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宫碑体，由清末书法巨擘张裕钊所创，是中国碑学运动中“以碑立骨、化古为新”的杰出典范。其独特的“内圆外方、刚柔并济”的艺术风格，在晚清书坛独树一帜。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张裕钊与南宫碑形成原因、南宫碑体的艺术风格，以及南宫碑体自创立以来一个多世纪间的传承谱系与发展脉络，深入分析其从张裕钊的个人创造，到门徒的薪火相传，再到地域性流派的形成与繁荣的全过程。

关键词：南宫碑体书法；张裕钊；传承

一、张裕钊与南宫碑

“南宫碑体”由清代书法家张裕钊所创，因他撰文并书丹的《重修南宫县学记碑》而得名。在清光绪十二年，南宫绅士宋弼臣受南宫县令李傅棣委托，通过张裕钊旧友李梅生，邀请时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的张裕钊为《重修南宫县学记》碑撰文并书丹。张裕钊在书《重修南宫县学记》一碑时，时年已六十三，此碑书法气势磅礴、结构严谨，兼具篆隶古意与唐楷法度，被后世称为“南宫碑体”。

张裕钊（1823 年—1894 年），字廉卿，号濂亭，是晚清官员、散文家、书法家。张裕钊出生于湖北鄂州的一个书香世家。16 岁考取秀才，1846 年中举，1850 年考取国子监学政，官授内阁中书，主试官曾国藩赏识其才，他遂投入“曾门”，与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并称为“曾门四子”。张裕钊在京供职两年后于 1852 年回鄂，受聘主讲武昌勺庭书院。此后，他还曾主讲于江宁凤池书院、直隶保定莲池书院、武昌江汉书院、襄阳鹿门书院等。张裕钊的书法独辟蹊径，融北碑南帖于一炉，他的书法具有内圆外方、疏密相间的特点，以中锋运笔，精气内敛。笔画以斜为正，结体似圆实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赞他的书法“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认为“千年以来无与比”。

《重修南宫县学记》一碑在书法艺术方面独树一帜，其文章内容也立意极佳。《重修南宫县学记》开篇说明重修原因，在后文中阐述治理之道。张裕钊认为天下的治理在于人才，而人才需出于教育，但如今的读书人读书仅为应考，对于各种经史子集却茫然不知是何书。张裕钊还认为读书人应逐项掌握知识并付诸于实践，那么其学问足以为天下效力。张裕钊通过重修南宫县书丹与撰文，将其济时经国的思想表达出来，对于南宫县学的重塑之风寓以厚望。张裕钊的思想，放在今天依旧受用。

二、南宫碑体艺术特色

南宫碑体的艺术成就，在于它精妙地解决了书法美学中“方”与“圆”、“刚”与“柔”的矛盾统一。其笔法方起方收，如斩钉截铁，而在转折处却采用独特的“内圆外方”处理，宛如钢铁弯折，外轮廓保持方峻，内部笔锋圆转流畅，形成了筋骨内含、力透纸背的视觉效果。在结构上，它中宫紧收、四维开张，字形挺拔峻峭，疏密对比强烈，整体气象既高古雄强，又不失清雅含蓄，达到了金石气与书卷气的完美融合。

南宫碑体融古代书体之众长，吸取了篆隶之笔法，并集魏碑之大成，结构严谨而又开润舒朗，于娟秀中见雄浑，整体形象突出，节奏感强，具有淡泊中和之美。张裕钊所书《重修南宫县学记》取法于魏碑，吸收了魏碑的雄强的一面，同时还借鉴了唐楷的作品，汲取其法度严谨的一面。张裕钊成功地将这些元素“化古为新”，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面貌。《重修南宫县学记》字体结构外方内圆，方中带圆，圆中见方，颇有风神。中宫内敛，整体呈颀长形，上密下疏、外张内紧、左疏右敛，给人以挺拔劲健之感。字形整体上中宫收紧，重心稳定，但体势向外拓展，显得气势恢宏，有汉魏碑刻的古朴气象。单字注重内部空间的布白，笔画密集处紧结有力，疏朗处则开阔空灵，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结体在平正的基础上，常通过某些笔画的伸展或错位来制造险峻之势，但最终又能归于平衡，于险绝处求稳定。

张裕钊始终坚持中锋行笔，使得点画线条如铁画银钩，饱满而富有张力，力透纸背。用笔以藏锋为主，逆锋落笔，回锋收笔，中锋行笔，运笔有提有按。张裕钊所创立的南宫碑体，其转折是精髓。在横折或竖弯钩等需要转弯的地方，并不像唐楷那样顿笔后斜方而出，而是采用独特的“内圆外方”的形式处理。笔锋在内部圆转，而外部轮廓依然保持方峻的形态。这是张裕钊区别于其他书家的独特之处。张裕钊所创设的南宫碑体既有从金石碑版的雄强、古拙之气，又有文人书法的清雅和含蓄。

三、南宫碑体的传承发展

在中国书法发展进程中，自南宫碑体诞生便占据了晚清书坛的重要地位，张裕钊作为南宫碑体的开创者，其书法与教育的实践为该流派的传承与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并且依托其弟子在各个阶段的传承得以延续，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自张裕钊及其弟子为基开了第一代传承，到王洪钧及其弟子的继承，再到李鹤亭及其弟子的第三代延续，使南宫碑体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在国际文化交流与输出中留下了印记。

（一）第一代传承人——张裕钊及弟子

张裕钊在书法领域广泛涉猎诸家法帖，对北碑书法研究颇深，在雄健、厚重、古拙之美的基础上融入帖学思想，使得其风格既彰显了北碑的金石气又有帖学的灵动之美。张裕钊不仅在书法上颇有建树还在书法教育上贡献斐然，1852 年由京返鄂，受聘于武昌勺庭书院，在此期间还曾主讲于凤池书院、江汉书院、鹿门书院等，在授课期间张裕钊将书法教学列为日常教学活动，通过讲授、示范、点评等方式向弟子传授书学与人品的修养知识，认为书法是个人品德与精神境界的外在体现的思想，康有为十分推崇称“张廉卿专学六朝书，故能与之争道也”。

在国内，张裕钊在当时晚清书坛弟子众多影响深远，其中王洪钧、朱启钤等最具代表性。王洪钧，字锡三，别号七十二沽上散人，祖籍湖北，为张裕钊的得意弟子，长期跟随张裕钊学习书学知识，对南宫碑体的内涵与精髓有着深刻的认识与体会，并进行了一定的创新，注重字与字之间的气息连贯与笔画呼应，使得作品更具书写性与灵动之美。王洪钧将自身所学与思考运用在书法教育与创作中，为南宫碑体在河北等地的传播起到了深远影响。朱启钤，字桂莘（辛），号蠖园，生于贵州紫江，著名学者。其在文艺与建筑领域有着较高名望，被誉为“京城规划第一人”，曾参与京城重要建筑的改造和修缮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称其为“中国建筑的倡导者和引路人”。朱启钤在书法上深受张裕钊书学理念的影响，他取法南宫碑体，用笔简练、质朴，结构端庄，他为《哲匠录》作序时的书法体现了南宫碑体的经典特征，展示出深厚的书法功力，凭借其在文艺与建筑界的地位与影响力，推动了南宫碑体的发展与传播，也间接促进了从“书斋意趣”到“文化标识”的转变。

在国外，宫岛咏士，日本学者、书法家。宫岛咏士是张裕钊外国弟子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张裕钊称其：“此子性识乃颇聪颖，年甫十九，而甚有志向学”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1887 年宫岛咏士前往莲池书院学习，结识并跟随张裕钊学习中国文化与书法后东渡日本，开办了善邻书院并担任院长，专注于中国文化教育，同时积极将南宫碑体的书学理念进行传播，把《濂亭文集》中的书法部分翻译为日文，在张裕钊书法发展后期，宫岛咏士称：“此时先生的文学兴趣已经减退，而转移到书法方面”，后又编纂《张裕钊书法》等著作，开展书法课程与书学交流活动，得到了学界对该流派的认可，对日本书道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担任了中日文化传播的纽带角色，让南宫碑体的影响力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二）第二代传承人——王洪钧及其弟子

王洪钧作为张裕钊的入室弟子，在继承南宫碑体的基础上进行完善，成为了第二代传人，在河北大名通过收徒讲学传播南宫碑体的书学理念与技法，并进行系统研究与分析。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弟子首先从临摹《南宫县学记》与《赵充国颂》等优秀作品入手，注重基础训练，尤其重视“枯笔”的运用，通过由摹—临—背的阶段性训练要求弟子体会“枯而不滞、厚而不僵”的线条进行表现，同时要求扎实掌握结构与笔画之间的关系，随后在临摹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待笔法精进后引导弟子学习张裕钊题跋与散文，发觉“文笔相通”的字外功，又追求一种字外之韵，并且加入自身书学感悟进行创作，为南宫碑体注入新血液，使得南宫碑体以冀南地区发展为核心，也逐渐与当地文化融合为地域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角色。

李鹤亭、卢相之等是王洪钧培养出的得意弟子。李鹤亭，河北大名人，名松年，字鹤亭。其在跟随王洪钧学习期间，认真研学南宫碑体，并全身心投入其中，他将南宫碑体的章法、墨法、笔法、字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常将毛笔蘸水在青石上练习，青年时期便能够精准背写出所学内容，在作品中继承了南宫碑体的“文以载道、书以寄情”的审美思想与内涵，结体气势磅礴又不失端庄，笔画刚劲有力又不失灵动，将文学底蕴融入书法表现中，还注重研究张裕钊的文章，刘熙载称张裕钊文章：“汉末文弊，韩昌黎起而振之；先生之于书，亦尤昌黎之于文也。”为后续的学习与传承提升了文化深度。卢相之，名辅臣，字相之，大名县城关镇东大街人。卢相之深化了南宫碑体核心思想与阐释，期间他长期临习张裕钊所作的《南宫县学记》与《论学手札》，通过对比研究碑刻与墨迹精准提炼出“中实外拓”“雄强又不失温润”的笔法精髓，同时总结出了中宫紧收、外画舒展的结构规律。他通过收徒授课将南宫碑体的审美思想和文化底蕴系统的传授给弟子，有效的避免了核心价值的偏差与流失。在题写匾额与撰写楹联时将字形放大、加粗主笔来加强视觉冲击力，并且注重字与字之间的正倚关系，将碑刻专用转化到了日常书写场景。卢相之的研究为南宫碑体的发展提供了技法与理论框架，也成为了传统使用场景转换到了近代应用需求的推动者。

（三）第三代传承人——李鹤亭及其弟子

李鹤亭在传承过程中沿用了师徒制的传统模式，在河北及周边广泛收徒，同时也打破了“门派秘籍不外传”的壁垒，通过开设学堂、文化节等活动向民间普及南宫碑体的文化底蕴，从而使他的弟子涵盖不同年龄段，推动南宫碑体从“文人墨趣”转向了“大众文艺”，并且鼓励弟子积极参加近现代书法交流活动，将南宫碑体在书坛筑牢根基，推动了地域文化走向全国的进程。

李守诚是李鹤亭之子，字明善，弟子众多，又是李氏南宫碑体的形成者。李守诚将南宫碑体的理论与实践资料收取并整合，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南宫县学记》与墨迹梳理出张裕钊风格发展演变的轨迹，并撰写了《南宫碑体技法析微》为后世弟子的学习呈现了理论参考。李守诚的研究与实践，既坚守了南宫碑体的思想内核，又通过理论总结将其运用在创作中，为该流派增添了学术深度与传播动力，继承了其父李鹤亭的发展理念，将南宫碑体从文人雅逸发展到社会化的广泛传播，使得传统艺术从历史流派转向兼具传承与时代动力的艺术形态。

南宫碑体的发展以张裕钊、王洪钧、李鹤亭为核心的传承人以及弟子群体的发展脉络，实现了书法流派由奠基—耕耘—转型的完整过程，通过张裕钊对当时碑学的突破为南宫碑体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到王洪钧在地域文艺发展中的坚守与宫岛咏士的跨国传播，并且让其流派植根于国际，再到李鹤亭顺应时代发展，将其实行了多元化创新，每一代传承者在接受传承的同时根据不同历史阶段发扬着“守正创新”的优秀精神，不仅使得南宫碑体流派不断壮大，而且揭示了传统文化在一代代传承中实现了文化自信与增值的逻辑规律。

南宫碑体发展至今，形成了以河北为核心，辐射全国乃至海外（日本）的稳定传承群体，拥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展览体系。如何在保持南宫碑体核心笔法的前提下进行创新，是当代传承者面临的一大难题。过度的创新可能丧失南宫碑体的本体特征，而一味守旧则可能导致书法风格的僵化。所以倡导学习者“进入张裕钊，走出张裕钊”。首先要深入钻研，精准把握其笔法精髓与美学思想；继而要“溯源”，深入研究魏碑、篆隶，理解张裕钊书风形成的源头；同时要“博取”，广泛汲取其他书体乃至其他艺术的营养，最终化为己用，形成自家面貌。

参考文献：

[1]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第 164 页

[2]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导源第十四》,潘运告译注:《晚清书论》,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 年,第 359 页.

[3] 张裕钊著、丁有国主编:《张裕钊论学手札助读》,湖北美术出版社,1994 年,第11 页.

[4] 叶恩贤:《张裕钊传》,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1 年,第 238 页.

[5] 叶恩贤:《张裕钊传》,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1 年,第 243 页.课题备注：本文为校级科研培育项目“南宫碑体书法传承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4XJPYQN07）最终成果。