线、调整人物关系与弱化文化理解门槛，将原作中依托乡土社会结构展开的生命书写，转化为以女性成长与主体意识觉醒为核心的普遍性叙事。这一过程并未抹除作品的地域根基，反而通过情感与经验层面的重构，使西部书写获得了跨文化语境中的可理解性与可共鸣性。

从传播路径来看，《沙漠的女儿》以高校图书馆与研究机构为主要落点，呈现出明显的“先学术、后大众”的扩散模式。在当前国际语境中，学术系统仍然是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场域的重要中介。译本通过进入高校课程体系、研究收藏与学术讨论网络，逐步建立起稳定的认知基础，继而向公共阅读领域延展。这种由学术接受带动公共传播的路径，为文化异质性较强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一种相对稳健的国际化通道。

更为重要的是，《沙漠的女儿》的传播实践凸显了作者、译者与国际文化平台之间的协同作用。雪漠本人持续参与国际书展与文化交流活动，使文本传播不再局限于出版层面，而是融入更广阔的文化互动场景之中。这种“文本—译介—交流”三位一体的传播模式，有助于突破单向输出的局限，推动中国文学在全球语境中形成持续而立体的存在。

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不仅是语言转换的问题，更是叙事范式、文化解释权与传播机制的综合调适过程。唯有在充分理解目标文化阅读期待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译介实践与多层次传播渠道，中国文学才能真正实现从“被看见”到“被理解”、再到“被讨论”的跨越，进而在世界文学格局中获得持久而稳定的位置。

参考文献

1.刘逸.苏童《我的帝王生涯》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J].长江小说鉴 赏，2025，（15）：11-14.

2.张淑卿.鲁迅、莫言与麦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启示录[J]. 学术交流，2015，（03）：203-208.

3.徐赛颖，贺莺.中国当代文学国际传播新探索：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作家雪漠的思考与实践[J].中国翻译，2024，45（03）：136-142.

4.辛红娟，费周瑛.《沙漠的女儿》女性叙事及跨语际重构路径[J].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 4.

5.Steiner， George.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贺鸿莉.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4，37（13）：194-195+198.

课题：雪漠文学的英语译介与传播流布研究： 以《沙漠的女儿》为焦点。编号：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